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推理的理性化——《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
2019年11月14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理学   法律推理
[ 导语 ]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景辉教授的著作《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的开篇导言,经作者授权发表。
在书中,作者思考了法律、道德与实践推理之间到底是何种联系,法律理由与道德理由在实践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怎样的关联。从五部分来阐述如何完成法律推理理性化的任务,甚至达到避免社会分裂的终极效果。值得一阅。
[ 内容摘要 ]
民众在立场上的差异,甚至分裂,在我看来,正是“法律下的生活”成为现代社会之宿命的根本原因。以恰当的方式将观念分歧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也才有机会避免由此引发社会离散的恶果。只要观念上的分歧不至于引发行动上的对立,我们就会在获得价值多元所带来的那些好处的同时,有条件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存在。

[ 内容 ]

对于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人们而言,“法律下的生活”不但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甚至这种生活的出现本身就具有某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以至于人们已经开始遗忘“没有法律的生活”究竟是何种滋味。这样的感受,同样也为身处迅速转换时期的中国民众日渐熟悉。他们一开始是从“依法治国”或者“法治国家”这种颇具政治意味的名词中,体会到法律对于政治结构可能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政治结构的问题并未真正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政治生活视为某种公共生活的话。只有当法律以各种方式频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纠缠的时候,它对公共生活而言,才真正算得上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案件的诉讼与裁判,必然是法律与日常生活相互纠缠的通常形式。尤为重要的,即使民众一开始可能只是因为“猎奇”或者“看热闹”之类的原因,产生了关注案件诉讼的最初冲动,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是可以轻易倒转的,“观察者”的中立姿态无法始终保持,他们随之也就有了发表意见和看法的基本理由。一旦这些部分逐渐丰富起来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话题。

然而,这些意见的发布本身之所以具备话题性,不仅仅是因为每个民众都是潜在参与者这个公共性或者政治性的部分,而是因为民众在看法上已经有所分歧、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存在着严重的姿态对立。即便是通过联系某些基本价值或者原则的方式来对这些讨论做抽象化的处理,这样的做法还是无法保证每次均能获取共识性的看法与姿态。这种情况表明:民众在立场上已经有所差异,甚至已经有所分裂。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法律下的生活”成为现代社会之宿命的根本原因,因为现代社会原本就是一个立场或者价值分裂的社会。而之所以中国社会逐渐走向了“法治社会”,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这个社会价值共识正在减少、观念分裂日趋增加的现实。我们对法治或者法律之下的生活要求有多么迫切,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观念分裂的程度有多大。或许我不应当使用“分裂”这个近乎危言耸听的语词,而是应当选择“(价值)多元”这个更为中性的表达,不过这样的做法并未减低问题本身的严重程度。如果不能对此给予有效回应,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必将随之而来。通常,“重寻或者重建(价值)共识”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因应手段,然而这样的做法 不但是一个无视现实的过分理想化的方案,而且还会遗失“(价值)多元”可能带来的“自由”之类的好处。

正因为如此,法律理论家就不能如同社会的普通民众一样,过于关注具体案件裁判中所涉及的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应当就其背后的“(价值)多元”问题做整体式的思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以恰当的方式将观念分歧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也才有机会避免由此引发社会离散的恶果;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就不过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不再能够被合理地称作一个社会。问题是,将观念分歧限定在何种程度才能真正避免社会的分裂呢?答案很简单,只要观念上的分歧不至于引发行动上的对立,我们就会在获得价值多元所带来的那些好处的同时,有条件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存在。这一点,正是本书被冠以“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的根本原因,因为“实践理由”这个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理性化的效果,正是避免因观念分歧引发社会分裂的基本条件。由此一来,实践理由必然成为我们思考法律推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时这也迫使我们必须提高法律推理问题的论证强度,而与具体的案件争议保持一个合理的观察距离。除此之外,提高论证强度的原因还在于,实践理由同法律基本属性的问题也有紧密的关联,所以法律推理的问题必定还会牵涉到法律理论上的基本立场,虽然我并未在此书中明确表达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但是细心的读者依然会发现这个部分的内容隐含其间。

当我将“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的时候,法律推理的理性化问题就成为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如果将这个中心任务做进一步的分解,以下五个部分就会依次展现在我们面前:首先,为了实现“有效解决行为上的分歧、容忍看法上的分歧”这个中心任务,法律推理必然同时负担了双重任务:法律推理不但表现为依据实践理由进行的公共判断,而且还是落实特定实践理由的具体化过程。其次,公共判断的理性化,不能脱离实践理由而单独存在,因此一个“准形式主义”的基本立场就会呈现出来;同时,实践理由的具体化,更是要求我们集中关注实践理由的具体类型。再次,很容易就会发现,实践理由有两个基本类型:一阶理由与规则。其中,一阶理由因其本身就是道德理由,所以其理性化能力毋需别寻他途,关键的问题是规则的理性化如何获得。假如规则不能在一阶理由之外寻找理性化的基础,那么一阶理由与规则的划分就会归于消灭。针对这个问题,我依据“内在价值”的基本概念,讨论了规则是如何以有别于一阶理由的方式获取理性化的。第四,“解释”通常被认为是由实践理由的模糊性引起的现象,并且终结于道德上的最佳化判断。通过深入检讨这种看法背后的理论资源,依据一阶理由与规则在文义上存在的重要差别,我认为解释不但是一个仅与规则有关的现象,而且也是只发生在规则文义范围之内的现象。最后,当规则的文义无法解决待决纠纷时,类比推理必然会牵涉进来,而类比推理的理性化是个备受质疑的问题。我通过将类比推理区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规则之下的类比推理与一阶理由之下的类比推理,然后分别指出它们各自的理性化条件。通过以上的阐述,我相信:不但法律推理的理性化任务足以完成,社会分裂亦有机会因此而避免。


本文作者:陈景辉


实习编辑:姬佩珩  责任编辑:贺舒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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