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2017年12月6日      ( 正文字号: )
作者: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 
文章标签:职业精神   随笔
[ 导语 ]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这句名诗,许多人耳熟能详,其中蕴含的高尚气节,对当代社会的人仍有巨大激励作用。与此相比,“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句话则知者不多,它同样出自文天祥,且伴随着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更能激荡人心。
[ 内容摘要 ]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营养,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
[ 内容 ]

南宋末年,蒙古入侵,临安陷落,皇帝遭擒。文天祥收拾残兵,移师广东抵抗。后兵败被俘,忽必烈多次派人劝降,并许以丞相高位,均被文天祥拒绝。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问斩。临刑前,行刑官利诱文天祥,说只要他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无他愿,只求速死。”遂被斩。次日,其妻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一首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首词取名《衣带赞》,也是文天祥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反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一种普遍的精神追求。千百年来,它不仅对读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时刻拷问着读书人的理想和气节,教导读书人应当有社会担当,也深刻影响着万千民众的价值观。在理解文天祥这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时,不能忽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浸淫中,文天祥真正读透了圣贤书,悟透了世间事,才有了这句惊天之语。放在大历史背景下,历朝历代的杰出知识分子,如司马迁、林则徐、孙中山等,无不以自己的行为深刻演绎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精义。近代以来,一批批革命先烈心怀经世济民之志,行公而忘私之举,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以利泽于民为头等大事,前仆后继,死而后已,这些都是儒学思想的真实写照。

那么,在儒学思想背景下,读圣贤书,究竟所学何事?

一曰仁义为本,克己自律。儒学讲为人之道,做人之道,其核心价值是“仁义礼智信”,在孔孟儒学看来,人生在世,念兹在兹,就是仁义二字。“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朱文公文集》卷六七)。儒学所推崇的“仁”,首先是指一种个人的修为观,它强调个人内在的道德自觉,即个人应当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朱熹对此作了更明确的表述,他说:“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更是把仁义看成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标志。“仁也者,人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首先,人无论贫富、贵贱、强弱,均应培养严于律己的品质、不断提升道德修养,仁爱是人的本性,只要能时时、事事都遵循这种本性,积极克服不良欲望,以君子之德来约束提升自身,就可以将自己与天地美德合而为一。即便是当权者,也应当做到“以德配天”,这也是对当权者所提出的一种道德要求。作为君子,应“以不仁为耻”,以良知为本,不断加强道德自律和提高道德修养,这正是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的含义。其次,它指一种与他人交往的社会观,即强调仁者爱人,善待他人。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这有利于形成一种良好的人际交往秩序。

二曰三省吾身,反求诸己。儒学倡导自省,即通过不断地内心反省,实现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道德修养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个人时刻警醒,始终保持清醒的反省意识,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三省吾身”意味着要常思己过,不断反思自身的不足,检查自身过失,而不是思忖自己多高明多伟大。做事不顺,不应推诿他人,不能怨天尤人,而应当反躬自省,从自身找原因,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常思己过”、“反求诸己”,不是说悲观地认为自己不行,而是以此为新起点,不断改过。只有时常改过,修炼道德,才能成仁,否则,就会出现孔子的这种担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只有常思己过,时常改过,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达致仁的境界,生命才有向上的动力,人生才能达到“止于至善”(《礼记·大学》)的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修为,人应当不断向“至善”的境界努力。

三曰孝悌为本,家国同构。儒学讲究“孝悌忠信”的道德伦理。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章句下》)。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仁爱的根本,“百善孝为先”,“君子务本,本为孝悌”。只有孝敬双亲,爱护兄弟,才有可能修身、齐家、治天下,从而维护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儒学提倡家国同构,即强调家庭和国家在内部构造机理上具有同质性、家庭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性。如果家庭结构不完善,社会、国家的有序治理也无法实现。家庭在社会组织功能上承担了国家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功能。一个充满仁爱的家庭,也是理想国家的结构状态,是一个国家的雏形和缩影。正因为孝悌如此重要,中国传统文化才从孝悌开始,到孝悌结束。讲孝悌,首先是讲要爱家人,把这份爱再展开一些,就是要爱他人,这也是儒学中“仁”的要义。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对此的经典写照。王阳明强调,“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传习录》八) 。可以看出,儒学从孝悌拓展出爱他人,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推演关系。

四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学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首先阐述了深刻的做人道理,一是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要将心比心,以对待自己的方法对待他人,排斥、否定自我中心主义。二是强调个人自律,无恶于身,设身处地,以己度人。在现代社会,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倡导推己及人,有利于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最大程度内达成价值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一定的普世性意义,是道德哲学上的“黄金律”,其也可以成为沟通中西哲学的桥梁和基石。

五曰格物致知,悟道觉理。儒学注重“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礼记‧大学》)。所谓格物,王阳明指出:“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 所谓致知,朱熹认为是探索事物的定理或者原理,而王阳明则将其解读为“致良知”,就是达到良知、找到良知、合乎良知。[1]概括而言,格物致知就是提倡通过学习和思考来探求事物的真理,即悟道觉理,以达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境界。在此方面,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四》的孔子是最生动的例子。在孔子看来,他的知识不是先天获得的,而是通过后天不断学习获得的,“好学”因此就有极高的价值。但“学”不仅是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更重要的是悟道觉理,即“好学”的目的是要悟道,这样才能“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

六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人生应当效法天道的刚健,发奋图强,永不停息。人生道路上难免遇到各种烦扰和苦难,但个人应当坦然面对,自强不息,应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思想与儒学的要义完全相通。如孟子认为,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个人应当具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坚韧品质,应当具有“自强不息”、“不坠青云之志”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人生应当效法地道的美德,厚实柔顺,容载万物。君子应不断修养自己的德行,培养自己宽广深厚、克让包容的品格。顺应天道,修身养性,不断进取。

七曰以民为本,明德亲民。《后汉书·皇甫规传》注引《孔子家语》:“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这体现了儒学中以民为本、亲民安民保民的思想。按照这种见解,君王要施行仁政,而仁政的核心是以民为本,立足在民,为天下苍生求幸福,即不仅要把人民当作衣食父母,更要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孟子把儒学的民本思想推到极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这种民本仁政学说对中国后世有极大影响,“民贵君轻”的思想由此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判断“仁政”的重要标准。王阳明也阐释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间的关系。他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也就是说,为政的根本目的在于明德,其实践路径就是亲民,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亲民的根本目的。

八曰天下己任,忧国忧民。虽然儒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个人修身养性,但其人文精神绝不仅仅是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为本位,而是强调家国一体、天下己任。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云:“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就是对这种精神的经典阐述。也就是说,在儒学思想中,修身的最终目的是“安民、治天下”,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此即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它也要求个人要有为天下苍生负责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有积极入世、心系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之心。这一点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钱穆就指出,“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诸多仁人志士也通过“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实际行动,验证了其正当性,更在中华民族塑造了根深蒂固的家国思想、家国天下情怀。可以说,透过“天下己任,忧国忧民”,儒学成功地把个人道德自律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使道德的约束功能与道德责任有机融合在一起。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营养,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物欲横流、精神家园失落、诚信缺失以及道德滑坡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上有所放松,不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导致我们“富而不知理,贵而不幸福”。若把上述八个方面能与党纪国法有机结合起来,相信能有效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减少违法乱纪的行为。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愈发能感觉到儒家思想精华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我们不能只注重学习各种科学技术和知识,还要学习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不断加强个人修养。

今天,我们重温文天祥的《衣带赞》,除了为其忠烈大义所感动,更应思考他提出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问题。要通过儒学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等价值理念,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并把它体现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作者: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稿件来源:王利明《法治:良法与善治》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刘磊

[ 注释 ]

[1] 《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 上册),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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