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愿你的著作为你正名
2018年3月13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刑事诉讼法
[ 导语 ]
《实证派犯罪学》一书汇集了菲利于1901年4月22日、23日和24日在意大利那波利大学三次讲演的讲稿。这本言仅四万字的小册子,可以说是菲利刑法学说和犯罪学理论的高度浓缩。阅读这本书就象读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样,读者能深为作者追求真理的激情所感染。
[ 内容摘要 ]
菲利正是奉贝卡里亚为楷模,试图通过对古典学派刑法理论的批判,把人们从对刑罚的盲目崇拜中唤醒,向人们指出犯罪人也是“社会弊病”的受害者,社会没有理由让他们为自己的堕落承担道德责任,刑事制度应当把自己的着眼点从“镇压”转向“预防”。
[ 内容 ]

从认识“菲利”这个名子的那天起,我就被告知,此人乃“资产阶级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其学说的宗旨是为垄断资产阶级镇压人民革命、破坏法制的行径辩护。后来浏览了一些国内的刑法学书籍,总的印象是,菲利在人们心目中形象不佳,有人说,他的学说是对自由资产阶级刑法理论的反动;有人骂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苏联学者似乎对他尤为反感,时不常地把他拉出来作为自己学说的对立面,同倒霉的龙勃罗梭一起“陪斗”。 
  三年前在偶然翻阅一本《世界通史》时,我愕然了。书中说,菲利曾作为意大利工人运动的领袖,同列宁站在一起、与屠拉梯的改良主义路线做过斗争。一条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怎么会同列宁搞到一起了呢?但愿这是史史家们搞错了。为这事心里翻腾了几天,最后下定决心,去咨询一下《列宁全集》。北京图书馆马列室一位。精通俄文的管理员帮我们找到苏联最新出版的《列宁全集》,果然,列宁在几封信中都提到了菲利,并且表露出对他的兴趣,“是恩里科·菲利吗?”我不懂俄文,全凭好心的图。书管理员作翻译,“没错,就是Eh—rico Ferri。”她答道。在一种强烈的探究心理的促动下,我翻遍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菲利的历史书籍,终于对菲利的历史有了些了解:菲利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刑法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早年投身于工农运动,是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由于积极从事社会主义运动,曾失去了。大学刑法学教授的职位。在历史上,非利同墨索取尼法西斯政权没有什么呱葛,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在墨索里尼的权势炙手可热的年代里,年迈的菲利曾经斗胆走上法西斯的特别法庭,为一位刺杀墨索里尼未遂的年青人担任过辩护律师。
  在这篇书评里,我不想占用更多的篇幅来论证菲利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在当时的进步性,证明他是个民主主义者或者说民主革命者;也不想去分析现代西方学者为何对菲利的历史讳莫如深;去分析菲利的哪些政治观点得罪了“老大哥”以至被贬斥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己分子”。我只想说,当我摘掉了政治色镜,心平气和地阅读菲利的代表作《实证派犯罪学》时,感到我以前所听到的对菲利的评价是何等的不公允。


  《实证派犯罪学》一书汇集了菲利于1901年4月22日、23日和24日在意大利那波利大学三次讲演的讲稿。这本言仅四万字的小册子,可以说是菲利刑法学说和犯罪学理论的高度浓缩。阅读这本书就象读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样,读者能深为作者追求真理的激情所感染。
  历史上,一切在社会科学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_几乎都是当时新科学发现的鼓吹者,菲利和贝卡里亚在刑法学观点上虽然相距甚远,但他俩却都是旧学说的批判者和新科学的倡导者。菲利也许意识到自己与贝卡里亚命命相关的牵连关系,在批判贝卡里亚的刑法观点时是非常谨慎的,他充分肯定了贝卡里亚学说的历史进步性,热情地称赞贝卡里亚“掌握着真理的神奇力量,他不愧为当时的电子储存器,把时代气氛中即将来到的革命预兆——人类良心的震撼,统统收集起来了。”(《实证派犯罪学》,芝加哥—1918年版,第19页)菲利正是奉贝卡里亚为楷模,试图通过对古典学派刑法理论的批判,把人们从对刑罚的盲目崇拜中唤醒,向人们指出犯罪人也是“社会弊病”的受害者,社会没有理由让他们为自己的堕落承担道德责任,刑事制度应当把自己的着眼点从“镇压”转向“预防”。
  如果说贝卡里亚的刑法学说是以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和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基础的话,那么菲利刑学说的科学根据是达尔文的科学根据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龙勃罗梭的犯罪人类学(篇幅不允许我再为他打抱不平)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尽管菲利对后者的运用显得有些蹩脚。菲利竭力把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运用到对犯罪原因的解释当中,他特别强调社会因素同犯罪的因果联系他写道:“任何足以使人类生活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状况,都是引起犯罪的社会因素。我们的文明中显然存在着引起犯罪的经济因素,自由竞争规律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同类相食,其法则即你死我活。在有限的职业中,工人的竞争就等于一些人的就业是建立在他人失业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变相的人吃人形式。竞争者不象原始人那样相互吞食,而是通过诽谤、推荐、保护、金钱等手段搞垮对方,以保证最善交易的地位,而使最诚实、最有人才能及最有自尊的人沦于饥饿的痛苦之中。”(《实证派犯罪学》75—76页)菲利把犯罪视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的极端形式,有以这种相互倾轧为基本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因素当然是促使人们犯罪的主要原因。菲利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人与人平等的现实,相互倾轧的犯罪形式将被彻底消除,剩下的只是些需要医治的“退化行为”。
  从菲利的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菲利把犯罪看作一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一方面,犯罪人一般说来都具有一种为生存而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吞食”的自然本性;另一方而,社会上又存在着剌激这种自然本性以极端形式发作的诱因,这种社会诱因主要同社会经济条件相连。因此,菲利说犯罪地理是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交识、相互作样。显然,菲利在解释犯罪问题时,一方面试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他自己的话说是“经济决定论”)揭示犯罪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这一探索,试图从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求与社会原因相互交织的其他原因。


  我并不认为菲利对犯罪的人类学因素和自然因素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或玷污,相反,我认为他的这种探讨是符合科学发展方向的,我设想,如果马克思有写完他的《资本论》后转而研究犯罪学,他老人家也一定会吸取当是最新的科学发现,对犯罪原因做出精湛的综合性解释的。问题在于,唯物论对犯罪的社会原因进行解释时并没有成功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只看到贫困、失业、恶劣的生活环境,资本主义竞争等等社会条件对犯罪的诱发作用,而没有注意到那些罗列着罪名的法律本身并不一定就是科学的标准或公正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如果把犯罪类比为精神病,实际上就给犯罪涂上了一种“中性的”色彩,似乎一切正常人都会承认它是一种病态。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龌龊的行螺旋转动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很多正直的行为则被宣布为是“病态的”,在这种情形下,犯罪与精神病有一个重大区别,精神病是正常人所确认的病态,而某些犯罪则是病态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正直行为。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象医生治疗精神病那样对犯罪人进行“矫正”,有很多情况上只不过意味着让他放弃正直的行为,进入真正的病态。
  菲利出于科学研究的愿望把犯罪作为一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加以观察和分析,然而当他观察和分析犯罪的“社会因素”时,却没有发现他的研究对象有时只是一种假象,真正需要观察和分析的应是立法者的意志和病态社会的病态需要。菲利的这些理论错误主要产生于他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欠缺和作为法学家所难以摆脱的一种法理偏见,但是我并不因此而认为菲利是想粉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想为镇压人民革命辩护,不,菲利决没有这样的意图;《实证派犯罪学》全书都不得能为此做证,尤其是书中关于政治犯罪问题的论述。菲利把犯罪分为两类:退化的反社会行为和进化的反社会行为,而相当一部分政治犯罪就属于后一类,这种“进化的”犯罪人“不是出于利己主义的动机实施行为,而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反抗现存秩序的非正义。”(前书第78页)“这种进化的变态人常常是人类进步的工具”。(前书第76页)菲利呼吁必须减轻对这类犯罪的处罚。怎能设想,一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会把从根本上威胁本阶级统治秩序的政治犯罪称为“进化的”犯罪,并以同情的口吻呼吁对之予以宽大呢?
  纵观近代刑法发展史,对犯罪人的怜悯心似乎是所有进步的刑法改革先驱者的共同心理要素,这种怜悯心表现为两方面,一、不把犯罪人的行为看逆不道的事情,而认为是有一定条件下人人者难以避免的;二、厌恶统治者严酷的刑事政策,厌恶对犯罪人实行的不人道刑罚待遇。刑罚制度是整个上层建筑中受统治意志控制得最严的一部分,社会文明的滚滚浪潮到了这里大多只成为轻浪余波;社会改革的激烈呼声当通过刑法学家的嘴和笔表达出来时也常常变成了一篇措词谨慎的谏书。因此,当我们听到一位刑法学家有正式的场合向社会直抒对犯罪人的怜悯之情时,应当体察到他内心里积压着多么强烈的对旧秩序的痛恶,并怀有何等的勇气要在这最沉闷的空间里发出一声改革的呐喊。菲利在关于实证派犯罪学的三次讲演讲中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对犯罪人所抱有的深切的怜悯之心,他对“自由意志论”的批驳、对促使人犯罪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揭露、对影响犯罪人行为的人类学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关注、对旧刑事制度把犯罪人当作法律条文的活标本 的作法的抨击、关于减轻对政治犯罪的刑罚的呼吁、关于用医疗手段取代刑罚的设想以及对“犯罪饱和论”的阐述,这一切都不得是这种怜悯心的佐证,都足以证明菲利的学说是对旧的刑事制度的批判,是对新的、比较合理、比较人道的刑事制度的设计。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身处资本主义统治之中的刑法学家必须以喊出“砸烂资本主义刑罚制度”的口号来证明自己的进步性或革命性,如果那样的话,也许现代刑事制度的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实现。
  我的议论该就此为止了,我并不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读者,而只想以此来引起大家对《实证派犯罪学》一书的兴趣,引起人们对菲利刑法学说的兴趣。欣闻司法部“预防犯罪与劳动改造研究所”最近将编辑出版一套“犯罪与改造研究丛书”,其中收入了郭建安翻译的幸哉!菲利,但愿你的原著能为你正名。



本文作者:柯文

本文来源: 《比较法研究》1987年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李军雅)

发表评论
推荐阅读
寻找“宪法时刻”
“任何一个国家的建国时期都有一个非常政治状态。”在这个阶段,都有一个宪法时刻。
《商君书》中“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辨析
《商君书》对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但是,这种重视又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内在的本质差异,需要正
向民间规约和古代律法道别?
《民间规约与中国古代法律秩序》对于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及其在古代法律秩序中的地位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与解读。
热门排行
学术公告
问答集锦
相关文章

编辑:李军雅

向编辑提问:

分享

扫二维码
用手机看民商
用微信扫描
还可以分享至
好友和朋友圈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本网站由王利明教授创办并提供全部运作资金 Copyright◎2000-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66828号-27 
E-mail: ccclarticle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