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启蒙》书评
2019年8月8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与文化   人文社会科学
[ 导语 ]
邓晓芒教授的新书《批判与启蒙》本质上是一本为了“五四”一百周年特意编订的论文选集。尽管这部著作是一系列文章的汇编,却是一部带有严肃批判精神和思想自觉的作品,其中体现了作者对于身处时代和自身文化的思索,同时也可将这本书看成是作者理解自己乃至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份真诚的答卷。
[ 内容摘要 ]
本书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批判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眼下愈演愈烈的“复古”活动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但本文作者认为,无论是对“传统”作不假思索地追捧,还是对“传统”进行简单粗暴地批判,根本上仍是源于我们对中国传统和古代经典并没有建立起深刻和正确的认知。或许只有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反思,才会是更有力量。
[ 内容 ]

一、回到传统中去寻找当代问题

文中绝大部分篇章在书籍出版前已经发表。文集“上编”所收录的论文,着重关注于对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的批判。“中编”则承继“启蒙”的问题意识,在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呼吁承接“五四”和上世纪80年代未竟的“启蒙”事业,提倡一种新时代的“第三次启蒙”。“下编”则立足于对当代思想史的反思,以这种方式勾勒出了“批判与启蒙”的问题意识。

尽管本书汇集了作者20年来不同阶段的文章,但文章的问题关切始终紧扣了几个主题: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如何思考中国的现代转型?怎样理解“五四”运动和80年代“文化热”对今日的影响和意义?怎样在当代继续“启蒙”的事业?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谓一以贯之,即,要理解、反思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问题,必须回溯到中国的传统中去寻找症结;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又必须从西方文明中寻找必要的思想及文化资源。

横跨中、西两大文明以建构对当代中国的思考,这种尝试和努力一方面凸显了作者广博的思想视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作者称之为“时代精神的冲动”。正如《前言》所说的那样:“我只想搞清楚中国当代的问题何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能够适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今天的发展。所以,最初促使我投身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冲动。”


二、如何进行中西文明比较?

书名“批判与启蒙”并非泛指,而说的是经由作者定义的、特指的“新批判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启蒙”。

所谓“新批判主义”的概念,是承接了“五四精神的血脉”,以其独到的视野反思、评价和重估传统文化。“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包括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自我忏悔精神和对进化论的超越,作者认为这三点均可从鲁迅身上获取思想渊源。与此同时,作者又指出“五四”精神具有其局限性,表现在“五四”虽提倡启蒙却带有民粹主义倾向、“五四”知识分子无法调和“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并且缺乏“西方人那种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以“新批判主义”勾勒出来的价值立场主要聚焦于个人本位和人道主义,同时提倡将“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区分开来”、“把实用理性和价值理性区分开来”。

至于“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启蒙”的观点,则立足于作者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他相信20世纪初的“五四”,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新启蒙”运动,均没有“对启蒙的真正含义领会和吃透”,此外考虑到当代中国国情已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几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乡离土,进城打工,城市化成为整个国民生活的中心”,这就是必须要引进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普遍原则来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需要开启第三次的启蒙。

在分析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时,作者以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作为参照,认为“国人通常只注意到西方启蒙运动所提出的那些响亮的口号和原则……却忽视了这些口号和原则背后的更深刻的基础,即对这些原则属于人类普遍本质的人道主义信念”。甚至《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再读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全文都沿用了用西方历史经验评判中国状况的方法。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所采取的中西比较视野,大体可以概括为“透过西方这面镜子来看中国”。中西文明比较在书中无处不在(不少比较不但跨越了地理和文化的阻隔,而且在比较所选取的时间段上也颇为随意),但两种文明在作者心目中并不具备同等的“价值”。关于这一点作者表述得相当直白,他围绕中西文化比较提出了一种“双重标准论”。从表面看,作者申明要“根据的文化环境的不同”,要求“任何一种文化都只有建立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基点上,努力吸收异种文化的要素,才是有生命力的”。但紧接着作者就又坦率地表示双重标准“其实并不是完全对等的”:西方文化在今天并不只是代表欧美白人的一种有限的文化,而是承载着普遍价值的一种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本身不能自外于普遍价值,最终将融入这种普遍价值之中。

这就无怪乎在这部文集当中,作者谈及中西比较时所呈现的态度和主张,与其他从事中西比较研究的专业学者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这种“比较”本身也并非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上,而更接近于作者纯粹个人意见的抒发。


三、80年代的问题意识,在今天仍然有效?

然而作者在书中抒发个人意见并不意味着立论必然走向偏颇,我更倾向于从作者对于学术与思想的认识来理解上文提到的这些特点。正如在《前言》部分所述的那样,作者认为一生立定的志向就是“以我自己为标本,来证明一个中国人在吸收近现代西方文明并以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上究竟能够走多远”。可见作者在本书中抒发的主张和理念显然体现了一种浓郁的、不乏个人主观色彩的思想情结。不过就这一点,作者也并非没有自觉,本文集收录的《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一文仿佛就是对这重诘难的回应。作者明确表示,学术和思想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是作者又认为,“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思想发展的空间过于狭窄,而在于中国学人的思想本身过于狭窄”。在我看来这仍不能称之为思想与学问的交融,因为事实上作者在文中好像并不认可纯粹书斋式的“纯学术”的价值。作者坦言:“学术和思想的关系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历史和哲学的关系。”在作者的判断中,“思想”的价值始终应当高于那些尊重事实考辨的“纯学术”。可正如作者实际在“学术”和“思想”之间更偏重后者那样,在“历史”和“哲学”当中,作者也强调“只有在哲学的眼光中,历史才能真正成为历史”。或者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仍旧秉持着哲学学者的本色,对自身的专业立场有着较为执著的信念。

邓教授长达20年的笔耕不辍,不仅可以看到他对当代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及思想状况怀有的持续不衰的热情,也突显了作者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和价值立场。当然许多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亦有些许推进。例如《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一文已经不再满足于高屋建瓴地表达基本立场和主张,而开始从儒家的基本文献入手。不过作者对于中国传统认知,阻碍了对“儒家”、“传统”形成更为精确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判断。或许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作者从来只是基于“理论上的证明”来谈论思想和思想史,例如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界的转变是“风气的转移和时尚的流变”,可是只消稍稍对同时代之思想演变抱有一丝“同情之理解”,恐怕便不至于将这些变化简单地这样一笔勾销。

阅读本书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作者的思考其实仍在延续和回应80年代的问题意识,而其他同时代的学人在过去三十年中早已数易论题(或许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极力批评的学者刘小枫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参见《评刘小枫的“学理”——与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商榷》)。作者自认属于“冥顽不化”者,始终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些80年代的议题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价值。不论读者是否认同作者的上述态度和判断,本书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批判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眼下愈演愈烈的“复古”活动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不过,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无论是对“传统”作不假思索地追捧,还是对“传统”进行简单粗暴地批判,根本上仍是源于我们对中国传统和古代经典并没有建立起深刻和正确的认知。或许只有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反思,才会是更有力量的反思。


    本文作者:邓晓芒
    本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责任编辑:汪文珊,实习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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