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看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
2018年12月6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的社会作用   法的价值
[ 导语 ]
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揭露了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本质 , 指出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是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灵魂,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败坏了森林立法的正义品格,从而主张森林立法应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以公益为重心,坚持普遍联系的思想。
[ 内容摘要 ]
马克思在《辩论》一文中采用利益分析的方法, 透过议会辩论的表象,揭露普鲁士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本质,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森林立法观。本文总结出了马克思森林立法观的三个方面:森林立法的人本观、社会本位观和公益观。并归纳出森林立法的目的,即要缓解工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对抗,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
[ 内容 ]

19 世纪初,工业革命席卷德国,催生了容克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饥饿驱使人们到地主的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虽然有1826 年《普鲁士刑法典》对擅自砍伐和盗窃林木行为的严厉处罚,但上述事件仍有增无减。在莱茵省的克莱沃等地区,许多人这样做竟是为了被送进拘留所领一份监狱口粮[1]。1836 年,在普鲁士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有15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在严峻的社会形势前,普鲁士统治者反而出台一个更为严厉的法案,将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等行为也作为盗窃犯罪处理。马克思根据1841 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于次年10月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下简称《辩论》)一文,谴责了资产阶级立法机关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穷人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地提出了其森林立法观。


1.马克思对普鲁士森林立法的批判

马克思在《辩论》一文中采用利益分析的方法, 透过议会辩论的表象,揭露普鲁士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本质,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森林立法观。

1.1 林木所有者利益的自私性

马克思发现,当某项法律涉及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时,林木所有者就会斤斤计较。可见,私人利益永远是狭隘小气、自私自利的,他“只是看到自己吃亏的事情” ,只是看到别人“踩了他的鸡眼”,“他把自己的鸡眼当作观察和判断人的行为的眼睛。”由此,马克思认识到:“利益是讲求实际的,”但是“私人利益总是怯懦的, 因为那种随时都可能遭到劫夺和损害的身外之物, 就是私人利益的心和灵魂”[2]

人们发现,护林官员与林木所有者之间存在利益交叉关系,因为前者是从后者那里领取薪俸的,如果让护林官员兼任被窃林木的估价者,必然发生角色混淆和裁判不公等后果。客观上,林木估价者应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被窃林木, 用普通的尺度来衡量它。但护林官员与估价者不同,“因为他每次在笔录中确定被窃物的价值时,也就是在确定自己本身的价值”[1][3]

在司法原则上,估价者 “应该保护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利益,防止私有者提出苛刻的要求。” 但同时他又代表林木私有者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要 “用拳头为林木的利益服务”[1],另一方面“又应该用头脑为林木的敌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角色的双重混淆使他在人格上发生了“双重分裂”。在林木盗窃案发生时,护林官员是告发者,这使得其 “法官” 的角色定位与其 “追诉者”的角色任务相互混淆。

私人利益更卑鄙的地方还在于,它为了达到将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变为犯罪和自己收入的一项源泉,不惜编造空话和谎言, 干出损人利己的勾当。例如,在将违反森林法的人送往林中强迫劳动比将他们送往监狱更有利时,私人利益就从对监狱的赞美变成对监狱的贬损和对林中强迫劳动的颂扬。

1.2 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是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灵魂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马克思发现,不是法在规制利益,而是利益在支配法 。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中,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支配了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利益、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支配了社会各阶级的公共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支配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捡拾枯枝和采摘野果的行为即便在1532年的《查理五世刑律》中也不算犯罪,该刑律只是把偷取砍下的树木和擅自砍伐林木视为犯罪。枯枝和野果是自然的赋予物,它属于先占权的对象,捡拾或采摘它们属于穷人的天然权利和历史权利 。

可见,在林木所有者是立法者时,他可以将狭隘的、卑鄙的私利打扮成普遍的、高尚的社会公益,同时将别人的天然权利变成不法行为。而且他还将这种“不法”变成其获取利益的一个新的源泉:他可以从“犯罪”中获得民事赔偿和刑事罚款,而后者本应上缴国库、用之社会。

林木所有者在整个立法辩论中可以不遵循任何原则,但“维护其私利”却是他始终坚守的原则,这条原则强大到足以压倒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人性、自由和生命。为了私利,林木所有者即使让“法和自由世界会因此而毁灭也在此不惜。”由此,马克思最终发现:“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是对物质的林木的侵犯,而是对林木的国家神经即财产权本身的侵犯, 是不法意图的实现”[4]

1.3 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败坏了森林立法的正义品格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许多自相矛盾的条款(比如第4条、14条、15 条、19 条)在省议会上顺利通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省议会立法能力的欠缺所致。但通过仔细分析,马克思发现这是因为整个议会辩论都在受林木所有者的利益这双无形的手操纵的缘故。

林木所有者通过其代言人制定对其有利的法律,有时他甚至亲自出马,由自己来制定法律。所以“凡是在法为私人利益制定了法律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为法制定法律”[5]。私人利益可以置法的原则和逻辑于不顾,制定对其有利的法律,有时它甚至觉得法的形式是多余的,因为后者阻碍了其利益的直接实现。也正是这样,林木所有者的私利正在毁灭法和整个自由世界,正在毁灭法的人道和正义品格。对于林木所有者的私利来说,审判形式显得迂腐、累赘,它往往喜欢绕开法律的形式,或者干脆捂住法律“废话连篇”的嘴巴。它通过“非常细心地侦察、算计和推断”,对法律采取策略性行动,“力图同法作交,同法讨价还价,在这里或那里设法用低价从它那里买到某一基本原则”[6]。在充斥着私利的法律中,再美妙的法律形式也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由此,马克思谴责了《普鲁士林木盗窃法》将某一阶级的私利作为其最终目的,主张法应该反映全体人民和社会的公益。“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节制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无视法律的天生本能”[7]。如果让私利恣意妄为的话,那么人们为法律精心构筑的篱笆将被它即刻冲毁。

1.4 私有制是资产阶级森林立法败坏的最终根源

从应然的层面上讲,法律应该体现社会公益和维护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但在私人利益占上风的地方,法律成了容克地主追求私利的猎犬,成了“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8]。国家和法本应是社会公益的维护者,为什么成了林木所有者私利的猎犬呢?难道在阶级社会中,对占统治地位的私利的维护正是国家和法的性质?国家在需要运用理性处理利益冲突的地方,恰好丧失了理性, 利益使国家理性神智失常,从而完全投入了私利的怀抱。由此,透过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的迷雾,马克思发现了林木所有者利益对森林立法支配的本质。

林木所有者之所以能任意玩弄法律,而法律又甘受其摆布,问题的关键在于:私有制对国家政治法律生活的主宰。当“私有财产没有办法使自己上升到国家的立场上来”时,“国家就有义务使自己降低为私有财产的同理性和法相抵触的手段”[9]。是私有制在给林木所有者壮胆, 同时也是私有制在客观上规定了国家立法活动的轨迹。


2.马克思森林立法观的具体内容

2.1 森林立法的人本观

一位会议代表认为,在他们那里,常有人先把幼树砍伤,等其枯死后就把它当作枯树。据此,他认为应将偷拿枯树或者捡拾枯枝的行为升格为盗窃罪,与砍伐活树受到同样的处罚。针对这种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做法,马克思指出,如果这样做,“那么就必然会把一大批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最终 “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10]

由此,马克思在森林立法中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和获得生存保障的权利[11]。他反对特权者的习惯,因为它承认不平等和不自由。特权者的习惯凌驾于普通法律之上,在本质上是“习惯的不法行为”[12]。资产阶级立法对林木所有者给予特别关照,对于穷人却处置不当;它确认容克地主的特权,对穷人的正当吁请却置之不理。资产阶级森林立法对穷人缺乏平等的人本关怀,也就欠缺了真正的人本精神[13]

接着,马克思怒斥资产阶级将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看作“森林的敌人”的做法,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令他苦恼的问题:“难道每一个公民不都是通过一根根命脉同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公民擅自割断了某一根命脉, 国家就可以割断所有的命脉吗?[14]”事实上,在每个场合中,省议会代表对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利益都极端忽视,马克思不由地发出这样的呐:既然大小林木所有者都有同样的权利要求国家的保护,那么,难道国家的大小公民不是更有同样的权利要求这种保护吗?[15]

2.2 森林立法的社会本位观

资产阶级立法在确定容克地主的私有权时,忘记了对贫民的财产予以合法化,它还不恰当地将那些不适宜于私有化的财产(例如枯枝和野果)私有化, 并划归给容克地主。马克思从认为,国家(及有产者)不能独占一切资源,它应为穷人预留出部分财产,以保障这个阶级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既然自然的有机财富交给预先有所谋算的所有者,那么,自然的贫穷就应该交给需要及其偶然性。[16]

马克思认为,如果要预防违反林木管理条例和盗窃林木等行为,那么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法者”不要把那种仅仅由环境造成的过错变成犯罪,他必须以最伟大的仁慈之心把这一切当作社会混乱来加以纠正。[17]“也就是说,应该从社会本身去寻找违反森林法律行为的根源,不能将穷人捡拾枯枝等行为当作犯罪来惩罚。所以马克思主张,森林立法应以社会为本位,以公益为依归。

事实上,林木所有者以某一法律规定是否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为标准来取舍该事物,而全然不顾它带给国家、法律本身、被告和公民安全的后果。也就是说,林木所有者代表的立法提案不以社会为本位,而以个人为本位 。这种个人本位的立法观”既威胁着法庭的独立,也威胁着公民的自由和安全。[18]

2.3 森林立法的公益观

马克思认为,在围绕林木盗窃法的斗争中,”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它的这种非分要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而切实的考验。[1]“面对这种考验,如果国家按照私利设定的轨道行事,那么 ”高度重视狭隘的私有财产的利益就必然会转变为完全无视被告的利益。[19]“ 马克思认为,私利不应成为对付法律的保障,相反,法律应该成为对付私利的保障。私利和任何个人不能支配国家立法,相反,国家立法应服从社会公益的支配[20]

在公法时代,国家对犯罪的惩罚所得的罚款应上缴国库,但《莱茵省林木盗窃法》却让它”落入林木所有者的私囊“[21]。犯罪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国家的刑事惩罚是对公益的维护。国家不能”保证私人利益、一定的财产存在、一个林场、一棵树、一根树枝(和国家相比,一棵最大的树也抵不上一根树枝)不受任何偶然事件的影响[22]。“国家立法应以社会和公益为本位,它只能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私人利益。一句话,国家不能因私人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23]

2.4森林立法的普遍联系观

”只有人才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24]。“如果说早期人类对环境的改变使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的生存,那么到后来,人类对环境施加的影响则在客观上破坏了环境。

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地区,人们为了得到耕地便毁灭了森林,但连他们自己也想不到的是,这些地方在19世纪初期成了不毛之地,因为在上述地区的森林被毁灭了,水源也随之枯竭。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当意大利人”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枞树林滥用个精光时“,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同时把这一地区的畜牧业的根基也挖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25]。“

由于砍伐树木,一些原本肥沃的土地现在也荒芜了。尤其是到了近代,在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土壤的肥力遭到破坏,森林面积急剧减少,气候变化反复无常、江河淤积[26]。而近代工业的发展对森林更是一个巨大的破坏,”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解铁矿石的时候总是用木炭,而由于森林砍伐殆尽和农业发展,木炭的产量愈来愈少,价钱也愈来愈贵。“”土地荒芜和温度升高以及气候的干燥,似乎是耕种的后果。在德国和意大利,现在似乎比森林覆盖时期的气温高5~6°R[27]。“

对于资本家滥伐森林的现象,马克思十分痛心,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卡尔斯巴德(这里最近 6 个星期没有下雨)从各个方面听到的和亲身感受到的是,热死人!此处还缺水,贴普尔河好像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一种美妙的情况: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就泛滥,在干旱年头就干涸[28]。“

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类应对自发的、盲目的土地开垦进行控制,国家立法应保护森林免受或少受土地滥垦的影响[29]。森林立法要缓解工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对抗,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充分预计到森林消耗对环境及人类自身带来的影响。


本文作者:李可

本文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责任编辑:刘炼箴,实习编辑:向雨心)

[ 注释 ]

[1]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2]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3]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4]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5]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6]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7]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8]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9]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10]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11]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出版,2001:7.
[12]李可。习惯法[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3-4,253.
[13]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54.
[14]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15]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16]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17]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18]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19]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20]臧立。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现代解读(代所言)[A].广州环境保护宣传教育。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C].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28.
[21]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22]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89.
[23]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84.
[2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7-18,304 -307.
[2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7-18,304 -307.
[26]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5.
[27]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292.
[28]马克思。致恩格斯(1876年8月19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
[29]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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