寻找“宪法时刻”
2015年1月31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宪法学
[ 导语 ]
“我认为,‘宪法时刻’的概念可与‘虚拟历史’的概念一起理解。”陈弘毅这样写道。
[ 内容 ]

“宪法时刻是这样的时刻:出现了与一般日常政治生活不同的……重大宪法性问题的讨论,并就关于这些问题的宪法性规范达成了共识……于是有关的宪法性规范被纳入了宪政秩序之中。”陈弘毅在新著《宪法学的世界》中这样写道。在他看来,宪法时刻意味着国家秩序重构的重大瞬间。

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认为,‘宪法时刻’的概念可与‘虚拟历史’的概念一起理解。”陈弘毅这样写道。《虚拟历史》一书中,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逊(Neil Ferguson)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假如某一重大事件没有发生,那么该国或世界的历史将如何改写。通过对那个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的分析,来思考该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
       
这种思路实际是阿克曼式的,对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进行区分。关乎国家的政治的构建和决断。用高全喜教授的话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建国时期都有一个非常政治状态。”在这个阶段,都有一个宪法时刻。这个时刻的政治问题关乎这个国家的秩序构建。例如联邦党人通过连篇累牍的努力,推动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的时刻;又如马布里诉麦迪逊一案,最终由马歇尔大法官作出判决的时刻;或者,1912年清帝退位的时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作为清末民初最重要的两部宪法性法律文件,先后完成了民国建立的暴力路线与和平路线的构建,始于暴力革命,结于和平逊位,这个时刻之后中国宪法秩序才真正发生了跨越千年的“古今之变”。
       
实际上,宪法时刻不会是凭空降临的。根据法社会学家托依布纳的研究,唯有社会原有的运行机制,与使社会螺旋式加速上升的动力机制发生冲突,才可能出现突然变化式的宪法时刻。托依布纳介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1789年,即法国革命推翻专制,制定《人权宣言》,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自由引导人民的高潮;另一个则是1945年,人们从政治极权主义中苏醒过来后,迎来了世界范围倡导人权、限制权力的宪法时刻。
       
因而,在历史演进的路上,有些宪法时刻是不容错过的。二战之后,尽管在不同的国家进程不同,但最终形成的国家秩序是大体相近的。在政治领域,体现为政治权力自愿接受限制;在经济领域,则体现为利益分配机制的重建,从而避免爆发式的冲突再度摧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宪法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根据陈弘毅在《宪法学的世界》中的表述,实际是诸多宪法时刻里,人们对于生命境遇形成共识,并依照立宪规程,将新的共识纳入宪法制度框架,从而确立起来的——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在宪法时刻确立起来的“宪法之治”。

文化土壤的软性约束

所谓世界,时间之维称为世,空间之度称为界。如果说有关宪法时刻和历史路口的描述,是《宪法学的世界》对于时间的揣度,那么对于东方和西方的宪法土壤的甄别,或许可以被视为对空间差异的探索。
       
陈弘毅在书中,对于基督教与宪法的关系,以及儒家文化与宪法的关系,饶有兴味地进行一番比较。结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察宪法及其“本土资源”的视角。这种视角有助于让我们在借鉴世界“通行”政治秩序时,多一分思考和审慎。
       
关于基督教传统对于法治和宪法的意义,有过许多讨论。用陈弘毅在本书中的话说,西方持续数个世纪的教会与国家相互争权、相互制约的局面,是宪法秩序的历史源头。教会作为封建社会三大阶层之一,通过参与议会会议,行使参政权;教会强调上帝的法高于统治者的法;关于教会内部的权力架构的思考,又为后来世俗国家的权力架构的设计提供了灵感。即便到了现代,上帝的尊严体现为高于世俗法律的自然法,个人的良心和尊严投影为国家权力不得干预的个人权利……这一切都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宪法传统。
       
然而,假如用简单的“非黑即白”思路来看,则可能得出这样的困惑:是否只有富含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世界,才能拥有真正的宪法和法治呢?《宪法学的世界》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些疑问,将目光投向了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观察了包括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并最终将传统中国作为落脚点,讨论来自西方的现代宪法与儒家传统之间的关系——自然,紧张关系或许难免的,无论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权力位阶,抑或是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先后秩序,还是传统政治运作的集权倾向,或许都与现代宪法之间有着诸多冲突。而且,甩掉这些旧式传统,也一度成为法制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然而,倘若只是痛陈儒家传统的泥潭深陷,抱怨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真正宪法之治的困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陈弘毅得出的结论是,华人也可以用好宪法,形成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实行法治、保障人权,让政府严格根据宪法确定的框架运作。而从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来看,宪法在这个国度扎下根来,真正具备生命力和影响力,并不是一句空话。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政府权力只有受到限制,市场才可能真正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只有公民权利充分得到保障,人们才有信心投入生产、发展经济。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运行模式的现代化,将最终推进宪法和法制的现代化。
       
在这一点上,曾经长期支撑我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则将更深层次地融入于宪法之中,扎根于人们的深层意识,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宪法特有的传统。新的话语体系将被引入人们的公共生活,并用来解释并改造儒家文化传统。
       
陈弘毅在一篇《宪法学向何处去》中,曾经担忧过苏力多年前提出的问题,什么才是中国法学的贡献?如果说第一步努力,是将西方化的法学引入进来,实现与西方接轨;那么第二步或许就是以中国的实践来实现宪法的本土化;第三步,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宪法话语对于文化传统、固有范式、生活积习的改造,进一步形成人们对于一个理想的宪法秩序的预期和共识。

文章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介绍: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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