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 会议简报第四期:世间又少一个智者、仁者和勇者
发布日期:2019/10/9      正文字号:
文章标签: 法学家
[ 内容 ]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编者按:

2019年7月13日,王家福先生与世长辞。王家福先生曾担任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是新中国民法学的开创者和领路人,是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和领路人,引领形塑了民法学研究会团结、包容、和谐的浓厚氛围和优良传统。2015年10月,王家福先生曾获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特别贡献奖”。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于10月19日至20日在苏州召开。为致敬王家福先生,继承和发扬王家福先生的家国情怀、学术思想和雅范卓品,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于2019年7月20日至10月10日组织“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致敬王家福先生征文”活动,征文体裁涉及追记王家福先生的学问人品、与先生交往点滴等。

征求王家福先生亲属意见、来稿作者意见,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决定将来稿作为2019年年会简报内容,在年会召开前逐一编辑刊发,以特别致敬王家福先生。

 



世间又少一个智者、仁者和勇者

——痛悼家福老师

 

谢鸿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9年7月13日下午5点多,我刚给研究生讲完课,刘守豹师兄短信告诉告诉我家福老师过世的噩耗。尽管王老师在医院已与病魔苦斗多年,对这一刻,我并非毫无准备,然而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还是被山颓木坏般的悲痛袭击。尤其是到了医院,王老师亲友和弟子的泪海,更让我觉得王老师的仙逝,为亲友、为弟子、为国家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我第一次知道王老师是因为《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在川大读本科时,班里喜欢民法学的同学,案头几乎都放着这本书——那时买这本书得花两个月的助学金。2009年夏天,我在撰写陈甦老师主持的“新中国法学六十年”课题的民法学部分时,反复摩挲,仍感慨系之:其体系之博大、论证之充分、引证之翔实,不洛阳纸贵确实都难。

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法学所1999年新生开学典礼上。那时王老师年事已高,他说过什么,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只觉得老先生从容闲适,慈眉善目。

第一次感受到王老师人格魅力是在2002年博士答辩时。彼时因为我们几个博士生自己的原因,导致答辩无法开始。家福老师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反复协调几次,答辩才在拖延四十分钟后开始。在来回协调和答辩期间,他不仅没责怪我们,反而不断宽慰我们,缓解我们的负疚感。所谓温润如玉又柔而不犯,大抵如此吧。

 

 

 王家福老师(左一)

 

温和的力量,是我从王老师性情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2002年毕业留所工作后,和王老师交往的机会逐渐多了一些。记得有几次和师兄弟一起去王老师家里拜望他,他都告诫我们,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会议发言,一定要学会说服别人,尤其是提各种建议时,而不要发表过激言论。在法学所十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到王老师等前辈创立的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如何处理“道”与“势”的关系。或许从有知识分子这个职业开始,中国的“士”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然而,“道尊于势”往往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而已。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多蹇多舛的命运也印证了这个理想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在处理“道”与“势”的关系时,通过与权力进行最有效的沟通,让“势”最终认识到“道”所坚守的价值、主张的合理性,促使“势”尽可能深入、快捷地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以1980年代沸沸扬扬的国有企业财产权问题为例。王老师认为,应采用双重所有权形式处理国营企业的财产关系,一方面企业应享有法人所有权,一方面企业的法人所有权是相对的,并不排斥国家对国营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这种观点尽管在逻辑推演上无法成立,然而它解决的根本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问题。这种对所有权理论不得已的变通,对后来国企改革的贡献有目共睹。单纯的理论推演并不需要智慧,而变通则需要理论胆识与策略。王老师其后对法制、法治、人权的推动,更需要这种卓绝的智慧。

王老师对学术充满着敬畏,时常关注学界的研究进展。我有次在拜望王老师时,王老师说现在年轻人的学术已经超越了他这辈学者。我斗胆向他说了一个观点:王老师这代学者能从树木看到森林,他们研究具体问题时,往往把它放到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研究,并不完全拘泥于理论推演;而我们这代学人,在学科积淀达到一定深度和厚度时,可以从学科内部做理论推演,尽管学术越来越专业化和细密化,然而却往往忽视了森林。但不能忘记的是,我们今天的学术基础,也是以前辈筚路蓝缕的积累为出发点的。今天的学术不仅需要条分缕析,也需要高屋建瓴的观察和见识。

 

 

1999年王家福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合同法

 

2017年,我受托为家福老师写个简单的传记,其间翻阅了和王老师有关的大量档案和材料。因这一机缘,我对王老师何以能成为一代法学宗师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家国情怀和关注民瘼应该是相当重要的因素。王老师幼时在重庆求学,经历了1948年重庆的9·2火灾,火势一直蔓延到其家隔壁才得到控制。全家惊魂未定时,当权者即以其父受延安之命纵火之名将其押走,之后又肆意敲诈,椎肤剥髓。“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在普通人的生命与尊严贱如蝼蚁的年代,王老师向往着民主,憧憬着自由,祈愿着和平,热切盼望着国家的新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他参加各种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校园里传唱解放区传来的革命歌曲。1949年春天,他被学校认定为“学运积极分子”,被开除学籍,学校还通知重庆市其它学校不得接收。直至1949年10月21日重庆解放,他才得以继续学业。1951年8月,王老师还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法学院的师生以及中央文化单位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中央土改团,赴往广西柳城参加土改工作。在两期土地改革中,分别担任小队长和副大队长。这些并不太为人所知的经历,可能塑造了王老师毕生为新中国法治事业和人权事业奉献终生的心志。

2014年我去医院看望王老师,王老师已不能说话,行动相当不便。文师母说,他还深切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法学所,关心民法学科。我对王老师说,中央要决定编纂民法典了,社科院是五家参与单位之一。师母高兴地说:“你看王老师眼睛亮了”,我眼角顿时湿润了——王老师何时何地都记得他的民法典梦啊!

 


王家福老师在国庆五十年观礼台

 

王老师在一个采访中,对年轻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研究建议:“法学研究须有厚德之心。学品与人品并重,才智与良善并存。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才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只有拥有高尚的品德,美好的灵魂,崇高的人格,才能秉着正直的态度,仁慈的感念和执着的求真精神,不偏不倚、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地完成学术研究。”这段话未尝不是王老师的夫子自道。孟子云人之四德为仁义礼智,柏拉图谓四德为理智、正义、节制、勇敢,王老师堪称“四德”老人。在我看来,王老师还是仁者,他关心人民的切肤之痛,弘扬人权;王老师是智者,他以春风化雨地方式,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和人权建设;王老师是勇者,他反对黑暗势力,无论世道如何,都矢志不渝,坚持理想……

王老师走了!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仁者、智者和勇者,但他的名字已进入中国法制史,而且将会随着法治事业的进程越来越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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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钟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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