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第四场革命:重塑国家的全球竞赛》
2019年1月24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120年前,梁启超在其《变法通议·自序》里引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梁启超引用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想必都不陌生。当既有的礼仪典章不足以应付现实的需要,弊病百出,甚至关系到政治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时,往往也就预示着变革的到来。我们常说,所有的制度模式都是“地方性知识”,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或许古今中外皆同此理吧。
[ 内容摘要 ]
在作者看来,500年以来,西方不断根据现实需要重塑国家/政府的能力,正是西方长期领先世界的奥秘;然而,今天的西方,却被功能失调的政府、日益膨胀的预算、自我放纵的政治所拖累;长此以往,西方可能将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专制又野心勃勃的亚洲国家。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如何在新形势下确保西方的领导地位
[ 内容 ]

一、三场半革命

从篇章结构上说,该书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三场半革命”(THE THREE AND A HALF REVOLUTIONS)。作者认为,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三次完整的重塑国家的革命,以及晚近的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第一场革命是《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作者认为,集中体现这场革命要义的思想家是霍布斯。在霍布斯看来,利维坦/国家的首要目的,是终止每个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提供安全和秩序。如果考虑到当时欧洲连绵不绝的战争,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在作者看来,霍布斯的利维坦/主权国家正是对当时欧洲无休止的战争的回应。

但伴随利维坦而来的,不止安全和秩序,也有腐败、庇护关系与裙带关系(Old Corruption)。第二场革命则是对此的回应,即18-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革命,这次革命造就了一个奉行个人自由和权利至上的责任政府。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密尔主张个人拥有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由此,他主张“守夜人”式的有限政府。

可古典自由主义要求的自由放任经济,加上工业革命,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也是英国《济贫法》(British Poor Law)诞生的时代背景。由此引发了第三场革命,即20世纪早期福利国家的兴起。两位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思想家是碧翠丝·韦布和西德尼·韦布夫妇。韦布夫妇认为政府具有给社会中那些处境不佳的人提供最低限度社会福利的责任,因而主张一个积极能动的政府。他们的主张在英美都得到了响应,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食品安全规制以及反对裙带资本主义的运动都是例证。

作者由此认为,每场革命,都既增强了西方国家提供政治秩序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又同时促进了创新。

如果我们接受这套历史叙事框架,对两位作者把后来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视为一场新的革命,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作者提出,福利国家给予的愈多、承诺的愈多,就会导致公众的胃口变得愈来愈大、欲求变得愈来愈难以满足,甚至,已经到手的福利会逐渐变成不可削减、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而“自由不是免费的”、“权利是有成本的”,维系高标准的福利必然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在这过程中,福利国家不得不过度扩张,并逐渐被高昂的福利开支压得喘不过气,国家财政出现巨额赤字,过度膨胀的福利国家已经远远偏离高效地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的初衷了。

尽管如此,选民们并不感到满足:他们一方面向国家和政客们伸手索要更多的福利和权利,另一方面却不肯多交税,更不愿意建设性地参与政治,而只是对福利国家的拙劣表现牢骚满腹、怨天尤人。

用作者的话说,政府从一个守夜人(night watchman),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保姆(omnipresent nanny);民主反而导致了“象皮肿”(elephantiasis)。

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回应。这场革命的要点在于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及去规制化。但在作者看来,撒切尔和里根的革命只成功了一半(half-successful revolution):撒切尔卸任时,英国的福利开支从1979年占GDP的22.9%下降到1990年的22.2%,不过下降了区区0.7个百分点;而里根虽然成功地削减税收,却未能遏止开支的上涨,由此反而增加了财政赤字。因此,这是一场未竟的事业,是革命3.5。

而这一轮改革背后的精神教父,在作者看来,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有趣的是,本书的作者之一,John Micklethwait,曾于高中毕业之后的间隔年在旧金山与弗里德曼有过一面之缘。多年之后,作者认为,弗里德曼智识上咄咄逼人的姿态,加上他传道般的热情和冷嘲热讽的风格,导致他容易犯过度简化的错误。Micklethwait引用了弗里德曼的一句玩笑话:“如果你把联邦政府放到撒哈拉沙漠,五年之后,沙子就不够用了”,并问道:弗里德曼真的这样以为吗?

显然,作者并不是弗里德曼的信徒。他们宣称自己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而是认为政府太小比政府太大更加危险。


    二、亚洲的替代方案

在作者看来,变革是大势所趋,但这次情况有点不同。

作者认为,西方需要变革,首先当然是由于自身治理的失败,但同时也是因为面临着亚洲国家的竞争压力,尤其是中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

例如,讲到医疗事业的未来,印度把大规模生产技术应用于医院的计划也许就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巴西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可能代表着福利制度的未来。

但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政府模式,这种模式挑战了西方引以为傲的基本价值,比如普选权和自上而下的慷慨(top-down generosity),是为“亚洲的替代方案”(Asian alternative)。

我们不会感到意外,把西方的历史叙述成“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本书作者,可以承认亚洲模式具有某些优点,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承认亚洲模式具有与西方道路平起平坐的正当性。

在两位作者看来,亚洲模式是威权主义和小政府的怪异混合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批评西方无节制的民主和福利国家,一些本来应该面向穷人和老人的福利,比如免费大学教育和医疗保障,结果变成中产阶级的权利,导致福利开支的膨胀。而中国效仿的,正是新加坡,而不是西方。例如,中国一方面在过去2年里把养老金覆盖范围扩展到2亿4千万农村人口,比美国的公共养老金系统覆盖的总人口还多得多,但同时又拒绝像美国那样过度开支。

他们同时认为,亚洲模式也远非完美无缺。例如,新加坡很小,言下之意或许是治理难度也比较小,其经验因而不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基层治理效率十分低下;巴西未来的养老金危机可能比希腊和底特律的更加严重;印度可能有几所世界领先的医院,但它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政客也极其怠惰。

当然,鉴于西方当下所面临的各种治理危机——经济停滞、产业空心化、穆斯林人口激增、难民危机——,作者也提醒,西方在治理绩效和治理能力上独步天下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但作者相信,西式民主仍然是最有希望对变革作出成功回应的模式:民主使政府必须倾听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府更具适应性。

如何重塑国家?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重塑国家?作者给出了两个答案,一是实用主义方法,二是政治原则。

就实用方法而言,首先要改善政府管理。作者认为,政府应当从企业界吸取经验。五十年前,企业也曾遇到过政府今天遇到的过度膨胀问题,但企业自那以后进行了彻底改革,变得更加精干、专注、扁平化。而今天的政府却依然停留在企业过去那种寻求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阶段。因此,政府应该效仿企业界曾经发生的变革,让自己变得更加精干、专注、扁平化。

其次,要大胆运用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作者提出,互联网让很多行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无法使政府也发生同样的变化。关键在于,互联网剥夺了政府曾经最核心的权力来源——它拥有比任何其他个人和组织都更丰富的信息。

而且,电脑和互联网可能是医治“鲍尔默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的药方。“鲍尔默成本病”是指,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领域,例如医疗、教育,因此缩小国家规模、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是不可能的。但作者提出,就像机器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大规模应用是一场革命性变化一样,在公共服务领域大规模应用电脑和互联网同样可能给国家带来革命性变化。例如,有了电脑和互联网,你就可以在自己的iPad上免费观看世界各地的课程,而不必花钱去拥挤的课堂里听课。言下之意显然是,信息技术有助于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削减福利开支。

而政治原则,实际上是作者对“国家的目的究竟为何?”(What is the state for?)作出的回应。是像霍布斯说的,提供安全和秩序?像密尔和潘恩说的,保护个人自由?还是像费边主义者主张的,改善人类的福祉?

重新激活民主

在这里,作者承认,自己实际上带有鲜明的预设“偏见”:我们来自一家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媒体,强调个人自由,主张小国家、小政府;我们认为当今时代弊病的根源,就是国家/政府失去了控制,而它本不过是工具而已,但如果不闻不问,它就会无限制地扩张。

作者由此提出了自己的终极愿景:削减国家规模,重新激活民主。

作者的逻辑很鲜明,今天西方民主的问题就在于,它创造了太多自己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它制造了太多自己根本无法满足的欲求,它让国家大包大揽了远远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福利义务;既然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承诺太多却又无法兑现,那么解决方案当然是减少承诺、减轻国家的福利负担——要激活民主,就要减轻国家的负担。

但作者也意识到,民主并非完美无瑕,今天的问题恰恰是由于民主本身的缺陷。在他们看来,今天民主的弊病,印证了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选民会把自己的短期利益置于长期的审慎考虑之上,而政客们会试图通过迎合选民、贿赂选民而上台;权利是有成本的,他们向选民作出的许诺,最终都要未来一代埋单。

作者认为,民主+福利国家,导致国家像得了“象皮肿病”一般地膨胀

不过,这也恰恰说明,只有能够自我克制的民主,才是可持续的民主。

作者主张,是时候把“自由”(liberal)这个限制性条件,放回西方模式里了:是“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而不是单纯的“民主”(democracy)。由此,第四次革命的核心就在于更加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是社会权利。只有这样,民主才能保证自己的灵活性、创新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选民和政府都意识到,并接受,国家具有过度放纵、扩张的天然倾向这一事实,由此就必须引入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所蕴含的一系列“制约与平衡”机制(checks and balances)。


三、何为“制约与平衡”

作者主张,首先,政府应当自我克制。例如,瑞典政府承诺将根据经济运行周期制定福利预算,从而保持福利收支平衡。更有效的措施是引入“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s),即在所有法案之中规定自身的有效日期,比如10年,一旦到期,法案就自动失效。作者期待这一措施会实现政府的自我克制。

其次,政治家们应当更加重视来自上、下两个层面给代议制民主施加的压力——全球化和选民。作者建议,民族国家的政治家们可以通过下放部分权力给技术官僚以及摩西·纳伊姆教授所说的“微权力”(micro-powers),比如NGO组织和说客,从而找到上述力量之间的平衡点。

再次,在经济领域,应当下放一部分决策权给技术官僚或者具有崇高威望的委员会。例如,把货币政策制定权交给独立的中央银行就是一项成功的实践;把财政政策制定权交给独立的委员会也有助于控制福利权益的扩张。

这种把权力“外包”给第三方的做法会导致技术统治(technocracy)吗?作者承认,确实存在这种风险。但是,只要这种授权只局限于少数大的决策权,并且是审慎节制的、透明的,就可以降低此一风险。例如,虽然利率是由中央银行的技术官僚们制定的,但选民们可以上网阅读他们的会议记录,从而制约技术官僚。显然,在作者的逻辑框架里,这又是互联网给国家/政府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一个例证。

在作者看来,西式民主是最有希望作出成功改革的模式。因为尽管民主可能被民意左右,但倾听民意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灵活性,而且民主制是所有政府形式里最自由的一种。用国内时下流行的话说,大概就是“民主制拥有比较强的纠错能力”吧。

Aspen Man

两位作者为捍卫西方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可谓煞费苦心。一方面,他们回过头去重述历史,把西方的历史建构成“从一个伟大胜利走向另一个伟大胜利”的革命胜利史;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来自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新加坡模式,对西方基本价值观的挑战,又作出了各种妥协:一会声称西方在治理绩效上遥遥领先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会又澄清自己并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一会说政府过度扩张就是问题所在,一会又说政府太小比政府太大更危险。如此之多的妥协和澄清、说明,显然削弱了他们观点的简洁性和清晰度。

这种努力收获了怎样的评价呢?《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该书的书评:A Call to Rally。

文中,作者Rosa Brooks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Aspen Man。Aspen是一个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滑雪场,房价是全美最贵的,住的都是明星或者富豪;所以Aspen Man指那些既有名气又有钱,住得起Aspen的记者,例如Malcolm Gladwell 和Thomas Friedman。Rosa Brooks认为,Aspen Man是在越来越企业化的媒体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他们的特点就是喜欢摆出大量故事、研究和数据,但他们真正的天才在于能够把这些东西加工成“头脑糖果”(brain candy),从而引发追捧。Brooks的言下之意应该是,因为有事实、研究、数据的支撑,Aspen Man的作品看起来显得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却又缺乏深度,经不起推敲。

在Brooks看来,本书的两位作者就是典型的Aspen Man。

Brooks认为,两位作者看到了西方历史上总是反复发生激进的变革(历史周期律?),这一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轻快的历史叙事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西方制度和治理的每一次改善,都逃不脱同时伴随着大规模杀戮(mass carnage)的宿命。

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于17世纪肆虐整个中欧的宗教战争;18-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革命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意大利统一战争等等的枪炮声和喊杀声。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这些杀伐造成的死亡率是极其惊人的。而这些战争与西方经济扩张过程中的殖民战争和对殖民地的血腥统治相比,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20世纪福利国家的兴起,更是伴随着两场空前血腥的战争:“一战”和“二战”。

欧洲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伴随着大规模动乱、战争和杀戮,这个关键事实却被本书的作者忽略了

然而,作为Aspen Man,两位作者的精明之处,就是他们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他们善于迎合读者,他们很清楚,在这场思想盛宴里,杀戮和痛苦大概太煞风景了。

而这,或许也正是他们论点的幼稚之处。


本文作者:PKU法治研究中心

本文来源:法意读书公众号

(责任编辑:刘炼箴,实习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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