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
2017年4月25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制史
[ 导语 ]
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正在沿着两个主要的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为了适应自清末以来“寰海交通”的发展趋势,致力于培养法科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学知识体系、法学理论分析能力、问题的规范解决能力;另一个方面是适应中国自古而今变迁中的国史民情,致力于培养学生科学地认识与区分中华传统法律的精华与糟粕,传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分。
[ 内容 ]

【作者简介】

朱勇,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

 

【内容简介】

第一节 国家雏形与法律起源

一、国家雏形:华夏部落联盟

根据历史传说,在距今约5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华夏先人,先后形成了三个大的相对稳定的部落联盟、华夏部落联盟、东夷部落联盟和苗蛮部落联盟。华夏部落联盟包括炎帝、黄帝、有虞氏(舜)及商人等部落,以黄河中上游为主要活动范围;东夷部落联盟包括太皋、蚩尤等部落,中原地带东部为主要活动范围;苗蛮部落联盟包括三苗、伏羲、女娲等部落,长江以南的地域为其主要活动范围。

三大部落联盟为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向外扩张。华夏联盟向东、南发展势力,东夷联盟向西扩展,苗蛮联盟则北渡长江向黄河流域深入。三大部落联盟之间先后发生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暴力冲突。第一次征战发生于东夷联盟和华夏联盟之间。东夷的蚩尤部落向属于华夏联盟炎帝部落的共工氏发动进攻,共工氏战败。炎帝部落因共工氏的失败而向黄帝部落求援,与其结成炎黄大联盟,与东夷联盟展开第二次征战,于涿鹿之野大战蚩尤,蚩尤被杀。第三次征战,炎黄联盟内部发生分裂,相互大战于阪泉,炎帝兵败,黄帝获胜。

获胜后的黄帝部落联盟迅速发展自身的力量,数万个部落、氏族拥戴黄帝为中原盟主,因而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部落大联盟。这一较为巩固的部落大联盟在中原大地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并在军事上采取向外扩张的态势,东征夷族,南伐苗蛮,向长江流域发展。尧、舜、禹相继成为这个中央部落联盟的首领。

三大部落联盟时期属于原始社会后期。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华夏先民已从狩猎、采集经济进入到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原始农耕经济。尤其是黄河流域,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为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原始农业的发展,使得原先因渔猎、采集而经常处于迁徙状态的原始人群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栖息地,也使得他们有了相对过剩的生活资料。部落联盟首领、部落长老以及行使部落联盟管理职责的管理层,掌握相对过剩生活资料的分配、处置权,导致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的逐渐形成。

由于进行战争和组织生产的需要,在部落联盟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些公共职能,并产生了一些承担公共职能的人员与机构。伴随着联盟的扩大,战争、生产、生活需要的提高,公共职能增加,以承担不同公共职能为直接目的的部落联盟内部机构也逐渐分化、扩展,形成分工更细致、职能更清晰、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公共管理机构。

据史书记载,三大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联盟已经开始在其内部分设不同机构,履行不同的公共管理职能。其中,黄帝部落根据职能分工,设立不同官职,以履行管理职责。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帝尧时则根据管理需要,进一步细化职责分工。 《尚书·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义”。《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舜接受禅让任部落首领以后,更为集中地掌握了部落联盟各项权力,并以这一权力为基础,在完善部落管理机构、确立部落管理制度、加强公共管理职能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任用了由其直接统辖的22名高级职官,包括治水平土的司空、播时百谷的后稷、敬敷五教的司徒、分管狱讼的士、管理百工的共工、分管祭祀的秩宗、分管律吕音乐的典乐、分管出纳帝命的纳言、分管十二州事务的州牧等。在职官的任用方式方面,舜还较大程度上听从部落长老“四岳”的意见,但舜自己已拥有职官任用的最终决定权,而且各级职官也直接向舜负责。

作为部落联盟首领领导之下的部落管理机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整顿指挥部落武装力量,执行对外征战扩张、防范外部侵扰的职能。其二,管理内部成员,组织生产、生活,确保内部秩序。对于外部挑战、侵扰者和内部不服从管理者,部落管理机构必须对其进行惩罚与处置。

作为中原龙山文化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的山西中南部襄汾盆地陶寺文化,传说是陶唐氏,即帝尧活动地域。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该文化活跃期为公元前2500~1900年 张童心等编著:《考古发现与华夏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根据考古发现,在陶寺文化遗址中,一古城城垣面积就达到200万平方米。遗址中留存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表明当时其上的建筑物宏大规整,已初具宫殿规模。另外,遗址中墓葬品数量、质量悬殊,有些墓葬品丰富多样,有大量的陶器、玉器、铜器;有些古墓,则空无一物。这表明,代表尧舜禹活动时空的陶寺文化期间,部落联盟机构已初步具备国家机器的性质。

基于生产力的提高,基于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的发展,基于对外征战扩张、对内维持秩序需要而实施的强制管理,基于以部落联盟首领、长老为中心的部落管理层手中权力的扩大,为适应进一步扩张、生产、生活的需要,特别是为了有效保护部落管理集团特殊利益,部落联盟机构通过自我完善、自我调整,内外管理的强制性功能逐步固定、强化,中原大地上,国家的雏形渐次显现。 中国古代在早期国家形成方面,通过部落联盟机构自身演化而逐步构建国家的雏形,这种方式明显区别于古希腊罗马。在古希腊罗马,国家的形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殖民运动的推动,导致新兴奴隶主阶级力量壮大,进而反对以氏族首领、氏族长老为代表的氏族贵族,并最终推翻氏族贵族的主导权,打破氏族贵族以氏族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部落管理机构,建立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新型国家机器。

 

二、从部落联盟规范到国家法律

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生产效率,人们在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同时,生活资料及其他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剩余的生活资料,既为一部分部落机构管理人员脱离生产而专司管理提供了可能,也催生了私有观念和对于私有财产进行管理的需要。部落联盟除了在持续的对外扩张及防范外部入侵方面,也迫切需要在动员出征、战场规则、处理俘虏及敌方财产等方面,形成相对稳定的规则与程序。部落联盟管理机构的扩展及其管理职责的扩大,部落成员的增加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使得需要完善部落联盟内部已有的管理规范。特别是作为已经掌握部落各项权力的首领及管理集团,希望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维持已有的部落社会秩序,保持已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并采取必要手段,阻止内部或者外部任何势力破坏秩序、改变格局的企图。

部落联盟早期,无论是内部秩序的维护,还是外部关系的处理,主要依靠部落成员对于群体的依、群体舆论的评价和自发形成的习俗。但到部落联盟晚期,内部关系的复杂化,私有观念的形成,依靠个体信念、群体舆论来维持秩序的方式已难以继续奏效。某些成员的行为对部落内部既定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维持部落内部正常的社会秩序,处理那些严重侵害他人或部落群体的行为,以部落机构的名义,对行为人施以某种报应性惩罚的做法逐渐固定化。惩罚的目的在于使行为人遭受切实的痛苦,以致于不敢再次实施侵害行为;同时,也让部落其他成员了解实施侵害行为的后果,进而起到一般性威慑作用。

固化已有的习俗,特别是将有利于部落首领和管理集团的习俗稳定化、系统化,并以部落强制力确保其效力,成为满足维持秩序、保护格局需要的有效渠道。伴随着部落联盟机构向国家机器的转化,文明社会所特有的强制性规则体系——法律也将重装登场。

中国法律的起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后期,三大部落联盟出于内部生存与外部扩张的需要,注意构建内部秩序,以提高组织效能,提升部落力量。为了维系秩序,必须惩处破坏秩序的个体;为了提高管理效能,必须保护部落首领以及管理集团的特殊利益,树立管理集团的权威;为了适应私有财产的产生,需要对个体之间私物交换的习俗与惯例逐渐规范化;为了维持部落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行,需要让部落全体成员按照一定的数量和方式,向部落联盟交纳一定数量的物质产品;为了赢得战争,必须统一规范部落全体男性成员的参战义务和全体女性成员的助战义务;为了使战争的效果最大化,必须统一处理战利品和俘虏。部落联盟对于上述行为的要求,从最初的临时性要求逐渐具有长期性;部落联盟处理个别事件的方式,也逐渐为其后处理类似行为提供参照,从而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标准性。

规范的实施,必然会给部分部落成员带来不便,甚至造成部分成员在利益上遭受侵损,因而会导致相关成员的抵制和反对。部落首领以及管理集团最初会以大部分部落成员的名义,利用群体的力量,保证规范的实施;为了提高效率,这种以大部分成员的名义、利用群体力量的方式,也逐渐演变为直接以部落首领的名义、以管理机构的名义,保证规范的实施。如果相关部落成员继续抵制或者反抗,部落首领以及部落管理机构就会动用部落强制力量,强行实施规范,执行决议。陶寺文化遗址中规模宏大的宫殿基础群,陪葬品数量品种悬殊的墓葬方式,均表明当时社会秩序背后已经具有一个强制性行为规范系统的有效支撑。

部落联盟的存续与发展,需要从权力巩固、管理职能划分、相对剩余财产的分配、部落成员的等级身份、侵害行为的处理等多方面构建秩序,并形成与秩序相关联的强制性规范。部落联盟机构在维系秩序、处理各类争端与纠纷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个案判决与临时性处置程序。通过后期解决争端与纠纷对于前期判决的参照,临时性处置程序的反复运用,再经部落首领以及部落管理集团的甄别、筛选,使得该规范性内容在更广的范围为社会所承认、接受。史书记载,新石器晚期尧舜禹时代,已逐步形成涉及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强制性规范。 《商君书·画策》:“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尚书·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时,召集部落首领大会,“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汉书·刑法志》:“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始制肉刑。”《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舜通过禅让方式代替尧而成盟主以后,根据部落联盟管理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设官分职。史书记载,舜任命皋陶为士,专司狱讼,代表部落联盟机构处理各类争讼。同时,命其整理有关刑事惩罚的行为规范。皋陶认真履行职责,整理、总结已有的各类涉及刑事处罚的相关规范,并据此提出与后世犯罪、刑罚相关的一些刑法原则,包括“明刑弼教”“刑期于无刑”“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竹书纪年》:“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尚书·大禹谟》:“(舜)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史记·五帝本纪》:“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史记·夏本纪》:“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据此,帝舜之时,刑事惩罚以及诉讼的制度已初步形成,其中关于惩罚方法的种类、刑罚的目的、犯罪主观状态的区分等,均有所涉及。《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摄行天子之政时,确立处罚方法,包括‘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

至帝舜之时,原已具有国家雏形的部落联盟机构进一步向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机构转化。各机构的公共管理职能进一步分化,维护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群体的利益成为各机构的首要任务。而在有关机构设置、职能确定、人员选任和考核等项制度的建立方面,已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强制性的行政法律规范——它们或者以命令的方式,或者以惯例的方式存在——也初具雏形。

舜禹之时,中央部落针对被征服部落确定了定期纳贡交赋制度。《史记·夏本纪》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帝禹之时,依据土地肥沃的程度以及与中央部落联盟距离的远近,部落联盟将所管辖的九州土地划分为九等,同时,也将应向中央部落交纳贡赋的数量划分为九等。  据《史记·夏本纪》载,九州及其土地、贡赋等级分别为:冀州,田:中中,赋:上上;兖州,田:中下,赋:下下;青州,田:上下,赋:中上;徐州,田:上中,赋:中中;扬州,田:下下,赋:下上;荆州,田:下中,赋:上下;豫州,田:中上,赋:上中;梁州,田:下上,赋:下中;雍州,田:上上,赋:中下。据此,在舜禹之时,规定臣服部落向中央部落交纳财物的贡赋制度以及与贡赋相关的各项规范也已初步形成,并在协调中央部落与臣服部落关系、维系中央部落各机构的运转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总之,帝舜之时,以规定犯罪与处罚、规范行政管理机构和管理职责、规范土地品级及相关的贡纳赋献等内容的强制性行为规范体系已初步形成,一套粗疏的法律制度伴随着阶级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而在华夏国家中显现。

 

 

【目录】

第一章 中国法律的起源及其特点

第一节 国家雏形与法律起源

第二节 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第三节 法律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夏商法律

第一节 夏商法律概述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司法制度

 

第三章 西周法律

第一节 中国古代早期法制的鼎盛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法律

第四节 司法制度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

第一节 中国古代早期法制的变革

第二节 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法制改革

第四节 司法制度的变化

 

第五章 秦朝法律

第一节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法制的初建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六章 汉朝法律

第一节 儒法合流与封建法制的发展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七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

第一节 立法概况与律学成就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八章 隋朝法律

第一节 法律思想与立法概况

第二节 承先启后的《开皇律》

 

第九章 唐朝法律

第一节 中华法系的辉煌:盛唐法制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十章 宋朝法律

第一节 立法成就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商事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十一章 辽金元法律

第一节 辽法制概况

第二节 金法制概况

第三节 元朝法律

 

第十二章 明朝法律

第一节 立法成就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商事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十三章 清朝法律(上)

第一节 立法指导思想与立法成就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商事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十四 章清朝法律(下)

第一节 晚清法律改革的背景

第二节 宪法文件

第三节 刑事法律

第四节 民商事法律

第五节 行政法律

第六节 司法制度

 

第十五章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

第一节 立法概况

第二节 法律的主要内容

 

第十六章 民国北京政府的法律

第一节 立法概况

第二节 代议制的蜕变与宪法文件

第三节 刑事法律

第四节 民商事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十七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法制概述

第二节 宪法文件及相关法

第三节 刑事法律

第四节 民商事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六节 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

 

 

【前言】

说明

本教科书比较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与法律制度的演变规律,主要是为了实现法学教育第二个方面的目的,试图完善法科学生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法律文化的理解,促进其对中国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理解的现代转化,并使之立足于中国更好地掌握、运用现代通行之法学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为达成此目的,在本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着重贯彻了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法律与社会互动的法制史观。某一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都是为了适应或改造社会现实,法律制度在技术上或有优劣之别,但法律的技术标准不是评价法律制度优劣的终极标准,法律的社会适应性与社会效果才是更为根本的判断标准。

第二,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相结合。中国法制史首先是一幅连续的画卷,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陈陈相因,具有极强的内在连续性;不了解整幅画卷,难以理解断代法制史的由来、现状与走向。各个时期的断代法制史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共性,却又因时为变,各具特色、各具贡献。只有将通史与断代史两相结合,才能客观而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法制。

第三,对断代法制史之阐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本教科书从阐述时代法律特征、主要法律思想、制度体系的宏观方面开始,再从各个法律制度分支的角度深入展开,详述重要法律制度的微观内容、规范技术、具体的演变状况。只有时代之宏观与制度规范之微观紧密结合,才能揭示中国传统社会与具体法律制度的内在联系,也有助于为现代法制提供历史借鉴。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陈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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