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铜镜——评《正义之镜》
2018年12月11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的价值   法与文化
[ 导语 ]
“法律与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美国的法学批判运动,其初衷是成为对抗法律经济学的重要堡垒,用文学的“想象”来销蚀经济学的“分析”。这一运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法学研究,扩展了法学研究的视野,但同时也反映出文学在法律世界中地位的边缘化。明镜何处,正义当归。本文将从文学研究者的视角出发,以西奥多·齐奥科斯基的著作《正义之镜》为核心文本,将法律史作为理解文学文本及其冲突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发现文学作品中所映照出的法律危机,探讨文学与法律的关系。
[ 内容摘要 ]
当今的中国法学界虽然对于“法律与文学”运动应当并不陌生。相对而言,我们对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人关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更熟悉,而对文学界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则还有些生疏。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教授的《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一书正是从自文学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向我们展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 内容 ]

当今的中国法学界虽然对于“法律与文学”运动应当并不陌生,但也还不是了解的那么深入。相对而言,我们对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人关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更熟悉,而对文学界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则还有些生疏。西奥多·齐奥科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教授的《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The Mirrorof Justice: Literary Reflections of Legal Crises)一书正是从自文学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向我们展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教授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文学学者。他先后于1951年和1952年在杜克大学获得文学学士与硕士学位,并于1957年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他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德国文学与比较文学1900级讲座教授(Class of 1900 Professor of German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和研究生院院长,现为荣休教授,并先后获得过DAAD的格林兄弟奖、洪堡基金会的洪堡奖与德国政府授予的联邦一等十字勋章。四十多年来,他所出版的二十多部著作的主题也一直都集中于文学领域,尤其以德国文学最为突出。因此,这部大胆涉足法律领域的著作,对作者来说,无疑是一次“越位”的挑战。

激发作者尝试这一“越位”的主要动力,当然还是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目前绝大多数涉及到法律的杰出文学作品,都对法律采取批判而非支持的态度。这一现象见诸于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国度:除去作者所引用的《俄瑞斯忒亚》、《尼亚尔史诗》、《列那狐》、《安提戈涅》、《威尼斯商人》等等这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国读者也不难在本土的文学宝库中找到更多例证,例如,《红楼梦》当中“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护官符不就使得诸多评论者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一回视为全书的一个核心吗?作为一位有着好奇心与想象力的出色学者,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教授当然会对这样的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力图加以解释。于是,面对如此之多的从方方面面或深或浅的涉及法律的文学作品,作者以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这一法律演进过程作为线索,通过将星散的作品挑选出来并串联在一起,再重新将其安放在那些关键时刻的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解释这种现象。

在过程中,作者展示了其开阔的视野与宏大的手笔。就本书论述所及,可谓是“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古希腊的悲剧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小说,从冰岛这个遥远岛国的古代史诗到广泛流行于全世界的莎士比亚与卡夫卡。然而,这并不是为了卖弄阅读量。大量的文学作品的引用始终紧扣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这一线索。从这一线索出发,法律的进化过程被抽象为简约的理想类型,而不同时代与国度的法律则可以归入这些理想类型之中,从而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将具有了进行比较的“相对共时性”。著作的第二章与第三章讨论了《俄瑞斯忒亚》与《尼亚尔史诗》。这两部作品虽然相差上千年,但是所反映的法律问题是一致的,都是初民社会中血亲复仇之道德律法所遭遇的危机。同时,解决方案也是一致的,即一个外来的更高权威所规定的法律:前者中是奥林匹斯山神灵压倒了传统的地府神灵,后者中则是基督教法取代了异教徒法。在此之后,罗马法的复兴则是法律进化过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这个时期,法律与道德并未分离,但对于不同的阶层来说,已经有了不同的道德与不同的法律。针对第五、六、七章中所论及的中世纪作品,齐奥科斯基语境化的分析指出了不同作者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影响其创作的思潮,从而使读者得以理解这些作者笔下对于复兴的罗马法与传承的习惯法之间的冲突的不同态度。接下来,有着两千年跨度的《安提戈涅》与《威尼斯商人》被置于法律与公平的同一语境解读,从克瑞翁、安提戈涅、夏洛克、鲍西娅这些人物的嘴中,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法律”、“正义”、“正当”、“公平”等词语一一道出,展示了在同样处于失范状态的不同社会中,以道德中的超验正义来调控法律所造成的冲突。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通过对于克莱斯特、卡夫卡、加缪、迪伦马特等人作品的解读,展示了法律的日益现代化,与道德的分离也更加明确。虽然文学的批判变得更加晦涩或是玩世不恭,但齐奥科斯基仍然穿越了文字的迷雾,把握住了现代社会中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导致的国家与政法的工具理性化,并进而分析与道德分离的现代法律仍然深受平庸之恶的合法性危机的困扰。这其中所涉及的作品,既有如《安提戈涅》一般的传世经典,也有如《列那狐》这样习惯上被当作儿童文学而缺乏重视的民间故事,既有如《尼亚尔史诗》一般质朴而明晰的法律程序,也有如《审判》那样荒诞而诡异的法律运作。但在齐奥科斯基这里,都提炼出了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大法律问题。文学批判的法律危机总是属于社会全体公民而不是少数专业法律人,而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作者成功的将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危机重构于“言辞建筑的城邦”之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就只有宏阔而缺乏精细。事实上,在将文学作品与其历史语境联系起来时,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了一些容易忽视的细节。例如:在《尼亚尔史诗》中,宣扬仁慈与非暴力的基督教,在冰岛的第一次显现神迹,恰恰是让盲人复明而成功报仇,这个自相矛盾的细节表现了血亲复仇的传统在法律的进化过程中并不会轻易的离场;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手中用来割肉的刀子与称肉的天平,恰好构成了正义女神手中的天平与宝剑的形象,从而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夏洛克与鲍西娅之间从形象到语言的全方位的角色错位,更加强了这个社会的失范效果;在《审判》中,卡夫卡看似闲笔地描述了脚踝长出翅膀的正义女神,看起来更像是狩猎女神,表达了现代国家中的法律机器更具有了冰冷的锐利。但所有这种精细,都不是文学欣赏意义上的精细,不是我们所习惯的“推敲”或是“春风又绿江南岸”还是“春风又到江南岸”。正如作者在一开始就强调的,关注的不是“词”而是“物”。对于这些细节的精确把握,依赖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作者对于创作语境的全面而审慎的分析。例如,在讨论《威尼斯商人》时,就具体到了莎士比亚的私人藏书中包括了哪些法律著作,而被绝大多数法律与文学运动的研究者所忽视的卡夫卡的法律学习经历和法律职业经验也得到了高度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既不是法律著作也不是文学著作,更像是历史著作。齐奥科斯基通过对于文学作品源流的谱系考察,通过对作者个人生平体验的语境化分析,细致地展示了文学作品中重构的法律与实际生活中的法律的异同,并讨论了这种异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有趣的是,法学学者对这一强调从法律语境中解读文学作品的进路似乎表现的不太买账。波斯纳就在《法律与文学》中指名道姓地批评齐奥科斯基将文学作品仅仅看作“通向作者及其时代和地点的一扇窗户,是一部历史文件”,不无调侃地说“他们有权以这种兴趣来对待文学作品,但他们也错过了许多东西。”确实,书中并没有字斟句酌的解读文学作品,体味语言的运用之妙,而往往是在简洁而严谨的概括故事梗概之后讨论作者所处的时代的法律状况。这是一个有趣的反串,在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中,法学学者致力于细致入微的欣赏文本本身,而文学学者却相反从更为宏观和简约的视角关心创作文本的法律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进路之间有高下之分。本书所采用的“正义之镜”这个标题,不免令人想起钱钟书先生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所使用的“模糊黯淡的铜镜”这一比喻。虽然钱钟书先生并不认为所有的文献在反映时代风貌与作者思想这方面都是模糊的,但就法律与文学而言,直白的法律文件不可能具有艺术魅力,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总是必须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伟大作品更是如此。而且,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还存在着一种被遗忘的写作方式,古代作品的作者在论及其时代的重大问题时往往小心翼翼的欲言又止,隐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文学作品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这面正义女神“对镜贴花黄”的文学之镜,同样也是“模糊的铜镜”。对于那些已经熟悉了正义女神容貌的法学学者而言,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玩铜镜上的花纹,比较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工艺区别,探讨这些对于铜镜映照功能的影响;而对于更多瞻仰缪斯而非忒弥斯的文学学者来说,他们则关注铜镜中所映照出的正义女神在时世变迁中的容颜变幻。对于那些打造铜镜的作者来说,他们既深深的嵌在自己所在的世界之中,又在创作时短暂的神游物外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一特性决定了两种进路的互补性。

沿着本书的顺序一路看来,读者不难发现,这面铜镜是越来越模糊了,对正义女神容颜的欣赏越来越变得“雾里看花”。文学作品要么是以更晦涩乃至怪诞的后现代叙述来谈及法律,要么就是迎合市场而遗忘法律与道德、正义等核心问题的批量生产的畅销故事。这个现象的出现,或许是由于法律更为复杂和专业化而让文学创作者难以理解,也或许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作为法律的文学”已经失去了“民族之书的教化与整合功能”。但齐奥科斯基仍然乐观的预计,文学在未来仍然会在“那些壮丽而且常常是悲剧性的关键时刻”发挥其法律之镜的作用,这是对文学作者的期待,同时也给法律人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当今的中国法学界虽然对于“法律与文学”运动应当并不陌生,但也还不是了解的那么深入。相对而言,我们对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人关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更熟悉,而对文学界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则还有些生疏。西奥多·齐奥科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教授的《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The Mirrorof Justice: Literary Reflections of Legal Crises)一书正是从自文学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向我们展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教授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文学学者。他先后于1951年和1952年在杜克大学获得文学学士与硕士学位,并于1957年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他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德国文学与比较文学1900级讲座教授(Class of 1900 Professor of German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和研究生院院长,现为荣休教授,并先后获得过DAAD的格林兄弟奖、洪堡基金会的洪堡奖与德国政府授予的联邦一等十字勋章。四十多年来,他所出版的二十多部著作的主题也一直都集中于文学领域,尤其以德国文学最为突出。因此,这部大胆涉足法律领域的著作,对作者来说,无疑是一次“越位”的挑战。

激发作者尝试这一“越位”的主要动力,当然还是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目前绝大多数涉及到法律的杰出文学作品,都对法律采取批判而非支持的态度。这一现象见诸于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国度:除去作者所引用的《俄瑞斯忒亚》、《尼亚尔史诗》、《列那狐》、《安提戈涅》、《威尼斯商人》等等这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国读者也不难在本土的文学宝库中找到更多例证,例如,《红楼梦》当中“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护官符不就使得诸多评论者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一回视为全书的一个核心吗?作为一位有着好奇心与想象力的出色学者,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教授当然会对这样的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力图加以解释。于是,面对如此之多的从方方面面或深或浅的涉及法律的文学作品,作者以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这一法律演进过程作为线索,通过将星散的作品挑选出来并串联在一起,再重新将其安放在那些关键时刻的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解释这种现象。

在过程中,作者展示了其开阔的视野与宏大的手笔。就本书论述所及,可谓是“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古希腊的悲剧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小说,从冰岛这个遥远岛国的古代史诗到广泛流行于全世界的莎士比亚与卡夫卡。然而,这并不是为了卖弄阅读量。大量的文学作品的引用始终紧扣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这一线索。从这一线索出发,法律的进化过程被抽象为简约的理想类型,而不同时代与国度的法律则可以归入这些理想类型之中,从而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将具有了进行比较的“相对共时性”。著作的第二章与第三章讨论了《俄瑞斯忒亚》与《尼亚尔史诗》。这两部作品虽然相差上千年,但是所反映的法律问题是一致的,都是初民社会中血亲复仇之道德律法所遭遇的危机。同时,解决方案也是一致的,即一个外来的更高权威所规定的法律:前者中是奥林匹斯山神灵压倒了传统的地府神灵,后者中则是基督教法取代了异教徒法。在此之后,罗马法的复兴则是法律进化过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这个时期,法律与道德并未分离,但对于不同的阶层来说,已经有了不同的道德与不同的法律。针对第五、六、七章中所论及的中世纪作品,齐奥科斯基语境化的分析指出了不同作者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影响其创作的思潮,从而使读者得以理解这些作者笔下对于复兴的罗马法与传承的习惯法之间的冲突的不同态度。接下来,有着两千年跨度的《安提戈涅》与《威尼斯商人》被置于法律与公平的同一语境解读,从克瑞翁、安提戈涅、夏洛克、鲍西娅这些人物的嘴中,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法律”、“正义”、“正当”、“公平”等词语一一道出,展示了在同样处于失范状态的不同社会中,以道德中的超验正义来调控法律所造成的冲突。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通过对于克莱斯特、卡夫卡、加缪、迪伦马特等人作品的解读,展示了法律的日益现代化,与道德的分离也更加明确。虽然文学的批判变得更加晦涩或是玩世不恭,但齐奥科斯基仍然穿越了文字的迷雾,把握住了现代社会中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导致的国家与政法的工具理性化,并进而分析与道德分离的现代法律仍然深受平庸之恶的合法性危机的困扰。这其中所涉及的作品,既有如《安提戈涅》一般的传世经典,也有如《列那狐》这样习惯上被当作儿童文学而缺乏重视的民间故事,既有如《尼亚尔史诗》一般质朴而明晰的法律程序,也有如《审判》那样荒诞而诡异的法律运作。但在齐奥科斯基这里,都提炼出了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大法律问题。文学批判的法律危机总是属于社会全体公民而不是少数专业法律人,而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作者成功的将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危机重构于“言辞建筑的城邦”之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就只有宏阔而缺乏精细。事实上,在将文学作品与其历史语境联系起来时,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了一些容易忽视的细节。例如:在《尼亚尔史诗》中,宣扬仁慈与非暴力的基督教,在冰岛的第一次显现神迹,恰恰是让盲人复明而成功报仇,这个自相矛盾的细节表现了血亲复仇的传统在法律的进化过程中并不会轻易的离场;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手中用来割肉的刀子与称肉的天平,恰好构成了正义女神手中的天平与宝剑的形象,从而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夏洛克与鲍西娅之间从形象到语言的全方位的角色错位,更加强了这个社会的失范效果;在《审判》中,卡夫卡看似闲笔地描述了脚踝长出翅膀的正义女神,看起来更像是狩猎女神,表达了现代国家中的法律机器更具有了冰冷的锐利。但所有这种精细,都不是文学欣赏意义上的精细,不是我们所习惯的“推敲”或是“春风又绿江南岸”还是“春风又到江南岸”。正如作者在一开始就强调的,关注的不是“词”而是“物”。对于这些细节的精确把握,依赖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作者对于创作语境的全面而审慎的分析。例如,在讨论《威尼斯商人》时,就具体到了莎士比亚的私人藏书中包括了哪些法律著作,而被绝大多数法律与文学运动的研究者所忽视的卡夫卡的法律学习经历和法律职业经验也得到了高度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既不是法律著作也不是文学著作,更像是历史著作。齐奥科斯基通过对于文学作品源流的谱系考察,通过对作者个人生平体验的语境化分析,细致地展示了文学作品中重构的法律与实际生活中的法律的异同,并讨论了这种异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有趣的是,法学学者对这一强调从法律语境中解读文学作品的进路似乎表现的不太买账。波斯纳就在《法律与文学》中指名道姓地批评齐奥科斯基将文学作品仅仅看作“通向作者及其时代和地点的一扇窗户,是一部历史文件”,不无调侃地说“他们有权以这种兴趣来对待文学作品,但他们也错过了许多东西。”确实,书中并没有字斟句酌的解读文学作品,体味语言的运用之妙,而往往是在简洁而严谨的概括故事梗概之后讨论作者所处的时代的法律状况。这是一个有趣的反串,在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中,法学学者致力于细致入微的欣赏文本本身,而文学学者却相反从更为宏观和简约的视角关心创作文本的法律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进路之间有高下之分。本书所采用的“正义之镜”这个标题,不免令人想起钱钟书先生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所使用的“模糊黯淡的铜镜”这一比喻。虽然钱钟书先生并不认为所有的文献在反映时代风貌与作者思想这方面都是模糊的,但就法律与文学而言,直白的法律文件不可能具有艺术魅力,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总是必须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伟大作品更是如此。而且,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还存在着一种被遗忘的写作方式,古代作品的作者在论及其时代的重大问题时往往小心翼翼的欲言又止,隐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文学作品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这面正义女神“对镜贴花黄”的文学之镜,同样也是“模糊的铜镜”。对于那些已经熟悉了正义女神容貌的法学学者而言,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玩铜镜上的花纹,比较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工艺区别,探讨这些对于铜镜映照功能的影响;而对于更多瞻仰缪斯而非忒弥斯的文学学者来说,他们则关注铜镜中所映照出的正义女神在时世变迁中的容颜变幻。对于那些打造铜镜的作者来说,他们既深深的嵌在自己所在的世界之中,又在创作时短暂的神游物外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一特性决定了两种进路的互补性。

沿着本书的顺序一路看来,读者不难发现,这面铜镜是越来越模糊了,对正义女神容颜的欣赏越来越变得“雾里看花”。文学作品要么是以更晦涩乃至怪诞的后现代叙述来谈及法律,要么就是迎合市场而遗忘法律与道德、正义等核心问题的批量生产的畅销故事。这个现象的出现,或许是由于法律更为复杂和专业化而让文学创作者难以理解,也或许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作为法律的文学”已经失去了“民族之书的教化与整合功能”。但齐奥科斯基仍然乐观的预计,文学在未来仍然会在“那些壮丽而且常常是悲剧性的关键时刻”发挥其法律之镜的作用,这是对文学作者的期待,同时也给法律人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本文来源:法意读书公众号

本文作者:李晟

(责任编辑:刘炼箴,实习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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