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之路的可贵探索——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读后
2018年3月22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之一,《校邠庐抗议》一书是他的代表作。书中对改革清朝弊政,采取西学,以达富国强兵之路,做了可贵的探索。本文除对这两个方面做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外,还指出了冯桂芬的思想对于洋务派、维新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学习西方的目的在于“驾而上之”,其立脚点在于自强。这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 内容 ]

一 

  《校邠庐抗议》一书,是冯桂芬根据自己二十余年从政作幕的实际经验,并以十年读书所涉猎的天文、舆地、兵制、刑法、盐铁、河渠、钱漕、食货等多方面知识为基础,于1861年撰写而成的。冯桂芬以思想家的敏锐眼光,立足于古今之变、中外异势的时代背景,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清朝统治的积弊,提出了采纳西学,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这不仅上承龚自珍、魏源的思想余绪,而且对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冯桂芬的思想中虽有适应世界潮流采西学的一面,但此书的立论却仍不得不奉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这既反映了时代国情所加给他的思想烙印,也反映了披荆斩莽的先驱者所受到的羁绊和局限。如同他在该书《自序》中所说:“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
  为了阐明此书“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他从十二个方面论证了三代圣人之法善,而今日之法弊,实际是借圣人之法为名,抨击现实的弊政。稍早于冯桂芬的龚自珍、魏源,也曾对晚清的行政与司法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是以经世致用自诩的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只是涉及问题的层面龚魏不若冯氏之广泛,更缺乏冯氏的洋务色彩。
  冯桂芬虽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全书的宗旨,却并非意在复古。他以明确肯定的语气说:“然则为治者将旷然大变一切复古乎?日:不可”。理由就是“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又戒生今反古”。他强调治理国家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不能一味拘于古法。同时他也指出“古法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结论就是“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和在文化上既尊重传统,又批判传统的矛盾统一观,是从实际出发的,是立足于改制更法的。
  此书以“抗议”为名,是借用《后汉书·赵壹传》语即“位卑言高之意”。说明冯桂芬写作此书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唯恐为当政者所忌,“固宜绝口不挂时政”;另一方面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和民族自尊的爱国主义情操,使他“明知有不能行者,不可行者”,仍然愤笔成书,邠之世人。如他所说:“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存之以质同志云尔”。[1]
  《校邠庐抗议》为正在兴起的洋务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向西方学习的具体方向。因此主持洋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致书冯桂芬,称赞此书“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至其拊心外患究极世变,则又敷天义士所切齿而不得一当者一旦昭若发蒙,游刃有地,岂胜快慰。……天下之大,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绪,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2]
  同时代的思想家王韬也称赞此书“补偏救弊,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泥于古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确为“今时有用之书也,贾长沙(谊)、陈同甫(亮)逊此剀切矣。”[3]


  二


  《校邠庐抗议》连同附议共四十七篇。其中属于抨击时弊,匡补缺失的篇章占绝大多数,如:“公黜陟议”、“汰冗员议”、“免回避议”、“厚养廉议”、“许自陈议”、“复乡职议”、“省则例议”、“易吏胥议”、“折南漕议”、“利淮盐议”、“改土贡议”、“罢关征议”、“节经费议”、“筹国用议”、“杜亏空议”、“复陈诗议”、“变科举议”、“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停武试议”、“减兵额议”、“严盗课议”、“重专对议”、“变捐例议”、“绘地图议”、“兴水利议”、“均赋税议”、“稽旱潦议”、“改河道议”、“重酒酤议”、“收贫民议”、“劝树桑议”、“壹权衡议”、“稽户口议”、“崇节俭议”、“复宗法议”、“重儒官议”、“裁屯田议”、“寓兵于工议”、“通道大江运米运盐议”、“垦荒议”、“用钱不废银议”、《以工巧为弊议》等。
  从上述诸议中可以看出冯桂芬的视野所及十分广泛,而且多是经验之谈,不仅言皆窾要,并且辅之以改革的具体措施,因此,受到极大的重视。曾国藩在复冯桂芬的信中说:此书“传抄日广,京师及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他自己在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曾就金陵召开乡试和苏松太地区减漕赋二事,向冯桂芬请教,表示“弟不敢拘执己见,俟台旌至金陵之日,鬯聆至论,以祛疑滞。”[4]
  为了说明冯桂芬这位忧世愤俗的思想家,对于清朝弊政的冷静观察和透辟分析,以及他对于改革弊政的审慎思考,特举以下二例加以评介:


  例一、汰冗员、变捐例、易吏胥
  冗员、捐例和吏胥三者相互联系与孳生的是晚清吏治败坏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封建社会后期专制统治与社会发展相悖的突出表现。自隋唐以来为了防止冗官出现,曾经制定“署置过限”之法,违者治罪。但至清代,由于捐例大开,遂使署置过限之法成为具文。通过捐纳入仕之官的素质自不必言,即使科举入仕之官也只是精于八股制艺,而矇矇于世事民情,由是而使吏胥擅权。晚清时期有识之士对于冗员、捐例、吏胥的为害虽有所抨击,但将三者联系起来一并予以鞭挞的,当属冯桂芬。
  冯桂芬在《汰冗员议》中说:“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浚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亦何苦而设此累民累国之一位哉!”。如果说冗员“累民累国”是历代封建王朝步人晚期的共同特征,那么,清代的冗员还有其自己的特征,那就是冯桂芬所说的“冗于大”、“冗于要”、“冗于十百”。他痛心地说:“今之冗员多矣,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十百”。其结果必然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推诿之风笼罩官场。
  根据《大清会典》记载:内外文武官员共二万七千余人,“于古不为多。”但是“大官之多,为汉以来所未有。”“国家鼎盛之时,物力丰盈”,冗官之害,常为“人所不觉”。随着国势衰微,冗官日益成为百姓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为“汰冗员”,冯桂芬提出有些机关如监督织造必须全裁;有些机关如按察使司应与布政使司合并;而多数机关可以减员额之半。
  清朝冗官之所以充斥朝堂上下内外,又是和捐例盛行分不开的。顺治初年士子可以“纳粟入监”,已革职的官员“分别纳银,许其开复原系官职”[5]尚无捐官之事。康熙十三年为补充平三藩叛乱军费之不足,在“搜集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的名义下,实行捐纳制度。为了防止捐纳官滥用职权,曾经规定:“捐纳官到任三年,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6]雍乾时期,道府、郎中、游击等文武官员均可捐纳,从而开搁了地主、商人进入官场的捷径,遂使“异途”冲击了科举入仕的“正途”。捐纳制度的实行,虽然对国家财政有所补益,但却使官僚机构急遽膨涨,冗官充斥,吏治败坏。尤其是嘉、道以后,捐纳多补实缺、要缺,许多根本无从政经验而以利禄相希求的人进入官场,其危害更加明显。冯桂芬说:“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7]。在这里冯桂芬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晚清官场上的这个恶性循环,并且指出了形成这个恶性循环的不只是捐纳,更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他大声疾呼:“居今日而论治,诚以停止捐输为第一义”。[8]
  通过捐纳进入仕途的官员,只以追逐得利为目的,完全谈不上道德文章、治国理政。即使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也只熟悉八股制艺之学,对于国计民生、社会民情、经济、司法大都目蒙然无知。因此冗官不只是数量的多少,更重要的是素质的高低。由于冗官学识浅薄,从而为胥吏擅权,提供了机会。
  明末顾炎武曾经痛斥明代吏胥之害,他说:“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9]至清代,无论部、院、司、省、道、府、县各有吏胥,以致流行着“清朝与吏胥共天下”之词,其为害也更甚于官,所谓“任你官清似水,难免吏滑加油。”虽然从顺治朝起,使严定律例惩治吏胥玩法行私、舞文作弊,但收效甚微。嘉、道以后,清朝的政治明显下滑,吏胥虐民害政的弊端也更加凸显出来。
  冯桂芬以深沉的笔触揭露说,清朝吏胥的社会地位虽然“等于奴隶”,但他们的权势却“驾于公侯矣”,“出于宰相大臣之上”。而且“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继以噬国。”国家养百万吏胥,“不啻养百万虎狼者是也。”他谴责说:“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如果再不思改变吏胥专权的现状,无异于“以国计民生全付之奴隶盗贼也。”他建议首先大大减少吏胥借以生存的繁琐案牍。其次,“外官可并其事于幕”,以募代吏;再次,由诸生中选取有才行之人,担任大吏及部院幕职;最后,设“幕职”一途,与科目、荐举二途并用。他认为如此“则人知自重,舞文牍之风庶几少衰息乎”。[10]
  然而清朝吏胥的存在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开明的官僚和士大夫虽都痛诋它是败坏吏治的丛弊之薮,也提出过种种设法防范与惩治的措施,但由于它置根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土壤,是腐朽的专制政治的产物,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考选制度、文书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或议之而不能行,或行之而不能果,直到清朝覆亡才最终结束了吏胥为恶的现象。


  例二、省则例,避免挟例牟利
  冯桂芬指出:“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于乎尽之矣。”吏以利为目的,以则例为手段,这揭露是何等的深刻和犀利,它说明晚清时期的吏治与法纪已经败坏到适以召致天下大乱的地步。
  则例是清朝制定法的基本形式,不但各部院皆有则例,而且重要部、院的下属机构也有相关则例。本来制定则例的目的,按冯桂芬所说是为了“治天下也”。客观而言清朝的则例对完善行政立法、规范行政行为,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则例条文日益繁杂,以政各部则例多有不尽统一之处,即使一部之间的则例也因颁定有先后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规避行政责任,各级官员往往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丧失了则例原有的积极意义。在为政者摇手触严,动辄得咎的情况下,为了规避行政责任,官员们只能依靠幕吏,使得官司之权下移吏胥。冯桂芬说:“则例的大纲“尚不失为治天下宗旨”,则例的条目,则“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信,其终则郑声谵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11]他举赋税则例为例,说:“凡则例等书‘关涉银钱’者尤如牛毛嘹丝,令人不可猝■,此皆舞弊之经传也。”又说:“赋役全书具在,骤阅之,但见款项之繁多,名目之猥琐,分合杂糅之离奇,非老于此事者无从得其每亩征税之数”。[12]那些靠八股制艺起家的尚书、侍郎、虽遍阅全书也不可能查知苏松地区与其他省赋税的差异所在,只能听由钱谷吏胥窃夺国家财政的实际权力,任其中饱私囊。冯桂芬愤懑地说:“凡户工二部纪银钱之书,皆胥吏舞弊之书也。”
  早在冯桂芬之前,龚自珍在抨击清朝法律制度的弊病时,便指出了苛细的条例使得官与民都遭受重重束缚,失去了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压制了才智的发挥。他说:“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13]他希望“圣天子”“删弃文法,捐除科条,……内外臣工有大罪,则以乾断诛之,其小故则宥之,而勿苛细以绳其身”。[14]冯桂芬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卿贰督抚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无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转信吏也,慎孰甚焉”。他建议如果援引新例,不足以判明是非曲直,则“小事两可者,卿贰督抚以理断之”,而不必完全拘宥于例。
  龚冯上述观点,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会导致君权与官权的膨涨。从而助长了人治的倾向,而使对某种行为的判断失去了法律的依据。为了避免矫枉过正,冯桂芬下述编定简明则例的建议是可取的。他认为应该采取果断的手段,对繁苛的则例,“非一编菅一秉秆拉杂摧烧之,则天下不治”。具体说来“宜简谙习吏事大小员数人,纳绎会典则例等书,挈存其要,名之日简明则例,每部不得逾二十万言,旧册存之,旧例旧案,无论远近一切毁之,以新例颁发大小官员……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同时他也建议删去套语,颁定统一的上下行文书和呈状纸呈式等等,以养成务实和规范的风气。他认为例简则易知,便于掌握,是有效的抑制吏胥挟例牟利的良方,他说二十万字的简明则例“不过两帙,纵中材暮齿不习吏事亦能通晓”。[15]冯桂芬的上述主张显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革涂清朝拘于文法之弊的良方。


  三

  在《校邠庐抗议》中最具有价值和最足以反映冯桂芬思想中进步性、时代性的,莫过于他对西学的倡导。这在他的《制洋器议》、《采西学议》、《善驭夷议》和《上海设立同文馆议》等篇章中,都有详尽的阐发。
  在《制洋器议》中,冯桂芬站在天朝大国的传统立场上认为:“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美),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而且“五洲之内,日用百需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正是这种带有盲目自负的心理,使他痛感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屈辱求和和资本主义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劫掠,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他认为“广运万里”,“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的“第一大国”,却“受制于小夷”“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并非偶然。他总结说:“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在这里,冯桂芬已经朦胧地接触到君主专制与西方民主的优劣问题。但是他或者没有真正认识到,或者有意避开这个要害问题,所以只是提出“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他一方面批评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因为“以疏间亲”,不但“万不可行”,而且“欲以战国视诸夷”,与“中西杂处”的时代已大为不合,无异于“胶柱鼓瑟。”另一方面,却也赞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且提出“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通过以上种种措施,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就能迎头赶上,不被时代所遗弃。他充满自信他表述说:“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冯桂芬的这些论断,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赶上和超过西方的进步思想家。他还举出日本等国仿造西洋船炮渐趋强盛为例,证明中华大国不能“纳污含垢以终古哉”。
  冯桂芬还从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明制洋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说:“夫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他批评反对师夷制夷的言论是“迂阔之论”。并指出空谈攘夷并不难,难在“试问何具以攘之”。对于器和礼的关系,冯桂芬在此议中只是提出师夷要在“用其器非用其礼”。而在另一议中,则进而阐发了“中体西用”的理论原型。
  冯桂芬不但把制洋器作为“雪耻”、“复强”的根本方术,强调通过自造、自修、自用洋器,“内可以荡平区宇”,外可以“雄长瀛寰”,“雪从前之耻”,“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且从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关系和发展趋势来论证,只有有了洋器,才能使中国“有隐然之威”如遇外敌入侵,“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只有这样,“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人类社会也同生物界的进化一样,充满了弱肉强食,物竟天择的斗争。有鉴于此冯桂芬向当政者大声疾呼,如不及早为计,“不独俄英法米之为虑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
  对于西方国家“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冯桂芬以正视现实的坦然心境表示:“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重要的是知耻自强。他说:中国“人才健壮未必不如夷”,如果“九州之人,亿万众之心思才力,殚精竭虑于一器,而谓竟无能之者,吾谁欺。”他强调“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
  在《善驭夷议》中,冯桂芬阐述了“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理由就是“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既然夷不可灭,就需要讲求驭夷之道,否则夷务坏而国家危。他说:“驭夷之道不讲,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


  上述议论,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外交涉均以清政府失败的实际教训中总结出的,是对清朝大员缺乏国际知识,以致战和不定,举措乖张的批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下具体的驭夷之道。其一,不能一切曲从;其二,需要据理交涉。他说:“夷人动辄称理……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他特别指出中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为“百国所垂诞”。从英俄不断逼近中国边疆的事实中,可知“诸夷不能无异志……而和不可以久恃”。在这种背景下,讲求驭夷之道,最重要的是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只有自强,无论发生何种事变,都能“有以待之”,立于主动的地位。由此可见,冯桂芬《善驭夷议》的根本着眼点在于自强,这是很有见地的。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发挥驭夷之道的作用。
  在《采西学议》中,冯桂芬首先指出:今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中国传统的某些文化知识已经落后于时代。他说:西方国家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这不能不是中华“学士之羞也”。他从“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基本认识出发,提倡采西学,即向西方国家学习。而且采西学,不限于“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轮船火器”等。中国凡是现藏西方国家的书籍,应“择其有理者译之”,凡有益於国计民生者,都应该广泛取法,而不应视其为奇技淫巧。
  冯桂芬对于“采西学”不仅充满了信心,而且把它的落脚点置于“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他把这看作是采西学的“要务”,舍此便失去了方向和动力。
  在《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中,冯桂芬从“通商为时政之一”的角度提出“既不能不与洋人交,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所收称物平施之效”。他赞赏总理内阁事务衙门下设的同文馆“招八旗学生,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的举措,“最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他提出在上海广州洋人总汇之地,“仿照同文馆之法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育……三年为期”,同时翻译西人擅长之书。如此“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16]使中国挤身于强国之列。


  综括上述,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而产生了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新思想新文化。为了救中国而寻求新思想,再将新思想用于改革变法,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因此,近代史上的爱国者、思想家和改革先驱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
  传统的封建文化发展至近代,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文化起了导向的作用,冯桂芬就是在封建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遗痕和影响,但是他从中西对比中感到传统的封建旧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振兴民族的需要。因而抛弃了以夏变夷的传统,转向师夷制夷。曾经被视为邪说的西学,成了救国的良方。尽管冯桂芬对西学的认识还是肤浅的,更多的是停留在技术层面,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还没有摆脱旧文化的束缚。但是他所设计的“中学为本,西学为术”的方案,较之魏源“师夷”的观点,无疑前进了一步。不仅具有可操作性,更为可贵的是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不是停留在“治夷”,而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说明冯桂芬的眼界要比开风气之先的龚、魏高明得多。这种赶超西方的思想是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百般欺凌的条件下提出的,可以说是时代的最强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所设计的试图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方案,不仅受到了正在兴起的洋务派的礼赞,而且在此书出版三十年后仍然受到维新派的高度重视。大约在光绪十五年初,翁同和就向光绪帝推荐了《抗议》一书,光绪帝对该书《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有关洋务的内容极感兴趣,并令臣僚将此数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
  戊戌变法期间,充任光绪帝师傅的大学士孙家鼐,也向光绪帝上《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他在慨叹该书主张未见实行之后,特别建议将《抗议》发交群臣讨论,并说:“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然即今为之,犹愈于不为也。……《抗议》书版在天津广仁堂,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不可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17]孙家鼐上疏的当天,光绪发出上谕:“着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18]不久,包括大学士内阁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理衙门等中央各部门及顺天府尹,所属州县在内共372人在《抗议》上签注意见。戊戌变法期间涉及洋务、西学的许多措施,都与《抗议》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遗憾的是戊戌变法旋即失败,这部《抗议》的历史命运正象冯桂芬《自序》中预言的那样只好“存之以质同志云尔”。
  从《校邠庐抗议》一书可以看出,冯桂芬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抨击时政、改制更法的主张,而且涉及的范围更为宽泛,议论也更为具体。但由于他生活与活动的时代晚于龚、魏,而且面对着太平军对清朝的强烈攻击,和英法等殖民国家的深入侵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地主阶级的官僚士大夫的冯桂芬完全站到敌对太平军的立场上,而且陷入了借洋助剿的泥淖。这不是偶然的,在太平军和西方侵略者两种威胁面前,清朝统治者认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不过是“肘腋之忧也”、“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19]这个观点在官僚士大夫中是很有影响的。冯桂芬就是在“贼可灭,夷不可灭”的形势下,作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上述选择。
  耐人寻味的是与冯桂芬同时代的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歼,虽然出身经历不同,又处在敌对的营垒,但他们在采西法,仿行西制的问题上却是不谋而合,尽管他们的认识有深浅之分;方案有繁简之别;政治目的更是大相迳庭,但却说明了一点,就是在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的思路是带有某种共同性的。



本文作者: 张晋藩

本文来源:《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137页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李军雅)

[ 注释 ]

[1]《校邠庐抗议》自序。
[2]《曾国藩全集》,《书信七》,同治三年九月初五日。
[3]王韬《校邠庐抗议》跋。
[4]《曾国藩全集》,《书信七》,岳麓书社,4736页。
[5]叶梦珠:《阅世编》,见《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第64页。
[6]《清史稿·选举志》。
[7]《校邠庐抗议》、《变捐例议》。
[8]《校邠庐抗议》、《变捐例议》。
[9]顾炎武:《日知录》卷八。
[10]《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
[11]《校邠庐抗议》《省则例议》。
[12]《校邠庐抗议》《省则例议》。
[13]《龚自珍全集》第一辑《明良论》。
[14]《校邠庐抗议》《省则例议》。
[15]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1册509页。
[16]《戊戌变法》第2册430页。
[17]《戊戌变法》第2册40页。
[18]《戊戌变法》第1册529页。
[1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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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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