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阅读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随感
2017年12月26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巴林顿·摩尔在其《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以其宏观的视野勾勒出世界现代化的三条不同政治演进道路。他认为农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并肯定了暴力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作用。回顾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农民和暴力革命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但是其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亦值得我们深思。面对孜孜以求的现代化梦想,中国人民正在寻找一条不同以往的新的路径。
[ 内容 ]

记得临近毕业时,曾在昌平校区文渊阁的旧书库里瞥见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已然落满灰尘;一年之后,李树忠教授又在课堂上大力举荐本书。当年曾以为作者只是单纯的国别史叙述,未作深究。时至今日,方有闲暇来认真思考一下作者是如何观察走向现代化的不同路径选择。本书初版于1966年,被西方学者盛赞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所进行的重大探索”,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德克海姆的《论自杀》并列为上世纪社会科学的三大名著。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常常告诫学生:落后就要挨打。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向上的、先进的社会状态(可能主要表现在工业化),百年来仁人志士对之孜孜以求,不同的路径选择最终指向这一目标。直至今日,尚不能说历史已为中华民族开出一剂走向现代化的良方。摩尔在本书中以其宏观的视野勾勒出世界现代化的不同政治演进道路,窃以为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思考视角。


一、殊途同归: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

在本书中,摩尔通过对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历史考察,提出了走向现代化的三条道路。第一条是是通过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开辟的,是一条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联袂而行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作者称其为“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①],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薄弱,在经历了短暂和脆弱的民主时期后便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第三条道路是以俄国和中国为典型的共产主义,其中革命的发动以农民为主。迄今为止,印度的发展趋向仍然是一个谜,既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经历自上而下的保守改革,也没有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但其也步履蹒跚地赶上了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末班车,其发展能否摆脱现有的三种模式而开辟另外一条崭新的道路世界各国拭目以待。

作者认为上述三条道路是“一些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相互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②]不同背景和时代、不同时间和空间中阶级关系的不同组合,是导致三条道路差异和替代的根本原因。摩尔对于宽广历史和空间的关注,使得他避免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僵化的教条。在他的描述中,不同的社会景观充满了机遇与冲突,偶然与选择,历史发展充满种种多样性的潜能。亦即,这种通向现代化的多元化道路之产生,具有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选择,但同时也具有偶然性的存在。“一个国家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在下一阶段上改变另一国家观察问题的角度”,这也正是维布伦所说的“落后的优越性”。貌似仅仅与各个国家具体情况有关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实质上正是受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背景的影响,是各种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并且显然是从其他各国的发展进程中汲取了积极有益的成分。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结果,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③]这即是笔者将殊途同归作为本部分标题的缘由。

“摩尔的多线复合结构的历史演化图式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他自己坦率的承认,在他的研究视域之外,还存在尚未充分展开,有待深入研究的辽阔历史空间。”[④]“这种敏锐和疑虑使摩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的引入其他历史和政治因素,以期最大限度的逼近历史真实,结果就是其理论非常庞杂和富有弹性。”[⑤]我想,这或许便是全书最大的闪光点吧。


二、农民:现代化道路上被遗忘的力量

农民,这个词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固定身份的标识。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安分、质朴,抑或说是愚昧、麻木,几乎不会有人将这一群体置于现代化进程的主体地位。历史上,自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朝代兴替,所有的农民起义难免落入历史的循环,就连所谓最具资本主义色彩的太平天国亦逃不出这样的命运,或者可以说他们只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工业化大生产的社会背景下,城市中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才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此时,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农民反而被遗忘了,似乎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不发挥任何重要作用。

摩尔却认为,在历史转折点上,传统农民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农民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主体,在两大文明接替更换之际,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结构,会成为型塑未来社会发展路径的重要因子。他说,“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的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形态,使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⑥]

美国学者亨廷顿以政治学家的眼光观察到,“城市反对派集团凭借本身的力量能够使政府垮台,但是,他们不可能造成革命(笔者注:对原有体制本身的变革)。造成革命需要有农村集团的积极参与。”[⑦]摩尔认为农业商品化不同程度下的农民在世界现代化中起到了不同的革命作用,农业商品化过程中农民不同的结构性位置,强烈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走向。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可以和不同阶级联盟,既可以被民主势力利用,也可以被专制势力利用,但由于其人数众多,他们的政治取向对社会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说,“大批无地的农业无产阶级是革命造反的潜在根源。”[⑧]当然,他也提到了中国与印度的差异,并提出了一种假设:倘若一个社会是高度离散的,一方面它可以维持社会的聚合力和向农民掠取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也可以允许离散状态的存在。那么,这种社会类型常可避免农民起义。[⑨]

缓慢的经济恶化是可以忍受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来农村的生存机制被破坏,身处重重压力之下的农村和农民为了改变自己生存境遇,就会进行各种方式的斗争和变革。摩尔在探讨中国革命起源时注意到,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是中国地主并没有转变成资本家,农民也没有转变成工人,农业商品化程度很低,农民在现代化市场大潮冲之下,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日益增大,大量农民陷于破产边缘,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是中国发生自下而上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⑩]摩尔在书中独辟蹊径,使传统现代化研究中被忽视的农民成为主体之一,比起众多研究对于农民革命作用的忽视,摩尔的视角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不过,他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也谈及了农业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农民只能在其他阶级中寻找领袖,”...“农民起义的失败远比成功更为经常,”...“胜利本身总是适得其反,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11]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三、暴力:革命的关键词

暴力一词,表面上看似乎充满着血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文明程度也应随之相应提高。现代化社会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价值理想,向来染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自身便排斥暴力。在社会体制内部寻求解决冲突的途径,这是我们每个珍视和平与生命的人的憧憬。摩尔却对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冷静地指出,对残酷的圈地运动的认可,给人看到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在本书中,西方各国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诞生,都经历了一番暴力革命的洗礼。他详细分析和考察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通往民主道路上所经历的暴力冲突,打消了人们对和平过渡的天真想象,再一次向我们呈现出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他说,“不管人民怎么样看待这三次暴力动乱,争辩这是否有利于自由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演进,都应充分认识到,暴力在整个进程中是重要的一环。”并再一次强调“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是漫长的政治演变进程中异常激烈的暴力行为,从中产生出我们所谓的西方现代民主”。[12]

革命,字面上的意思,(Revolution)可以被翻译成“革新”,是使权力或组织结构发生变革的活动。革命的进程一般比较迅速,速度相对于演变或者改革快得多。[13]这是维基百科对于革命一词的定义,意味着对于旧体制的取代,那么暴力便成为革命的关键词。暴力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旧有的社会结构,扫清了通向现代化社会道路上的障碍,相反,略显温和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并不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冲击。摩尔认为,德国和日本的历史证明,“自上而下的分解旧体系,其政治后果必定有所不同,伴随保守型现代化的推进,政府总是试图尽可能的保留原有的社会结构,把旧内容塞到新的建筑物中”。[14]虽然德、日等国家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然而,短暂脆弱的民主迅速夭亡,接踵而至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却带给了世界和平及本国人民更大的苦难,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反动形式”。

摩尔在肯定暴力革命作用的同时,认为印度的确开创了一个先例。“在这里,至少一种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以及民主的重要环节,诸如合法反对派的存在,批评和建议的渠道等,未经革命暴力便确立起来。”“然而,缺乏以革命的手段粉碎过去,以及缺乏一场通向现今时代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印度的自由民主面临着稽延时日的落后和极度的困难。”[15]摩尔似乎认为这也导致了印度在现代化途中长期的犹疑不定和徘徊不前。只有在摧毁旧社会结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强大稳固的现代民族国家。

正如西方学者波吉所指出的,摩尔的观点在西方社会理论中代表了暴烈思想的回归,标志着美国社会思潮转折的重大转折:一方面,这是对(20世纪)5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右翼思潮的批判与反驳;另一方面,这也是与东西方关系弛缓以及整个世界从两极对抗向多元格局演变的历史势态相同步的。[16]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摩尔对暴力革命的肯定,有其逻辑自恰性,也有其充分的事实验证,作为历史学家,并未涉及过多的价值评判。尽管,从人性的角度,我们向往和平,但是,摩尔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空间,体现出本书的魅力之所在。


四、农民与暴力革命:回顾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中国,这个屹立于亚洲东部的文明古国,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自我发展后,终于在19世纪中期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7]当这个老大帝国终于不得不面对“天下”之外的世界时,便也是其开始进入步履艰难地近代化之路。按照传统的说辞,经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斗争,都为改变这屈辱的历史。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没有先进的革命纲领指导。诚然,注意到一衣带水的日本能够迅速通过明治改革走向强盛之路,相比之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却满是荆棘。中国共产党通过28年的革命斗争,终于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起人民的政权,整个中国面貌焕然一些。

笔者通过观察摩尔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描述,发现里面凸显了农民与暴力革命的特征,这也是中国的独特之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似乎并未对国情有深刻的把握,依据经典理论,仅仅局限在城市的武装暴动,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摩尔指出,“以共产党的胜利为高峰的1927—1949年革命的大众基础,是那些缺少土地的农民。”[18]这无疑与毛泽东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一致,当然,这也是很明显的历史事实。摩尔分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架构,认为这一方面鼓励了起义的发生、发展,另一方面也严重阻碍了它可能取得成功。他指的是,除非为了家庭和宗族,中国的农民并不习惯于一致行动,在力图创造新社会的革命中,使农民联合起来成为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19]这与日本农村完整的社会组织相比较,也是造成两国选择不同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原因。晚清以来社会的剧烈变迁,特别是抗战期间日本人周期性的扫荡和灭绝性的进攻,使人民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整体,为共产党做了两项革命的基本工作:扫荡旧的上层分子并使被压迫者们团结在一起。[20]共产党政权通过对土地的再分配,也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事实越来越明显。政府,从农民中取得更多的资源,最终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军事巨人。[21]摩尔对中国建国后历史观察无疑是清晰的。只有把知识分子抽象的和无止境的目标和农民具体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真正的改革和革命,作为潜在革命群体的农民蕴含着巨大的变革力量。“革命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并行或合作。”[22]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勃兴,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和千百万农民的有效联合。“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向人民提供了更多保护,由于中国共产党运用物质利益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方面的组织能力增强,因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使农民从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中解脱出来”。[23]农民,这个中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了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暴力革命的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国共内战,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中国的近代史充斥着血腥与斗争,而妥协与协作却不见了踪影。笔者并无批判历史的意图,只是认为中国的历史似乎缺乏了一种政治的智慧。大规模的流血和死亡,不同党派和不同政见者之间彼此残杀,不但摧毁了传统中弥足珍贵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俗,同时塑造出一种非常不宽容的政治文化,革命虽然名义上追求自由、民主和博爱(抑或是共产主义者追求的人的全面的发展),但事实上,往往会演化为,罪恶借革命需要之名大行其道。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4]虽然,暴力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迅速重构,奠定了走向现代化的基础,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并不可以做太多的苛责。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自由、民主、法治、和平种种普世的价值也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们会更加珍视文化的传承,注重培育一个宽容的社会。


五、何去何从?——中国现代化路径之展望

走向现代化,是百余年来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1949年内战结束,“开启两岸60年隔海分治的历史格局。也让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经制度,在全球冷战的大环境及台海对峙的小环境中,各自进行划时代的大实验。”[25]今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依旧困扰我们。

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一般而言,近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个人化、世俗化等。[26]对比维基百科对于现代化的定义,吾人应更加明确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向,这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变革。从改革开放初期“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基本上是经济建设),到1997年建设社会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直至今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全面规划的时代。这一历程何其艰难!

1949年,随着全面内战的逐渐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政府面临的任务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的时候,政府也逐步实现了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这种模式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巨大作用。[27]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市场化改革,逐渐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为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清晰的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现实中,我们做得并不好。对于更为敏感的政治民主化问题,笔者认为并不是迅速能够实现的,我们需要对民主有着更深刻地认识与反思。民主只是一种方式,是使我们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的目标)的手段,当然我并不否认民主的独立价值,不过我们不能将其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我们不能否认作为后发国家在迈向现代化时,政府(或者执政党)在此一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亨廷顿认为,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它的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领导作为支柱。他说,“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同样,暴力、骚乱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动荡在没有强大政党的政治体制之下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28]如何接受公众的管理和监督,我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转型为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吧,党的建设遂成为近日为国人所热议的话题。十七大报告对今后更大力度地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做出了重要部署,为党内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着重强调了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决策体制等问题。如何完善现有的党委在社会经济发展事务中的角色,推进政府整体的良好运作,都必须作出进一步的探索。[29]我们发现,今日的中国公民逐渐认识到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伴随着个人人格的凸显,参与意识的不断强化,或许我们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现代化之路。会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我仍满怀信心。



本文作者:齐敏光

本文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李军雅)

[ 结语 ]
  本书中,作者试图用翔实的资料为本书的读者揭示现已出现的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半是资料太过翔实的缘故,作者熟稔的材料于我却很是陌生,因而在摩尔那里显见的结论,我却觉得太过晦涩。《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的成书时代,距离我辈已有半个世纪有余,摩尔的论述俨然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话语,那么今天的我们面临全球化的时代,耳闻所谓中国模式的出现,应该有更多的思考。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
[ 注释 ]

[]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1页。
[] 同上注,第335页。
[] 有关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参见 王加丰:“关于东方道路理论的问题——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译者前言,第3页。
[]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68页。
[]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68页。
[] 同上注,第373页。
[] 同上注,第173—177页。
[11] 同上注,第389页。
[12] 同上注,第345—348页。
[13]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A9%E5%91%BD,最后访问时间:2011-12-4。
[14]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55页。
[15] 同上注,第349—350页。
[16] 同上注,译者前言,第5—6页。
[17]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628页。
[18]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175页。
[19] 同上注,第170页。
[20] 同上注,第180页。
[21] 同上注,第181页。
[22]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250页。
[23]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24] 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页。
[25] 马英九:“古宁头大捷60周年感言”, http://www.17u.com/news/shownews_326224_0_c.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1-12-4。
[26]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4%BB%A3%E5%8C%96,最后访问时间:2011-12-4。
[27] 参见 拙作(齐敏光):“法律与市场监管”,载中国宪政网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3485。
[28] []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页。
[29] 具体论述参见 拙作(齐敏光):“如何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载中国宪政网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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