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自由及其可能——加缪《局外人》中“道德”个体的形成
2019年3月21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与道德   法律意识
[ 导语 ]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而且更是加缪对现代个体的自由本质及其多种可能性的理解和刻画。本文认为,一方面,默尔索荒诞的日常生活在身体层面以自然需要为主导,在精神层面以对社会习俗成规的思虑为主导,而最终在自我结构层面呈现为一种“点状自我”;另一方面,默尔索在审判和监禁中实现了从荒诞感到虚无再到超越虚无的提升,或者说从缺失自我的非道德状态到新道德状态的成长。本文结合加缪的荒诞哲学,从良知觉醒、向死而生和反抗的自由三个方面分析上述转变过程,探讨现代个体如何在荒诞处境中“跃身而出”,成就一种既保留自由又超越虚无主义的道德。
[ 内容摘要 ]
本文从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出发,介绍小说中的默尔索和其自我结构与内在变化,探究“道德”个体的形成过程。
[ 内容 ]

一、 萨特:默尔索与玻璃隔墙

一个名叫默尔索的年轻人在阿尔及尔过着庸庸碌碌、平淡无奇的单身生活,他像原始时代的自然人一样,从不主动作出选择或者改变什么。面对女朋友结婚、开始新生活的建议,他并没有拒绝,但如果换作一个处于同样处境的别的女人,他说他也会答应;就像面对老板委派他去巴黎拓展公司业务的计划,他漠然以对,觉得生活永远无法改变,在哪里都一样;甚至,母亲的去世和葬礼也只是带来身体的疲惫,让他更想恢复平素的生活。只是在葬礼之后的两周内,他毫无意识地卷入了邻居的情感纠葛;事情极其偶然,一个阿拉伯人死在他的枪下,他成了杀人犯。最终,他被判死刑,不过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过。

这是加缪的小说《局外人》讲述的故事,不乏荒诞的意味。萨特(JeanPaul Sartre)告诉我们,《局外人》还有一个“姊妹篇”,即哲理散文《西西弗神话》;前者传达的是荒诞的感觉,后者阐明的是荒诞的概念。二者的深层关联突出展现在关于“玻璃隔墙”的比喻上:“在玻璃隔墙内有一个人在打电话,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但却看见他毫无意义的动作,我们禁不住会想他为什么活着。”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经由“观看”而产生荒诞感的场景:透过那道除了声音什么都没有挡住的玻璃隔墙,我们看到一个人一手拿着话筒一手上下比划,身体时不时晃动两下,皮鞋的根部奇怪地蹭着地面,仿佛突然被拉到生活之外,我们感到了某种突如其来的疏离和厌烦。就像一个人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吃饭、恋爱、看电影,然后睡觉,但有一天在地铁上发呆时看着周围的人们,忽然禁不住问自己“人为什么活着”,加缪说,“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这是荒诞的最初信号”。萨特直接而精当地指出,在小说《局外人》中,默尔索就是那道透明的玻璃隔墙,墙外面是我们读者,墙里面便是那些在默尔索生活中出现的人。对萨特来说,这是《局外人》最根本的写作风格和叙事手法:整部小说是以默尔索第一人称的“自述”来展开的,但这个“自述”的奥秘就在于它像一道意义的过滤机制,横在读者与文本的人物之间。因而,这也是一个经由“观看”而产生荒诞感的故事,它需要读者的参与来完成,就像看着玻璃隔墙内打电话的人会产生疏离一样,读者对文本内世界的观看最终会成为对自身的观看。

不过,这带来一个异乎寻常的结果:在围绕《局外人》而产生的包含读者在内的“整体文本”中,作为故事主角的默尔索尽管不可或缺,却似乎变得不重要了。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内·热奈特在界定此手法时感到了这一困难,因而采用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名称,即“外聚焦的同故事叙述”,也就是说,读者既会因为文本的第一人称处于默尔索的意识内部,同时又会因为他毫无个性而处于其意识外部。事实上,如果按这一视角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奇怪的文本现象:虽然默尔索是小说的主角,故事中对他之外的场景和人物的叙述却远远多于对他本人的叙述,在内容上,主角反而成了配角。但是,严格地说,这并不是小说本身的失衡,而是由于“仅仅”关注叙事手法所带来的失衡。当我们说主角成了配角时,我们可能忘记了这些表面上占据文本绝大部分篇幅的内容其实都是由“配角”默尔索呈现出来的,而我们之所以觉得没有看到他对自身主观状态的叙述,是因为他全部的主观状态、他整个的人早已渗透到这些场景和人物中,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就是他本身。看上去,他的叙述仿佛是一种去除意义维度的“拍照”,但这种照本抄录的“客观镜头”在根本上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其人生态度和价值倾向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所说的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观看”仅仅是结果,它的前提恰恰是默尔索对周围世界的“观看”。默尔索不仅是一道玻璃隔墙,更是那个站在这道玻璃隔墙外面的观看者。

这样,让我们回到默尔索,回到他对周围世界的观看,回到这一观看所凸显的精神结构和生命状态中。事实上,萨特对加缪写作手法的分析已经触及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本小说的“每句话都是一个‘现在’,不过不是那种不确定的、有扩散性的、多少延伸到后面那个现在上去的现在。句子干净利落,没有瑕疵,自我封闭;它与下一句之间隔着一片虚无,犹如在笛卡尔那里瞬间与下一个瞬间之间彼此隔开。在每句话和下一句话之间世界死过去又活过来……一句话就好比一座岛屿;我们是从句子到句子,从虚无到虚无跳跃着前进”。哪怕是稍稍阅读《局外人》的某个章节或段落,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萨特说得多么精彩!这的确是加缪在写作上的突破,但更重要的是,每个句子都是默尔索说出的,它们之间的结构恰恰是他精神结构的反映:他的生命像原子一样散落开来,而他只活在每一个不同的“现在”;我们需要思考,这对一个人的道德意识及其基础——“自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皮耶尔安里·西蒙(Ernest Simon)看来,这意味着默尔索身上没有现代自我结构所要求的“内在统一性”(identify),这是整个现代法律机制追究“责任”、确定罪责的基础,因而默尔索的死刑在道德上是必然的。默尔索对社会道德的“无动于衷”(indifferent)和法庭舆论对他的道德厌恶证实了西蒙的判断,但这等于完全忽视了默尔索身上的荒诞感对现代道德意识的价值,而加缪对荒诞感与荒诞哲学的论述正是为了应对理性自我的碎片化而展现的新路。从根本上说,一方面,上述意义的“自我缺失”是荒诞感所导致的人性结果,另一方面,荒诞哲学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克服这一结果所包含的道德虚无主义,以荒诞来成就新的“道德个体”。

从缺失自我的非道德状态到新的道德个体,从荒诞感到虚无再到超越虚无的荒诞哲学,这并不是只有到了《鼠疫》和《反抗者》等“反抗系列”才完成的上升,而是在“荒诞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局外人》中就已经展露出来。《局外人》中叙述视角的复调结构集中呈现了这一上升运动的变化过程。上文已经提及,它的叙述结构非常奇特,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展现默尔索入狱前两周的日常生活,从母亲去世直到在海滩上开枪杀死一个阿拉伯人,第二部分则是他在监牢中的生活,从初审、庭审到判决死刑。一方面,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每一小节都仿佛是默尔索写的日记,另一方面, 它又不像一般的日记,因为在一件事的叙述之后时常出现反思性的评论。比如在默尔索叙述了守灵室老人们的啧啧声和无动于衷之后,紧接着是这样的评论:“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感觉。”这个在每篇“日记”中都出现过的“现在”指向同一个时间,亦即默尔索被判决死刑之后。这意味着这一文本不是日记,而是默尔索在死前的重新叙述和回忆。既然是回忆,就包含了“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两种视角之间的对照和变化;而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在上部的日常生活中两种视角几乎是同步和合一的,而从下部的审判开始则逐步分离,并在最后的“哲学”反抗和对死刑的期待中再次合一。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手法,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展现了“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的驯化、收拢和吸纳,也即是说默尔索在直面死刑时如何由“向死而生”意识到过去对自身的意义进而经验到自由的全新涵义及其道德指向。

按照上述线索,本文打算深入《局外人》的文本内部,从现代人的自由本质入手,具体考察默尔索如何从反社会道德的状态上升为一种新的道德个体——在自我的意义上,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从无意识的“点状自我”过渡到自由决断的自我;而在道德情感的意义上,则是从“无动于衷”(indifferent)的漠然过渡到以荒诞感为基础的友爱(love)——进而展现无论是荒诞感还是荒诞哲学,加缪关注的最终指向都不是荒诞本身,而是现代个体如何在荒诞处境中“跃身而出”,成就一种既保留自由又超越虚无主义的道德;最后,结合福柯对“危险个人”的论述,重新回到对现代道德意识之基础——自由——的探讨。

    
    二、 默尔索的自我结构

无论是按照萨特的看法将《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看成互文性质的文本,还是接受加缪本人关于荒诞状态与对荒诞状态的“荒诞意识”的区分,我们都必须回答作为“局外人”的默尔索与荒诞的关系——他是否是一个荒诞的人?在萨特看来,默尔索的荒诞状态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他似乎从来不受加缪《西西弗神话》中所提的那些“意义问题”的困扰,但他又有非常强烈的、与生俱来的荒诞意识,可以极其自然地将荒诞的意义过滤机制应用于任何日常情景。这一困惑的焦点在于,默尔索的荒诞感和荒诞意识从何而来,以及它们是否从始至终都毫无变化。对此,有人提出默尔索就是现世中的西西弗,而《局外人》上下两部分别类似于西西弗推石上山和下山的两个阶段。换句话说,默尔索杀人之前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单调重复的常人状态,法庭审判则是对这一常人状态的反思和意识。但是,这等于完全忽略了默尔索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异乎寻常的疏离和陌生,同时,他对生活的“无所谓”(indifferent)与西西弗推石上山的负重感也鲜有相同之处。

事实上,《局外人》上部的日常生活的重点并不是荒诞感是如何产生的,而是荒诞感对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它会塑造和确立什么样的精神结构和生命状态。就默尔索来说,荒诞不是一种只有费力才能感触到的氛围,而是已经变成了生活的基础结构的要素,他在其中甚至体会到了某种微妙的乐趣,这一点在他每个周末站在阳台上漫不经心地“观看”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时体现得最为明显。除了轻松,荒诞更重要的人性后果是清醒和虚无,一方面,清醒使他屏蔽一切人为赋予的意义,拒绝一切虚伪的社会成规和礼俗成见,追求内在的“真实”;另一方面,荒诞的清醒具有否定性,使他陷入绝对的自我之中,其所谓的真实也彻底缩减为就身体而言的自然需求和冲动,而打断了荒诞得以成立的“人与世界”相互依存的生存结构,滑入“无所谓”(indifferent)的虚无主义。如同加缪在《局外人》美国版序言里所说:“他是社会的局外人,他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游荡于社会的边缘,游荡在他私人生活的郊区,孤独而又淫荡。”默尔索是局外人,是周围习俗成规、社会道德和“社会人”(social man)的局外人,他生活在他们之中,却没有像他们一样具有一个习俗成规所赋予的“自我”,检察官也惊人地指出了这一点——“此人心中空无一物”。由此,以下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荒诞感所塑造的个体精神结构和生命状态,展现道德清醒及其虚无主义对个体的自我形态意味着什么。

(一) 身体作为自然需求

当默尔索以“无所谓的”(indifferent)态度游离于社会的边缘,边缘的另一边并不是另一个社会,也不是空无一物的深渊,而是“自然”,他不是简单地处于社会的边缘,而是游离于“社会与自然”之间,重要的和困难的正是这个“之间”以及它所带来的自由和可能。无论是在他还是自由人的时候对海滩的喜欢,在葬礼上对养老院周围清新田野的喜悦,还是在监牢中观察天空、夜色和星星所感到的安慰,都向我们展示了逃离于社会之外的“敌基督先生”(初审法官语)反而沉浸在自然之中。

不过,客观的自然秩序和环境并不是“自然”的全部意义,更指向了默尔索身上就自然(nature)而言的人性(human nature)。换句话说,这并不是简单的对自然的观察,而是揭示了他就自然而言的人性、情感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贴和呼应。很大程度上,默尔索是处于一种类似自然人的状态,他并不依靠社会成规的要求和“社会人”的模式作出选择和行动,问题是,他究竟依靠什么作为生活的指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考察默尔索在生活中作出选择时的理由。当其女友玛丽提出结婚的问题时,默尔索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但他的叙述则表明这事无足轻重: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我无所谓,如果她想结婚,我们可以结婚。她于是想要知道我是否爱她。我又像上次那样回答她,说这事毫无意义,但我也许并不爱她。她就问;“那你为什么要娶我为妻?”我对她解释说,这事无关紧要,说如果她想要结婚,我们就可以结婚。另外,这要求是她提出的,我只是说同意而已。

在玛丽与默尔索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墙,我们不仅看到玛丽的生活露出了荒诞的底色,而且也看到默尔索对荒诞处境的安之若素。玛丽认为,结婚是大事,是个人融进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但默尔索的清醒剥除了“结婚”的意义,而他虚无主义的生活态度在表面上以不作出选择为选择。如果玛丽不提出此问题,他或许一直都不会感到和想到这一点。与主动的玛丽相比,他身上有一种极其鲜明的人性特征,即“被动性”——不受外力的推动和触发,他就会一直处于原初状态。在与邻居雷蒙的交往中,这一点体现得同样明显。雷蒙在众人眼里是败坏道德的“拉皮条的人”,街区里很少有人愿意与之交往。然而默尔索却愿意听他说话,因为“他说的事情很有趣,另外,我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他说话”。尽管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让他觉得有趣,但他的后一个理由明显比“有趣”更重要。同时,他与雷蒙原本并不怎么熟悉,雷蒙是怀揣特定的目的与他搭话,他适时地提出了一个早已筹划好的请求:让默尔索替他写一封让其情妇回心转意的信,目的是要在重新和好时更厉害地辱骂她。事事无动于衷的默尔索竟然“答应”了,理由是“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严格地说,并不是默尔索“答应”了这些事,而是这些事很偶然地像雪花一样落在他的跟前,就雪花而言,这一片和那一片并没有差别。当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去考察“枪杀”阿拉伯人的场景和过程时,默尔索客观的叙述最终指向一点:是太阳强烈的光线摁下了他放在扳机上的手指。

不过,在人性的“被动性”与选择的发生之间,在默尔索被遭遇之事选择与他的接受之间仍然存在一条不可忽视的缝隙,也就是说,尽管默尔索没有主动选择,但在他自身的内部一定有什么东西与所遭遇之事产生了特定的映照和呼应。只有解释了这一点,被选择的默尔索才会有所选择。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他对守灵和葬礼的描述几乎都是“感觉性的”印象,无论是守灵室中刺眼的灯光,还是送葬路上的诸多气味——殡车的皮革、马粪、油漆和焚香,以及他在整个过程中最为核心的感受要么是生理上的饥饿和口渴,要么是身体上的困倦和疲惫,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点,即他对周围事物的反应像一个孩子一样完全依赖于其身体在“此时此地”的直接感受。在葬礼结束的第二天,他在海水浴场碰到了过去的同事玛丽,一反葬礼带来的疲惫,默尔索身体的欲望成了此时的主导,“我帮她爬上一个浮筒,并顺手摸了她的胸部”。后来到了监牢里,他也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玛丽的思念一直都是身体性的。同样是在监牢里,他对律师的一番解释更加证实了我们的判断:“我对他解释说,我天性(nature)如此,我身体(body)的需要往往会使我在感情上显得失常。我在安葬妈妈那天十分疲惫,困得只想睡觉。”没有人否认葬礼的过程多少会让人感到疲惫,但几乎不提感情的悲伤,而只把身体上的感觉完全当成此时此刻的主导力量,这无论如何都是引人注目的。就此而言,我们也终于明白在楼梯偶遇雷蒙时,为什么默尔索会重点提到一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细节:“他对我说:‘我家里有香肠和葡萄酒。您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吃点喝点?’……我想到这样我就不用自己做饭,就同意了。”这明显是一个孩子的想法。

身体作为一个载体,清楚地展现了自然的直接需求如何主导了默尔索的日常生活,这一点甚至延续到了监牢中,比如面对极为不利的审判进程,他的主导反应依然是身体所感到的热、困和累,仿佛又一次经历了送葬路上的酷暑。有趣的是,在身体自由的时候他感到的是社会之内的规制和厌烦,但在监牢中失去这一自由时,他反而发现了另一种更宽阔的自由。因此,正是在看似毫无选择的顺其自然中,我们看到了默尔索生活的指引和推动力量,亦即由身体及其感觉所呈现出来的自然需求;也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他在客观自然环境中的自由和自得,身体自然反应的“去道德化”和客观自然环境固有的中性特征都同属于一个更大的自然秩序。就此而言,默尔索的身体导向正在走向反面,走向“毫无感觉”的中性的自然,无怪乎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认为默尔索的感觉主义带有非常强的“拒绝感觉”的色彩。在社会与自然“之间”,身体性的需求更多地把他引向了自然,就像人为的价值意义对自然环境而言是多余的一样,社会的成规、习俗和道德在默尔索眼里也是一片虚无。

(二) 主观思虑的社会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身体与主观能力在默尔索身上却处于非常失衡的状态。在他的生活中,一个突出的对比是,他一方面在行为上像一个不谙世事的自然人或孩子一样疏离地游走在人群中,平静而冷漠,另一方面,在内心里他又并非真的不懂得生活中的人情世故,反倒是对社会成规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反思。换句话说,他的那些成为法庭证据的“去道德化”行为并不是源于他对日常道德的无知和懵懂。他在葬礼上的心理活动集中揭示了这一点。当养老院的门房在棺椁前问他是否要看看母亲的遗容时,他表示不愿意,但当时他的心里多了一重反思:“他不再说话,但我感到尴尬,觉得我不该这么说。”晚上,他在守灵室喝了牛奶咖啡还抽了烟,这后来也成为品格堕落的证据,但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不合适:“我于是想抽烟,但我犹豫不决,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能在妈妈的遗体前抽烟。”就此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人,他对遗体、葬礼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和道德意义心知肚明。不止于此,很多时候,他的理性活动和主观思虑已经大大超出常人所应有的程度。在因母亲去世而向公司老板请假这一件小事上,他是这样想的:

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借口,他无法拒绝。但他显得不高兴。我甚至对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没有回答。我就想不该对他说这话。总之,我不需要请他原谅。反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但到后天,他看到我戴孝,一定会对我表示慰问。现在仿佛妈妈还没死。相反,等下葬之后,这就像归档的案件,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我们不知道公司老板当时是不是因为请假一事而不高兴,我们也没有从默尔索的叙述里看到老板对他的慰问,但从接下来公司老板计划让默尔索主管公司在巴黎的发展一事来看,他应该还是挺看重默尔索的,不至于因为如此理所正当的请假而不高兴。况且,默尔索对此事的主观思虑在见到公司老板前就开始了——“有这种借口,他无法拒绝”。即便公司老板真的有点不高兴,那么,一个人的内心需要多么敏感和多思才会在此时说出“这不是我的错”这样的道歉,甚至连他自己也立即意识到了“不该对他说这话”。最后,刚刚请假完毕,他的思虑和想象又迅速飞到了后天,预先呈现了他的老板见到他戴孝上班时可能会作何感想。这是令人震惊的,可以想见默尔索的主观思虑和想象已经达到了过度细密的地步,而与他身体需求的直接和粗疏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事情并未结束。在葬礼结束的第二天早上,默尔索醒来想起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此前的请假:

我醒来时才明白,我向老板请两天假时,他为什么显得不高兴:今天是星期六。我当时可把这事给忘了,但在起床时想了起来。我的老板自然想到,加上星期天,我就有四天假期,这样的话,他当然不会高兴。但是,一方面,妈妈下葬是在昨天而不是今天,并不是我的错,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星期六与星期天都是我的休息天。当然,尽管如此,我仍然理解我老板的心情。

事情已经过去,默尔索的思虑却仿佛毫无尽头。如上面所说,老板的不高兴不过是他的敏感使然,而这里所提到的事更加匪夷所思。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老板想到,且是“自然想到”了默尔索四天的假期。他再次强调了“这不是我的错”,以及他对老板心情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为人多么“善解人意”,而恰恰是证明了他人性中的紧张:一方面,对自然自由的理解使他拒斥任何社会性的关联,包括请假所带来的某种“歉意”和“内疚”;另一方面,主观上的思虑和想象又让他的内心深陷其中。

事实上,在替雷蒙写信这一事件中,同样隐含了这一点。上文提到,他对恋爱和婚姻显得极其“不解人意”,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能够轻松地替雷蒙写一封复杂的情书:在雷蒙殴打了情妇的情况下,用一封信让她再次回到雷蒙身边。结果证明,雷蒙对信很满意,情妇也真的回心转意了,很难想象,一个对人心和情感的理解不够深入的人如何做到这一点。可以说,他对社会成规和人心、情感的了解不是不够,而是“太”深入了,但这个深入却只运行在他的“头脑”中。

进而言之,默尔索主观上的思虑和想象并非毫无内容,相反,它始终都是围绕着社会成规和人情世故展开的,因而,仅仅从主观层面来看,他无疑是一个非常符合道德成规和一般行为模式的社会化个体,这也解释了尽管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他却一直强调自己和其他任何人毫无差别,“我爱妈妈,像其他人一样爱”。但同时,这是一种失败的“社会化”,因为就身体和行动而言,他依然处于社会的“局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完满的社会化就是简单地把默尔索的身体和行动纠正过来,他在餐厅碰到的那个矮个女子似乎就是这样的典型:在吃便饭的时段内,迅速而稳当地完成多项事情,计划清晰,执行有力,“动作像机器那样准确无误”。显然,在社会生活的水平线上,她与默尔索处于两个极端,如果说社会在默尔索身上的在场是不充分的话,那么,在她身上则是过于充分了,以至于完全没有自由得以生长的空间。要害是,就现代社会对个体及其自由能力的要求而言,他们都是失败的。

(三) 点状自我与自然自由

就此而言,默尔索身体上的自然需求与精神上的主观结构处于两相对峙的局面,时而倒向身体的需求,时而倒向主观的社会化思虑;他游走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受着双重力量的撕扯和挣扎。那么,如何在这一张力中理解他的“自我”,亦即他行动和生活的统一性(identity)。西蒙曾经提出,默尔索缺乏的正是这种统一性,因而只能接受法官的判决;与此相关,上文有关身体作为自然需求的论述则试图展现缺乏自我统一性意味着什么,如何更具体地理解这种“无自我”的状态。事实上,如果说自我统一性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诸多生活事件之间确立一条连贯的脉络,进而又能不断纳入新经验达到内在更新与成长的话,那么,默尔索缺乏的恰恰是这一主线,而呈现为碎片式的“点状自我”:在这些散落开来的每一个点,推动他作出选择的不是无限的思虑,而是每一个“当下”(present)的自然感受和需求。事实上,也正是这一自我形态解释了萨特在《局外人》中所发现的特殊的写作手法,每一句话都是“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是默尔索的一个“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加缪非要语出惊人、把文本写成那样,而是他发现荒诞及其所塑造的个体生命状态在本质上就是如此,手法和技巧不过是它们得以呈现的手段。在法庭上,面对律师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他并不满意,原因并不单单是他的教条式话语,更是因为这样的辩护是要在默尔索的生活事件之间建立一贯的逻辑和主线。虽然这一辩护如果获得他的配合必定会发挥极大的作用,但默尔索却体验到了一种强烈的自我被剥夺的感觉,“这又是把我排在案件之外,把我完全清除”。就此而言,尽管他的“点状自我”和真正完满的自我形态相去甚远,也仍然无法容忍别人的强加。这种感觉贯穿了审判的整个过程,因为除了律师,初审法官、检察官、证人、新闻记者几乎都在参与剥夺的过程。

剥夺所对应的,是他们对自由的不同理解。检察官的控诉表明,他认为个人在社会中只有服从成规和习俗的自由,那个机器一般的矮个女子应该也会赞同这一点。从检察官所认定的自由到默尔索所崇尚的自由之间,排列着律师、玛丽、莱蒙的朋友马松和塞莱斯特。餐厅老板塞莱斯特最接近默尔索,他在法庭上的表现证实了这一点。他想为默尔索辩护,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和逻辑,而只是一再强调默尔索是个男子汉,不说假话,杀人则是一件非常不幸、防不胜防的事故,但这竟然引起了默尔索由衷的感动——“我生平第一次想要拥吻一个男人”。一方面,辩护缺乏分析和逻辑反而意味着塞莱斯特没有(能力)剥夺默尔索的“自我”,另一方面,他和默尔索一样从未想要解释开枪的原因,因为它就是那样自然地发生的,是自然自由的某种展现。相比于社会成规下的自由,自然自由就是无拘无束和任意。但在默尔索这里,任意的自由有着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真实”和“不说假话”。在第一次与律师见面时,律师问他能否在法庭说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克制自己的自然情感,所以显得有些冷漠,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是假的”。这样,当加缪说《局外人》讲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此人没有任何英雄姿态,却同意为真实去死”时,我们不仅看到了这种“真实”在感觉上的自然基础和它潜藏的虚无主义危险,而且更深地理解了这种“真实”在社会与自然之间所遭遇的冲突,以及它所塑造的生命状态和自我结构对默尔索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三、 荒诞与自由的重生

我们曾经提到,《局外人》的叙述结构非常奇特,它在文体上更像是“回忆”,而在视角上包含着“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相互映照的复调结构以及两种视角从合一到逐渐分离再到重新合一的复杂变化。这一形式上的特点指向一个根本的实质问题,即默尔索发生了什么样的内在变化?他在回想和复述那些已经过去、彼此分离的“当下”时究竟收获了什么?对“点状自我”的收拢和吸纳是通过哪些具体的环节来完成的?同时,如果这一过程包含了一种人性的上升和一种新形态“自我”的确立,那么,这种新的自我是如何从曾经深入肌肤的荒诞中“跃身而出”的,它与荒诞处境的生存性关系又是什么?有评论者把这一变化称为默尔索的“成年礼”,它开始于默尔索、雷蒙在海滩上与阿拉伯人的第二次相遇,并最终在拒绝神父的救赎时得以完成;与此相关,成年礼在根本上需要通过弑父来完成,而枪杀阿拉伯人成了弑父的荒诞形式。但这一解释有意忽视了文本的回忆性结构,而过于强调杀人事件之前有关决斗规则的讨论。首先,事实上,在回忆性结构的基础上,与其说默尔索的“成年礼”是凭借荒诞形式的弑父完成的,不如说是通过重新安顿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完成的。其次,对只生活在每一个“当下”的默尔索来说,“回忆”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新要素;回忆的动力不是源自浪漫主义的怀旧,而是来自监禁和死刑。再次,他对神父的拒绝并不奇怪,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对神父的怒斥中所展现的荒诞意识;只有结合这一点,他最后的生命状态才能获得澄清。最后,考虑到上文有关点状自我和自然自由的论述,这一变化过程也指向了他对自由的重新理解。

(一) 良知的觉醒

既然“回忆”和“内省”构成了默尔索书写自我的特定方式,那么,为什么回忆的起点是母亲的葬礼,而不是时间更早的其他事件:

今天,妈妈死了。可能是昨天,我不清楚。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灵堂仙逝。明日葬礼。肃此电达。”说得一点也不清楚。也许是昨天。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探讨母亲的葬礼与默尔索的死刑有何深层的关联。在入狱之处,默尔索简单而直接地认为法庭应该会仅仅针对海滩的杀人事件,但律师的谈话瞬间就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律师敏锐地指出审判的真正要害并不是杀人,而是他在母亲葬礼上的“无动于衷”。对此,默尔索深感不解并说出了让律师焦躁不安的话:“毫无疑问,我很爱我的妈妈,但这并不说明什么。”这意味着,此时的默尔索并不认为两个独立的生活事件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如果此时撰写回忆录,起点一定不会是葬礼。

然而,随着审判的深入,案件焦点如律师所预料一直围绕葬礼而展开,两个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事件在法庭上汇集在一起,检察官甚至控诉道:“此人在埋葬母亲时怀有一颗杀人犯的心。”对默尔索来说,面对这个关联在道德舆论上的确定性以及它逐渐变成法律之事实的过程,自己与妈妈的关系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换句话说,这个起点并不是默尔索从一开始就主动选择好的,而是在审判过程中被迫逐渐意识到的。这提醒我们注意,尽管妈妈的去世和葬礼的具体事宜在第一部分第一节就结束了,但它的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就回忆而言,它在实际上构成了一条若隐若现、一直持续到小说结尾的线索。此外,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默尔索在葬礼上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生活片段,而是构成了他此前全部生活的典型代表,因此,回忆从葬礼开始,就是从所有的起点开始。问题是,默尔索会简单地认同法庭及其道德舆论所预设的情感与伦理关系吗?他对妈妈的回忆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

默尔索对自己的妈妈是否有感情,这一直是法庭辩论的焦点。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尽管周围的人在宽慰默尔索时都不约而同地会说“你母亲如何如何”,养老院的电报也是使用“灵堂仙逝”的字样,但三十多岁的他依然习惯用“妈妈”。这几乎是他对母亲饱含感情的唯一直接证据。只是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一证据同样能够用来证明感情的欠缺:看似亲切的“妈妈”只不过表明默尔索像个从未长大的孩子,它更多地揭示了其对母亲的依赖。撇开这一争论,从回忆与内省的结构来说,更重要的并不是称呼的始终如一,而是他自己如何看待这一情感。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否认他对母亲的爱,而只是要考察他如何重新认识这种爱。

起初,尽管默尔索认为母亲的去世是一种遗憾,但他心里并没有比遗憾更多的悲伤,更不会假装有更多的悲伤,就像他在监狱对律师所说的那样,“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仅此而已。在他看来,遗憾或“不愿意”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而失声痛哭的悲恸则是某种被迫的“伪装”,是在道德舆论压力下对自己情感自由的放弃。为了保持和坚守这一自由,他在葬礼之后尽可能不去餐馆吃饭,因为熟识的邻居或朋友会提及母亲并表示同情和难过,而他为了不失礼貌就只能“伪装”出丧母的痛苦。在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默尔索心中是否为母亲之死而痛苦,而是在他眼里,即便悲伤之情是真的,流露出来就难免成为一种“表演”。对于为什么要把母亲送到养老院,他的解释是: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一言不发。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里,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来,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力气。

默尔索并没有想过,母亲的哭泣是否仅仅是因为不习惯;也没有想过,妈妈为什么总是瞧着他一言不发。在这段解释里,让人感触深刻的是他在为母亲考虑和为自己考虑之间的游移,以至于最后也很难说清究竟是哪个考虑占了上风。清楚的只是,在这番解释之后,他感到了放松和自由。

转折源自他与邻居沙拉玛诺老头的交往。沙拉玛诺与默尔索的母亲年龄相仿,弯腰驼背,头发稀疏,八年来一直与一条脱了毛的狗相依为命。有一天,狗却走丢了。为了安慰失魂落魄、语不成句的老人,默尔索告诉他可以去警察局的招领处看看,或许可以找回来。两人在楼道里说完这些话之后,默尔索的反应颇引人注意:

他关上自己的房门,我听见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床嘎嘎作响了一下,透过墙壁传来一阵细细的奇怪的声音,我听出来他是在哭。不知怎么,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妈妈,但是明天早晨我得早起。我不饿,所以没有吃晚饭就上床睡了。

此前他一直逃避公众场合,除了想摆脱他人的同情对自己情感表达的约束,在根本上想必更是要摆脱自己与妈妈之间的血缘亲情的束缚。但现在,距离葬礼已经一个多星期,他第一次主动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显然,一定是沙玛诺夫孤苦伶仃、暗自哭泣的情形触动了他,让他联想起妈妈在养老院的处境何尝不是如此。“我突然想起了妈妈”,在那一瞬间,他对自己的审视和自责无论多么轻微都值得读者注意,因为这是他真正开始正视血缘亲情的起点,或者说,从这里开始个人的自由不再是生活的唯一标准。但同样重要的是,紧接这一瞬间的是“我明天早晨还得早起”,这再次标示了默尔索内心细微而深入的游移和挣扎。这样的挣扎究竟持续了多久我们很难推断,能够推断的只是他不吃晚饭就上床睡觉的真正原因大概并不是“我不饿”,以及他的入睡应当会花费比往常更多的时间。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庭审过程中。开始时,庭长抓住“为什么要把妈妈送进养老院”这一问题不放,默尔索厌烦透顶。接下来,养老院院长作证说默尔索在葬礼上不愿意看妈妈的遗容,没有哭过一次,下葬之后立刻就走,没有默哀,甚至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具体年龄。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处境:“我多年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念头,我感到所有这些人是多么厌恶我。”甚至,当门房作证说默尔索在葬礼上抽了烟、睡了觉、喝了咖啡时,他有了罪的感受:“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了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有罪。”在此,厌恶和愤怒当然是源于人们被激起的道德感,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道德舆论出现在法庭审判中是否合适,也不是人们的道德感是否偏离了事情的真相,而是“罪感”对默尔索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前,他从未觉得自己在葬礼上的行为有什么错,即使在他开始正视自己与母亲的情感纽带时,他也从不觉得对不起除了妈妈以外的其他人;现在,罪感的出现意味着他开始感受到自己对众人的某种亏欠,自己与一个更大的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社会道德舆论相比于自己的自由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默尔索并不是那个机器般的矮个女子。尽管他感受到了社会道德的约束力和评判力,亦即上文所提到的“自我被剥夺感”,但他并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自由。后面的庭审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作为被告的他,在内心像法官一样分别对检察官的控诉和律师的辩护作出了“审判”。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是对“剥夺”的精神反抗。

最后一次想起妈妈,是在默尔索拒绝神父、独自面对死亡的夜晚:

这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想起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到像是走在自由的边缘(brink of freedom),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

这是一个崭新的状态。一方面,如果说此前因沙马诺夫老头而想起妈妈,更多的是一种对母亲晚年实际处境的同情的话,那么现在则体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在“存在”的意义上,设身处地地体察妈妈作为个体拥有的自由以及自由中的幸福与脆弱。我们看到,妈妈不再是凄苦和衰老的形象,而变成了行动的典范和人生的“榜样”:“而我,我现在也准备把一切重新开始。”另一方面,相比于葬礼上的“不哭”,此时的默尔索不再否认哭的道德意义,而是质疑哭的“权利”。也就是说,法庭上对“哭”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社会道德层面,但如果对妈妈的临界体验毫无理解,对死者的生命态度和自由选择一无所知,他们根据什么为妈妈而哭呢?在这个意义上,默尔索重新定义了“哭”的根据,哭不是因为社会道德层面的同情,而是源于对个体生命本身的荒诞性以及由荒诞而来的自由本质的认可和共鸣。

(二) 向“死”而生

默尔索是因为在妈妈葬礼上没有哭过而被判死刑,如今,默尔索已经重新理解了妈妈的生活,确认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剩下的就是他如何与死刑遭遇了。按照常理,既然他认为没有人有哭的权利,他本应该更无法接受死刑,但他最终认可了自己的命运,这比因不哭母亲而被判死刑更令人惊讶。

事实上,他最先遭遇的并不是死刑——甚至直到法官宣布将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处决他,他都从未想到过死刑——而是剥夺自由的囚禁。从法理上讲,惩罚性更强的是(终身)监禁还是死刑,或者说,剥夺自由和剥夺生命对罪犯而言究竟哪一个更痛苦,这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默尔索用“亲身实践”给出的回答颇有些出人意料。在他还未意识到囚禁的目的是剥夺自由时,他就已经基本适应了监牢的生活:“我常常在想,如果让我住在枯树的树干里,不做别的事,只能观看天上花卉般的图案,我也会逐渐感到习惯。”而在他经看守长的启发意识到囚禁的本质时,惩罚早已失去了意义。比如禁止抽烟,“我得知这也是一种惩罚。但这时不抽烟已成为我的习惯,这种惩罚也就不再是对我的惩罚”。对默尔索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消磨时间”,亦即如何应付“无聊”。无聊之所以比抽烟和性欲更难对付,是因为无事可做时人所面对的就只剩时间——生命——本身了。确切而言,这是自己和自己的照面,和自己自由的照面,因而,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看,此时缺的并不是自由,而是如何打发自由,填满无时无刻的空缺。对此,默尔索选择了“回忆”,用生命的过去来对抗现在;在他发达的主观能力面前,无聊也像禁止抽烟一样失去了惩罚性:“于是我悟出,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里待上一百年,他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绝不会感到烦闷无聊。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愉快。”现在,他是一个条件更为完善的局外人,在身心两方面都游于社会之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自由。

与此并行,他对杀人事件没有表示任何后悔,也没有对自己毫无来由地卷入一桩重案有丝毫遗憾。这里所说的后悔并不是要默尔索从内心承认自己在枪杀案中的过错,而是指他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思考”案件的前因后果,“省察”自己一直在过的生活。在默尔索身上,这种“一无所思”与囚禁惩罚性的丧失构成了一体之两面,也就是说,只要这些惩罚对他毫无触动,他无动于衷(indifferent)的生活就会一如既往。

但是,与此相比,死刑的极端性远远超出了他能适应的限度,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一方面,面对判决,想到自己将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默尔索感到无论如何都无法像适应囚禁一样适应将至的死亡,他开始全身心地思考如何逃避死刑;但另一方面,越是思考如何逃避,就越发现死刑的确切无疑。因而,仅仅是设想这种可能就足以让他痛苦万分,不堪忍受:“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胡思乱想,因为这样一想,我就感到全身冷得可怕,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牙齿打战,难以自持。”甚至,原本“一无所思”的默尔索竟然开始思考如何制定法律,以便改革刑罚制度:

我注意到最重要的是要给被判处决者一个机会。即便是千分之一的机会,也足以把许多事情都安排好。这样,我觉得人就可以发明一种化学合成品,服从后只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让受刑者死去。条件是,让受刑者本人事先知道。

此时,应该是默尔索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渴望活着,否则他不会想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制度。如果真有这样的制度,他也无法确定自己真的能够碰上那幸运的十分之一,但仅仅是这十分之一的生的可能就足以让他感到安慰和平静。死刑,超出了所有生的可能,反过来又促动生的渴望。终于,一贯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indifferent)的默尔索开始有所眷念。不过,有必要立即指出,这种眷念不是基于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在默尔索第三次拒绝神父拯救时发出的怒吼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理念的激烈冲突。他基于人的“必死性”来理解上帝,拒绝原罪说,否认只要死前向基督忏悔就可以获得拯救,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有罪和无罪。曾经认为自己和其他任何人毫无差别的默尔索,这时在死亡深渊前突然感到了自己的独特性,在自由意义上的独特性:

我表面上看起来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对自己的人生和即将来临的死亡有把握,比他(神父)有把握得多。没错,这是我手上仅存的筹码。可是至少我抓住了此一事实,一如它抓住我。过去我是对的,现在我还是对的,我一直都是对的。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只要我愿意,它也可以是完全另外一种。

这是他最具英雄色彩的时刻,因为促使他作出临终总结的不再仅仅是恐惧,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正在从自我深处升起。笛卡尔以来的现代思想都将确定性的根基建立在自我之上,默尔索感受到的正是这一点,“我对自己有把握”;上帝被迫隐退了,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诞生。就自己的人生而言,重新审视之后,过去的具体内容不会发生变化,但这些内容的意义会迥然不同。当默尔索说“过去我是对的”时,过去就不再是那个点状自我无意识的行为记录,而是多了一层“自由”的底色;换句话说,他现在承认所有过去的事都是他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包括葬礼上的漠然和海滩上的杀人。因而,他现在能够并且愿意为自己的过去“负责”。在此基础上,他肯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亦即肯定了自己的“存在样态”,包括过去和现在。他没有谈到将来,但如果有将来的话,它是什么样子也完全取决于默尔索的自由意志(will),“只要我愿意,它也可以是完全另外一种”。即便他选择像过去一样过局外人般的生活,这也已经是一个自由决断之后的局外人,因而就不再是局外人,而是从自由意志出发、能够自我负责的“道德个体”。

从“无所谓”到有所眷念,再到确定自己的生存样态,默尔索身上仍然欠缺某种积极的情感,亦即对这个世界的爱。没有爱,自由决断将缺少内在的持续性力量而沦为一种短暂的偶发事件。不过,这种爱不是毫无保留的付出,而是一种建立在理解之上的通感和同情。上文已经看到,默尔索最终理解了妈妈为什么要找一个未婚夫,这正是此种爱的一个集中体现。现在,当他排空一切希望和欲念(emptied me of hope),像个重新诞生的婴儿一样审视“这个世界”(the universe)时,我们同样看到了他的这种爱。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和妈妈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只是世界之为世界向他提出的挑战更大:面对这个就其自身而言绝对“自足”(indifferent)的世界,自己的“无动于衷”(indifferent)原来是如此的脆弱和虚假;他心中第一次萌生了对这个世界的爱,以及对人群的渴望:

面对这布满预兆和星星的夜空,我第一次,是的,第一次向这自足而自在(indifferent)的世界敞开了心扉。我体会到这世界跟我如此相像,如此血肉相连(brotherly),因此感到自己过去幸福,现在仍然幸福。为使所有这些都更加完满,为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lonely),我仅剩的全部希望就是被处决那天观者如潮,并对我发出憎恨的喊叫。

(三)死刑、自杀与反抗

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在《局外人》中,加缪真正关心的也许并不是死刑,而是死亡的不可避免,无论是正常的自然死亡、非正常的意外死亡还是体制化的被杀死,死亡都同样无法避免。但我们必须同样注意到,对默尔索来说,作为法律判决的死刑和作为生存性事实的死亡是一同到来的,或者说,当他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个体的死亡时,他所面对的并不是自然意义上的死亡,而是“被处决”。这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涵:一是,默尔索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清醒和虚无主义已经走向荒诞意识的反面而成为一种对最根本的荒诞处境——死亡——的“躲闪”和逃避,死刑则再次把他带入最真实而彻底的荒诞中。因为在加缪这里,荒诞既不在人之中,也不在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二者的“对张”关系中,死刑正是以悖谬的方式把割裂的关系重新确立起来。二是,就荒诞处境而言,现代人根本不存在自然意义的死亡,不仅所有能够催生荒诞意识的死亡都包含着不死的可能和渴望,而且真正构成荒诞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对死亡的想象,因而生就是等待“处决”。

自杀,是被判处死刑的反面,“自杀以固有的方式消解荒诞,它把荒诞带进同一死亡之中”。对加缪来说,自杀是荒诞哲学始终关注的困境和挑战,它导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生活或生命若要值得过是否应当具有某种意义,二是生活若没有意义是否更值得人们去经历。前者指向传统的道德哲学,在此范围内,一个人选择自杀并非因为生活本身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与他所认为的生命应当具有的意义相比,生活让他太失望了。后者指向加缪的荒诞哲学,荒诞的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生活原本就是没有丝毫意义的,既没有确切的价值等级,也没有所谓的作为道德终极保证的上帝,那么,他将会如何生活?相比于传统的自杀者,荒诞的人打碎了所有营造道德理想和价值等级的幻觉,决意直面这个没有颜色、“没有意味的”(indifferent)真实世界,他是能够承受,体会到西西弗下山时心中所绽放的幸福,还是难以忍受,最终要么选择“哲学性自杀”,像加缪所批评的胡塞尔一样重新制造意义的幻觉,要么真的“自杀”,与荒诞的真实同归于尽?在此严格限定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加缪为什么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

自杀,同样是《局外人》中暗藏的焦点。上文已经提及,默尔索的日常生活是荒诞的,他与自己生活之间也隔着一道过滤意义幻觉的玻璃墙,但我们可以设问,如果他没有卷入雷蒙与阿拉伯人的纠纷,也没有开枪杀人,他没有意味和颜色的生活是否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答案是否定的。在海滩上第一次见到马松夫妇时,他说:“我也许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那就是我要结婚。” “一种平庸的幸福已经橫在他的面前——和玛丽或者什么人结婚,生孩子,成为父亲”。这等于是承认社会成规和一般道德所推崇的幸福,曾经被打碎的意义幻觉又被拿了回来,这就是自杀,一种日常形式的哲学性自杀。在这个意义上,律师为了让其脱罪而提出“葬礼上克制情感”的建议也相当于一种“自杀”指南。最为集中展现他如何反抗哲学性自杀的是他和神父的最后一次谈话,神父试图让他从内心中确信上帝的存在,向上帝呼唤,像其他人一样获得超出法律的宽恕和救赎。但是,神父所推销的上帝更像是一种商品,那些所谓的宽恕和救赎仿佛是标签上充满魅惑的广告;他说他看不到。在法庭上输掉的审判,他在这里赢了回来。

加缪说,从荒诞中可以推导出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默尔索对神父的拒绝和怒斥正指向这三个方面:首先,反抗意味着要真正承认生活本身的毫无意义,同时,要致力于维持那个导致生活毫无意义的荒诞的结构性关系,

。真正令神父震惊的也恰恰是这一点,默尔索不仅明确说他对生死不抱什么希望,而且认为哪怕有来生,来生也和现在一样,是一种“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

其次,在荒诞的人看来,常人的自由其实是自我奴役,他为自己设定生活的目的,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适应种种要求,这等于缠上自我束缚的绳索;而荒诞推导出的自由意味着清醒和任意的决断,是死刑犯在监狱的门打开时所感到的神奇的轻虚和放松。没有明天,每一天都是创世和末日。上文曾提到默尔索在怒斥神父后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并把妈妈当成生活的“榜样”;也就是说,在死刑所创造的生与死之间的缝隙中,他要像妈妈一样“重新开始”,在马上就要被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天“开始”。他体会的自由是独特的,浸透了一种只有客观的自然和宇宙才有的“自在和自足”(indifferent)。

最后,我的激情,既包含了上文所说的默尔索重新唤起的对世界的爱(love),也指向这种爱所引导的反抗和自由在生活方式上意味着什么。加缪所关心的是,一个人是否能够义无反顾地(without appeal)生活,也就是说,荒诞及其反抗和自由是否能够持续不止。如果仍然可以用伦理学来称呼的话,他提倡用数量伦理学取代质量伦理学,也就是要尽可能活得更多(most life),而不是更好。同时,要做到“更多”,就要求我们撇开外在的环境,尽可能地去感受自己的生活实践,感受自己的反抗和自由;实质上,这指向自我对自我的主动意识和感受,让反抗的自由生活在行动和意识两个层面同时成为经验,成为双重甚至多重的经验。在表面上,默尔索已经没有机会再去展开十年或二十年的生活,但更多并不取决于时间的长短。一方面,整本书在结构上就是默尔索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确认,对自己的反抗实践和自由生活的再次“经验”;另一方面,在死前的最后一刻,默尔索仍固执地坚持要去体验自己的死亡,甚至,像加缪眼中比石头还硬的西西弗一样,他感受到的是某种超越时间的充实和幸福。因而,在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三个层面,默尔索这一形象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荒诞人对哲学性自杀的拒绝,而且指向了荒诞人对自然自由的超越,自由不再是“无所谓的”(indifferent)任性和随意,而是一种承认荒诞、维持荒诞的复杂的生活实践。

    
    四、 从危险个人到道德个体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默尔索对荒诞感的超越如何孕育了自我的重生,为了揭示这一重生对于现代个体的道德意义,下文打算从福柯有关“危险个人”的论述切入,刻画默尔索所体现的道德个体的意涵。在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把“危险个人”作为入手点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案件发生及其法庭审判构成了《局外人》的核心线索,在此线索中,默尔索整个的法庭表现非常贴近福柯所刻画的危险个人。下文将指出,这是一种既富有洞察力又相当不够的理解,它构成了我们刻画道德个体之状态的铺垫。二是,危险个人并不是纯粹的法庭现象,它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测度性,而现代社会应对此危险的主导性手段是规训和压制,其典型代表便是现代法律和精神病学。与此相比,加缪对危险性和非理性经验的理解和尊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现代人之危险性的新思路。

如果聚焦《局外人》中的审判过程,我们会有趣地发现,无论是犯罪事实、损害结果,还是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们都是极其清楚的,而真正让审判参与者困扰的是默尔索给出的“动机”,因为和杀人的结果相比“阳光太耀眼”根本算不上是一种动机。换句话说,默尔索对所有的案件事实都没有否认,但他在法官的眼里似乎呈现出某种“毫无动机”的状态。这与福柯所考察的“危险个人”符合:当一个犯了重罪的人在法庭上只承认“这是我干的”而对犯罪理由一无所述,现代法律的诉讼程序就陷入了某种无措和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点在法官质问默尔索为何开了一枪之后又对着尸体连开四枪时体现得极为明显。不过,在福柯的考察里,动机的缺失之所以会导致法律程序的暂时瘫痪并不是因为“主观意图”是犯罪构成的法律要件,而是因为现代法律需要通过罪犯对意图动机、前因后果的交代以及包含在“交代”中的反思和忏悔来确认“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在人性上确认“他是谁”。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批评者波斯纳把庭审中考察葬礼上哭过与否视为品格证据的滥用就过于肤浅了,他没有看到正是因为默尔索主观意图的缺失使得法律程序不得不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去考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此而言,神父的出场也仍然延续了法庭的困惑和焦虑,试图从更终极的层面上去了解默尔索这个人。

同时,福柯发现,在现代法律与精神病学的演变中,“危险个人”之所以被认定为“危险”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所犯的重罪,而是因为他们的危险是“突如其来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和周围的人毫无差别,他们的危险仅仅体现为他们毫无征兆的犯罪。因而,如果说福柯的考察是从诉讼程序中的“危险个人”开始的,那么默尔索的形象则帮助我们更详尽地看到了法律上的“危险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毫无危险征兆”的样态。甚至,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因为诉讼不过是一件更为突出和典型的日常事件;反之亦然,在默尔索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事件都是一场潜在而有待展开的诉讼。当玛丽听到默尔索有关结婚的回答时,她的困惑在根本上就是法官的困惑,差别仅仅在于,玛丽以“你真是个怪人”结束了刚刚开始的审判,而法律的程序一旦开始就要得到一个符合其逻辑的结果。

但是,仅仅把默尔索当作“危险个人”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加缪如何重新理解和安顿这种不可测度的人性经验。在福柯看来,现代法律和精神病学都试图治疗“危险个人”,消除非理性对人行为的控制,其方式便是理性对非理性经验的规训与惩罚:无论是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对“主观意图”的交代,还是精神病学对罪犯的人性状态所作出的症候学诊断,都是要把非理性的内容变成理性的内容,差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工具是忏悔机制,后者则依赖于一种更为宏大的社会机制对治疗的介入。然而,这等于是只认可一种理性的自由,而忽视了非理性经验的展现恰恰指向一种更根本的自由。现代法律以一种“理性人模式”要求着每一个人,但如果人的行为都是可以理性预测的,如何还能够说他是自由的呢?而在默尔索这样的危险个人身上,他的行为突如其来以致毫无道理可言,恰恰证明他是自由的。法律机制面对危险个人的无力,其背后是理性对非理性经验的无力,规训和惩罚最多只能掩盖这一点,却无法让人性中的非理性内容获得安顿。事实上,这个“无力”的事实是理性自身首先需要承认的,因为这个世界的非理性就是这个世界的“荒诞性”。

在加缪看来,人道主义不是别的,就是“自由”。但非理性的自由,荒诞中的跃身而出,它们难道不会导向一种破坏性的自由,进而自我毁灭吗?在萨特那里,自由是“人在完全孤独中的完全责任”,但加缪所关心的是这种责任从何而来。虽然虚无主义已经打消了价值的等级,但加缪并没有让非理性本身成为行动的原则,比理性与非理性相比更为根本的是人对生命本身的“爱”,也就是对自身存在的爱;它不来自对过去的怀念,也不依赖对未来的渴望,而是在每一个当下回到生命本身的痛苦与欢愉。默尔索和西西弗一样,他们都主宰不了自己荒诞的命运,荒诞是人的既定条件,但他可以主宰自己面对荒诞时的态度:放弃一切曾经的希望,放弃那些只会让他怨恨这不可改变的荒诞命运的幻觉,进而将荒诞当成最为根本的自身处境,在荒诞中体会生命和存在本身所包含的满足。在现代性的荒芜世界中,这种荒诞意识及其所包含的对非理性经验的尊重、承担与忍受,构成了道德的新起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张力结构就像是生死之间的荒诞处境一样,重要的不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紧张,而是如何有意识地去“维持”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因而,真正的道德性不在于理性对非理性经验的驯化和压制,而在于这种以爱为支撑的“维持”;无论是将其称为“不强势的坚定”,还是“温情的正义”,都表明了这种“维持”的艰难及其所需要的分寸感。

在默尔索身上,这种新的道德意识不是对荒诞感的否定,而是从荒诞处境中的“反身一跃”,是在肯定生命的基础上对虚无主义的超越。如前所述,这一变化与文本的回忆性结构互为表里,展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合一。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因素处于核心位置,一是默尔索重新安顿自己与妈妈的情感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良知的内在觉醒;二是死刑将死亡的绝对性推到前台,让他在向死而生中体会到对生命存在本身的爱;最后是默尔索拒绝了神父提供的哲学性自杀的方案,并在荒诞意识的基础上肯定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因而,在默尔索身上,这种新的道德性就是他在生死的夹缝中所体会到的爱和自由。尽管我们无法看到默尔索如何在生活中践行新的自由,如何用经验充实和丰富自身的道德内容,因为他在领悟自由后依然要承受死刑——在生与死的那个缝隙中,自由的重生是短暂的,但在拒绝神父和上帝的救赎之后,他不仅在内心接受了判决,而且表达了承担死刑、为过去负责的决心,这不正是在践行新的自由吗?可以推断,如果按照他自己起草的死刑改革方案来执行,并且他又幸运地抓到了那个百分之十的机会,逃脱了断头台的惩罚,那么,默尔索必定会一改此前虚无主义的生活风格,像曾经迎接死刑一样,勇敢地承担生命的荒诞和自由的重负,在日常生活里成为自己的英雄,成为西西弗一样的英雄:

在这微妙的时刻,人们回望自己的生活,西西弗回到自己的巨石旁;在这细小的回转中,他凝视这一系列彼此毫无关联、却已变成自身命运的行动,是他创造了它们,在他回忆之眼的注视下聚化成一,又会因他的死亡而尘封。就这样,他终于确信一切人事的根源都在人本身,像一个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毫无尽头的盲人,他依然行进在上山的路上。而那巨石依旧会滚落。


本文作者:张国旺

本文来源:北大法学评论

责任编辑:刘炼箴,实习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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