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81:《例外状态》读后感——“悬法”下的沉思:“例外状态”的古典形式探微
发布日期:2017/7/22      正文字号:
文章标签: 法的价值   法治   西方法律思想史
[ 导语 ]

在《例外状态》一书中,第三章“悬法”是理解“例外状态”这一政治现象历史沿革的关键所在。阿甘本通过罗马政制史和相关学说的理论溯源,探查了古代罗马政治制度中“悬法”(iustitium)的内涵,试图揭示“例外的无法状态”这一“悬法”的本质,阐述自己对“悬法”这一制度进行系谱学考察后的思考,以求解决“现代例外状态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即例外状态的拓扑结构,进而思忖个体生命在整个政治生活中的处境。

[ 内容 ]

“悬法”是一种长期以来并不被研究者所关注的制度,但它却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直接决定着法的实效,以不同的形式存续于各种政治制度之中,关乎着特定法律规则乃至整个法秩序的有效性。在《例外状态》关于“悬法”一章的探讨中,阿甘本通过罗马政制史和相关学说的理论溯源,探查了古代罗马政治制度中悬法(iustitium)的内涵,揭示了“例外的无法状态”这一“悬法”的本质,进而阐述了自己系谱学考察的结论,试图以此解决“现代例外状态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即例外状态的拓扑结构:“例外状态既在法秩序之外,又在法秩序之中”[1]

基于此,笔者试图从阿甘本《例外状态》一书的逻辑脉络与思维视角出发,探讨“例外状态”的历史溯源以及阿甘本在对施密特政治学理论反思和吸收的基础上关于例外状态拓扑结构的分析。

一、“悬法”理论溯源中“例外状态”与独裁的概念厘清

从本章的文本结构来看,阿甘本首先观察了罗马法中未得到理论界充分注意的一项制度,即“例外状态”在罗马法制度中的原型:悬法(iustitium)。其字面含义为“法的中止、悬置”,当元老院知道(认为)[2]发生了对共和国造成威胁的状况,可以发布元老院终极咨议,借此号召执政官,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中,包括所有的公民,采取其认为拯救国家所需的任何手段。在元老院的这一决断下,法律被悬置起来,进而制造出一个“法的空缺状态”。

通过回溯这一制度的实践样态,阿甘本进一步阐释了罗马法研究中“悬法”一词的理论源流。从蒙森的《罗马国家法》中“司法假期”的提出,到尼森《悬法:罗马法律史研究》中通过对“司法假期”这一术语的反思,进而将“悬法”与国丧相区分,把元老院终极咨议中对动乱的宣告与悬法密切联系起来,提出“动乱乃是悬法的唯一原因”[3]。在此基础上,阿甘本阐发了例外状态的一般理论,他把例外状态视为基于某种必要性而进入的无法状态,试图解决施密特以降在例外状态理论中例外状态与独裁的暧昧混同关系。

在对于“悬法”的系谱学考察之后,通过罗马法中“悬法”制度的阐发和尼森研究进路的探微,阿甘本在本章结论部分将“悬法”演变而来的“例外状态”与独裁做了区分。“悬法”(iustitium)直译为“中止一切法律”,在元老院对必要状态进行决断后以终极咨议的形式宣告,这一宣告将使得法律悬置期间,为恢复秩序状态所实施的“一切行为都被彻底地排除于任何法律决定之外”[4]。在这一状态下,呈现出的是一个无法地带,基于此,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并非独裁,同时对“施密特理论试图透过将例外状态奠基于一系列的区分,而间接地将之铭刻于法的脉络之中”[5]进行了反思。在阿甘本看来,例外状态不是权力的完整与法的完满状态,而是一个法律的虚空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法处于空缺与中止;而独裁是一种统治权力的充盈,独裁者拥有不受法律限制的完全的统治权(imperium)。在这一概念厘清之下,“例外状态”不同于独裁统治,它通过消解法律而非授予完满权力而实施统治。而从这里理论厘清去剖析共和时代后期的“独裁官”体制,可能用“例外状态”比用“独裁统治”更为适当。在苏拉(Sulla) 和凯撒(Cäsar)时由于法律对于“独裁官”任期的悬置和必要状态的无限期持续,而非完满权力的赋予,使得这一官职成为了无特定任期的职务,这种法的空缺给予了主权者统治权力更大的自由,统治者不再受法律的宰制,其权力的正当来自于法的空缺而非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同时,“例外状态”与“独裁”的区分,同样会对关于纳粹统治的理论研究产生新的启示性思考:用“独裁”来指称法西斯与纳粹的政权或许亦并不如用“例外状态”适当。“墨索里尼受国王之邀组成政府,希特勒受帝国合法总统任命为总理,他们得以享有无限权力造成极权国家的特征,在于悬置法律(艾伯丁宪法与威玛宪法),然后未经合法程序另外搞出一套统治机器”[6]。在这一逻辑进路下,“例外状态”作为一种通过法律的悬置,而将个体生命纳入主权权力治理范围之中的行政策略,被挖掘出了政治学层面乃至社会治理方式层面进行深思的独特价值。

二、“悬法”制度探析下“例外状态”与法秩序的关系思考

而当“例外状态”被厘定为法的空缺状态而非法的完满授权状态时,进而将之从法的脉络中抽离时,阿甘本在“悬法”一章所要解决的另一个理论难题就呈现出来,即例外状态通过合法权威宣告而成为“无法状态”,其产生自法秩序却又在法的悬置下进入了法的空缺状态,“例外状态”与法秩序的究竟是何种关系?阿甘本通过剖析“悬法”制度及其理论构架,试图对此问题给予一种回答。一方面,他在厘清例外状态与独裁概念的基础上,摈弃了间接地将例外状态涵摄于法秩序之中的观念,认为例外状态不是一个“法的状态”,而是“一个没有法的空间”[7];另一方面,阿甘本意识到“例外状态”是主权者对必要状态的一种决断结果。主权者为了确保这种法的悬置状态的正当性,使得“法秩序又必须维持自己与无法状态的关系”[8]。通过“以法律分离的法律效力”、“效力与实效的分离(法律的有效性与可适用性的分离)”[9]等方式,法秩序试图用拟制的程式与例外状态相衔接,使得法的秩序状态与法的悬置状态之间保持着关联,防止例外状态逃脱于法秩序之外。而阿甘本通过“悬法”制度的剖析而揭露出的这种“例外状态”与法秩序之间的微妙关系,自洽地解释了为何悬置法律之后,主权者为何依然可以“合法正当”地存在,主权者作为决断例外状态者,决断本身与法秩序目的之勾连,使得主权者目的在常规状态下通过法秩序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在因为某种必要状态将法律悬置时,法秩序下的合法授权为“例外状态”的决断提供了正当路径,成为了打开“例外状态”大门的一把钥匙,完成了主权者目的[10]从法秩序中到例外状态中的移转和接续。

基于此,例外状态来自法律的授权,却又可以将法悬置,法律授权进入某状态同时又将其本身悬置,这种法的“自我熔断机制”背后的合目的性,使得例外状态不在法秩序之中,却又合乎法的秩序。如阿甘本所言,“例外状态成为而这一范式法秩序下现代社会治理的一种典范”[11]。在这一基础上,悬法作为一种制度工具,究竟发挥着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取决于主权者决断的正误与主权者本身的目的。譬如古罗马自共和国初期即设置“悬法”制度,目的在于“务必使共和国不受损害”[12],在有限期限内将法律悬置以保障共和政体本身,并藉此持续四百余年,而随着疆域扩张和内部社会、政治矛盾的加剧,在执政官凯撒之后无限期的悬置关于独裁官任期的法律,逐渐走向帝制这一新的常规状态;而纳粹德国作为“悬法”制度在现代的一次运用,撇开其政治性不谈,可以透过这一制度,在理论上进一步认识悬法与法秩序之间的关系:根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联邦大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联邦大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回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联邦大总统得临时将本法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及一百五十三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停止之。本条第一第二两项规定之处置。但此项处置得由联邦大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希特勒掌权之后,根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发布了《人民与国家保护令》悬置了魏玛宪法关于个人自由的条文。这个命令从未被废除,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国家处于悬法状态;因此从法律的观点而言,整个第三帝国可以看做是一个持续了十二年的例外状态,而在这一“无法状态”之下,不仅容许主权者对于自己的政治敌人,也容许对于基于某种原因而无法被整合进入政治系统的整个公民范畴的物理性消灭。在这一情形下,通过“法的悬置”,法的空缺状态给予了纳粹政权权力行使更恣意的空间。而另一个“悬法”的典型事例,也正是阿甘本写著此书所聚焦问题的出发点,即美国以反恐和保护国土安全之名,在2001年9月14日宣布进入例外状态。美国与“例外状态”的宣告相呼应,出台了《爱国法案》和每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根据该法案,如果政府官员认为某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联邦政府官员基于对这一威胁的合理怀疑可以拘捕任何美国公民,而不再需要向任何法官出示证据并取得拘捕许可。在法秩序之下,对安全必要性的决断可以悬置关于司法制度的部分法律规定,不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司法程序即可逮捕个人。在此情形下,通过例外状态的宣告而将部分法律悬置,但悬置法律之后所要达到的目的,依然合乎于法秩序的目的之一,即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由此可见,法与悬法同作为一种制度工具,服从于法秩序背后的目的,“法律的悬置”基于现实秩序的需求,主权者对“例外状态”的决断以治理所要达到的目的必要性为依归。

而正如阿甘本在“悬法”一章的结尾所言,“一个例外状态理论的根本任务不只是厘清它是否具有法的本质,而是却界定它与法之关系的意义、场所和样态。”透过“悬法”理论来做此制度审视,为“例外状态不在法秩序之内,又合乎法的秩序,越来越成为治理的典范”这一理念提供了一种具体、可视的解释进路。

结语

从“悬法”的制度渊源来看,它始自战争,从产生起就与法秩序之目的相粘合但却处在无法状态之中。随着历史发展,这一制度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而成为一种常规化的国家治理方式。对于这种“例外的无法状态”所涵摄的理论问题和历史实践的研究,为个体生命提供了一种对所处法秩序与社会生活方式进行反思的路径。“我们活在其间的这个‘状态’其实不是例外而是常规/统治(rule)。但我们必须达到具有这种洞察的历史理解,才能够清楚的了解可能发生的状况。”[13]

《例外状态》卷首按语的一句诘问发人深省:“你们法律人为何对那与你切身之事保持沉默?”而具体于“悬法”这一制度而言,我们唯有对“悬法”制度有着清晰的认识,个体才能在例外状态被宣告之时,辨识这种情形到底是主权者虚构例外状态以恢复法秩序之名架空法律而行使法外的常态统治暴力,还是真正的例外状态已经来临;进而思忖个体生命在整个政治生活中的处境。

 

[ 注释 ]

[1] 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50页。

[2] 元老院在认定“对共和国造成威胁的情况”时,“知道”这种情况,强调的是必要状态的客观性,而对必要状态的认定,是基于主权者对客观必要与否的决断。因此笔者在这里括号中增加“认为”二字,可能更妥当。

[3] 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73页。

[4] 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78页。

[5] 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79页。

[6] 朱元鸿:《阿甘本<例外统治>里的薄暮与晨晦》,《文化研究》2005年9月刊,第197~219页。

[7] 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79页。

[8] 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79页。

[9] 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80页。

[10] 阿甘本在《例外状态》一书中提到尼森将是否能“保障公共福祉”作为法秩序背后的目的。这一理念在主权者是人民的现代法治国意义上是成立的,但考虑到历史上不同性质国家所体现出的一般性特征,笔者在此用“主权者目的”涵摄了“保障公共福祉”这一目的。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73页。

[11] 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11页。

[12] 参见[英]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薛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2月第1版,第46页。

[13]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Schocken Books, 1969), p.257.转引自朱元鸿:《阿甘本<例外统治>里的薄暮与晨晦》,《文化研究》2005年9月刊,第197~219页。

[ 参考文献 ]

1.[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2.  [英]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薛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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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贺舒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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