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 会议简报第五期:海南会间求教先生,黄河岸边知行法典
发布日期:2019/10/12      正文字号:
文章标签: 法学家
[ 内容 ]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编者按:

2019年7月13日,王家福先生与世长辞。王家福先生曾担任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是新中国民法学的开创者和领路人,是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和领路人,引领形塑了民法学研究会团结、包容、和谐的浓厚氛围和优良传统。2015年10月,王家福先生曾获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特别贡献奖”。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于10月19日至20日在苏州召开。为致敬王家福先生,继承和发扬王家福先生的家国情怀、学术思想和雅范卓品,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于2019年7月20日至10月10日组织“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致敬王家福先生征文”活动,征文体裁涉及追记王家福先生的学问人品、与先生交往点滴等。

征求王家福先生亲属意见、来稿作者意见,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决定将来稿作为2019年年会简报内容,在年会召开前逐一编辑刊发,以特别致敬王家福先生。

 

 

海南会间求教先生,黄河岸边知行法典

王明锁  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授,河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2019年7月14日上午,入伏第三天,黄河流域,难得短暂的一段舒凉过去,天气又变炎热,知了在楼围的树上高歌,宽宏的声浪一波一波地从半开的窗户涌进来。我坐到桌案前,禁不住又先翻阅手机上的订阅号——《法学学术前沿》,赫然一行标题:“缅怀∣王家福:新中国民事立法感言”。“缅怀”二字,令我一惊,呆住了;进而,知道该是发生了什么。是真的,真的是真的。著名法学家王家福先生于昨日逝世了。一阵酸楚,泪水模糊的眼睛看着桌上近来一直散乱堆放在最上面那本最厚的——灰白色加亮黄色横线和底角的著作——《民法债权》 主编 王家福 法律出版社。一切都静了下来,连蝉们的歌唱也停滞了下来。我顿时茫然,茫茫然,似有一种无限的伤感;不对,应该是一种悲凉;但是又应该加上一缕的期望。

 

王家福先生学术讲座照片

 

我不是王家福先生或者先生单位的学生,也没有听过先生的专门讲学。但是先生又确是我当面请教过的老师,还是我所有的老师和尊敬的学者当中最为敬佩难忘的一位。1977年冬月,我考入郑州大学。大学期间,法学课的老师主要是北京大学的魏敏、李志敏、杨殿升、张玉镶老师;西南政法学院的卓之干、常怡老师;湖北财经学院的蒋碧昆、朱老师以及郑州大学本校的肖乾刚、叶高峰、潘永龙等老师。毕业后,我到了太行南麓王屋山里的中央第二政法干部学校,在学员部任教学干事,辅导、学习、管理,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司法局局长所谓“三长”的学员们一起,每天去千人礼堂听讲课。就这样,我又成了学生,有了新的老师。这些老师主要有人民大学的孙国华、郭玉昭、王向明、王作富教授;北京政法学院的张佩霖、杨振山、巫昌祯、闫端、陶髦、杨荣新;北京大学的三杨(杨春洗、杨敦先、杨殿升教授);最高人民法院的马原以及审判业务方面的专家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从事检察业务的专家领导;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王明毅研究员。每期学习,都是一位老师从头到尾讲完一门专业课。在这些老师比较集中的讲学中,每个学员都很难有与老师单独交流请教的机会。我曾有幸得到张佩霖老师同意,利用张老师吃饭的时间请教民法教学的问题;张老师一边吃着一盘饺子,一边听我说,不时问我一下;饭吃完了,给我进行了解惑。我赶紧退场,否则会影响老师午休。也曾利用下午一段儿时间向王作富老师咨询过医疗事故的案例(王作富老师每天要对当天的讲课录音整理稿进行修正,最后印刷成书发给学员);还曾经与四川籍的本校老师李奋武一起陪同王明毅老师晚饭后在山沟的路上散步,使我有机会直接向王明毅老师请教和讨论法律行为类别问题,并得到李奋武老师的鼓励和赞赏(李奋武老师曾参加编写过新中国第一本民法讲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这更使我对大学以外的单位——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有了深刻的印象;李奋武老师的四川人的热情与直爽也令我非常难忘。

山沟里办学,虽说交通不便,但空气新鲜,在这所“原始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学校里,得到的信息资料都是顶级的、及时的和丰富的。我们在那里开始得到民法草案的第三稿、第四稿印刷本;我还得到了由“全国第三期法律专业师资进修班民法班整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原理》(上、下册),全部内容由佟柔、金平、赵中孚、张佩霖讲授;还得到了刚出版的《唐律疏议》、《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看到了由佟柔、周枏、张佩霖、吕敏光、江平等专家撰写的民法方面的词条;得到了学校选编的《民法资料》(其中包括领导批示讲话、民事审判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例)以及北京政法学院教研室编写的“法律史资料”等;并从图书馆览阅到了我国台湾地区史尚宽、李宜琛、郑玉波等人的著作。

1985年,干校使命完成,我被选调到河南大学正在筹建的法律系,分在民法民诉法教研室,与老师们一起参加《民法通则》草案稿的讨论,提供了意见;并开始给学生讲课;晚上和星期天都骑车到市里为电大的学生讲《民法》,教材是江平和张佩霖两位老师编写的《民法教程》;不论冬雪夏雨,不管班级多少;路跑过一趟又一趟,教材翻了一遍又一遍,以致教材的书口都磨掉了大半边。《民法通则》颁布后,读得最及时用功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民法通则》培训班编印的《民法通则讲座》。《讲座》分十四讲;由顾昂然、王家福、江平、柴发邦、佟柔、赵中孚、魏振瀛等10位专家讲授,其中唯王家福先生讲授三讲,内容为民法的调整范围、民法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与人身权。这是我对王家福先生在学界地位影响的最初认识。我给本系学生上课使用的是由佟柔等编写的《民法概论》、《中国民法》,彭万林主编、全国五所政法院校联合编写的《民法学》,再后来便是魏振瀛主编的《民法》。讲民法,就必然涉及到先讲什么后讲什么?相互内容是什么关系?涉及到民法的逻辑和体系。因此在1990年,参加河南省民法民诉法研究会的时候,我提交的论文是《对确立具有中国特色民法体系的新构思》,并刊于《中州民法论坛荟萃》(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但是所提想法究竟怎样?站得住吗?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论证成《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应当具备的体系》,因其中观点多有不同,担心招引是非,即以曾用“向实”笔名投往《烟台大学学报》(因1990年法学界组织编写法律学全书,我报参加民法,后说民法人多,就让我参加由烟台大学法律系主任郭明瑞主编的票据法编写,由此与烟大结缘),又经修改,发表于《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该文发表后,没有招来批评,还被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加上93年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罗马法、中国法与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国际研讨会,胆子又大了一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升,还有意模仿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分段论述的简明形式,写成了《论罗马法体系的沿革与中国民法的法典化》,并以真实姓名投给了西北政法学院的《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因同仁抬爱,发表了,高兴;但问题来了,有人投诉了。说我剽窃《烟台大学学报》向实的文章了。主编刘作翔先生亲自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如实交代。他释然了,说那还好。从此,我再也没有以“向实”的名义发过文章了。

时至1995年的冬天,距今二十四年前的冬天,是一个难忘的冬天!我接到了中国民法经济法学年会暨海南学术研讨会在海南召开的通知。这是我第一次要越海参加如此规模的会议。心情激动,抱着学习的态度,及早安排。提前三天,从汴梁坐汽车到郑州,从郑州换火车达广州,本想直接轮渡过去,但遇停航;改坐汽车夜奔湛江,越野穿林,朦星残月。还好,辰时至雷州海安,等船登船,海风习习,波光闪闪,顺达海南,正赶报到。各路大家齐汇聚,那年盛会空于前!

会议研讨的主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如何制定物权法的问题;二是关于制定统一合同法的问题。会议开始,我第一次听到了王家福会长的讲话报告。他清秀睿智、民主平和,是对我的深刻印象。他对中国民事立法的目标过程、思路方法及存在问题进行说明,让大家认真讨论,发表智慧意见。我悟习了先生从民法发展的整体战略高度和历史时代及民生本土性方面发表的观点和看法。开幕式主旨讲话结束后,大家即对物权法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系统的讨论。晚上,参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法室的领导同志,又另行加会,专门听取关于合同法的意见。我听了各种发言后,很受启发,同时也产生或增加了新的疑惑。既然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已经有过三次起草,既然《民法通则》不是终极目标,制定物权法、合同法都是为将来编纂民法典做准备,为什么不在准备物权法的同时,也一起准备制定债权法呢?对这个基本问题,我思来想去,不得其解。

 

王家福先生参加学术会议照片

 

次日上午继续讨论。会议歇息时间,我找机会专门向王家福先生请教:我们一方面要制定物权法;一方面又要制定统一的合同法;而合同法是债法里面的内容,这样合同法与物权法不平行不匹配,我们为什么不在制定物权法的同时,干脆制定统一的债权法或者债法呢?先生微笑着认真耐心地听完我用并不算好懂的地方普通话所问的问题后,用一种似乎带有商量探讨的口气说:“这个问题可能主要在于老百姓接受的问题,要制定合同法的话,老百姓容易懂,容易明白,容易接受;如果一下制定债权法,债的概念对老百姓来讲,可能不容易懂,不容易明白和接受。”这样的回答,使我豁然,马上就想起了长期以来在老百姓心目中的白毛女和黄世仁。同时也使我明白如下的判断和道理:一、合同是债法中的一部分,没有错,这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原则的问题;二、对于正确的科学的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讲可能也有个接受的过程。要把科学的正确的东西变成人民百姓乐于接受的法律规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应该是个灵活性的问题。三、如何来促进这个条件,使老百姓能够尽快正确理解和接受科学正确的理论呢?这会有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可能会长也会短。而具体决定这个过程长短的重要因素之一,恐怕也在于我们这些研究者和教育者。“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也是这个道理。这里,还正应了恩格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这次当面向王家福先生请教问题,亲聆教导,我很是兴奋,不仅在会议上也大胆发言(票据法方面的,并得到杨振山老师肯定),还使我以《对中国民商法理论热点与难点问题的思考——’95中国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年会暨海南学术研讨会综述》成文一篇,发表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第1期。此后,我更加注意和重视从王家福先生的文章著作中进行学习和领悟,并加深和坚定了对如下四个在民商法领域具有全局性或者支柱框架性价值作用的重要问题的认识。

第一,知识产权问题。王家福先生十分重视知识产权,曾不遗余力地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法制的建立和发展。1981年即在《法学研究》上发表《试论专利法的制定》;短短几年,知识产权在《民法通则》中被专节规定。《民法通则》中对知识产权作出明确规定,这有什么意义呢?在中国起什么作用呢?先生回答说:“在中国《民法通则》中对知识产权作出明确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表述。认为“《民法通则》以基本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可以促进对创造性脑力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可以推动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促进文化成果更广泛地传播;可以促进国际文化技术的交流。”但是,斗转星移,33年逝去,科技超显,竞争空前,如今编纂中国民法典,分编草案竟然没有知识产权的踪影,《民法通则》中物质商品与知识商品同辉运行的光景逝去。新中国的工业革命不断取得世界性的新突破,使中华民族能够吐气扬眉,为什么不能使知识产权在民商法典中更放光彩?

第二,人身权问题。王家福先生非常注重人权问题、尊重人的价值,曾任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宪法》专定“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一条。对此顾昂然曾说:“别看就这么几个字,这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才提出来的。在民法中,也应当贯彻宪法的原则精神。”但是,由于民法涉及到各个方面,情况很复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发展,当时要制定一个完整的民法典有困难。所以,彭真、习仲勋(当时是法制委员会主任)决定,先制定单行法,根据需要,哪个成熟了,就先制定那个。在先后制定了一批单行法律之后,又制定了《民法通则》。《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专章中规定人身权。“人身权一个是身份权,一个是人格权。”(顾昂然:《民法通则》的制定和立法精神)。《民法通则》将人身权与物权(因当时接受物权概念困难,也是王家福先生的超凡智慧,得以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表述规定着实质的物权制度)、债权、知识产权并列为民事权利的基本类型,是中国民法一大科学特色。对此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对《民法通则》中的人身权规定,王家福先生做如下评价:举世闻名的拿破仑法典却没有一条涉及人格权的保护,资本主义社会到现在,对于人身权的保护已有进步。社会主义对人身权应当能够真正做到最切实地加以保护。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的宪法、刑法都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民法通则》又从民事的角度对于人身权利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进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支撑者,建设的主力军。人身权比财产权有更重要的地位。只有认真保护了公民的和法人的人身权,才能使亿万人民、数以百万计的法人身上蕴藏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生机勃勃地推向胜利的高峰。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人身权具有的特点是赋予人身权及其重要的法律地位,宣告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权利是依法享有的具体的人身权利,特别重视家庭、婚姻等问题,并对许多人身权都做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规定。

可见,人身权在我国的民商权利体系中已经成为一个靓丽的特色,在国际上也已竖起了自身的威望,在理论实务上更是法定俗成,深入民心。

第三,债与合同问题。自海南会议上向先生求教债与合同法问题,至今在学界立法上都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实践疑难问题。《民法通则》民事权利章专定“债权”一节,其中包括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且有债的担保,当说是对债的科学大胆之规定。“古往今来,从古代罗马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民法典、匈牙利民法典等等,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的民法典中,都可以看到关于债的规定,债在整个民法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赵中孚关于债的论述)。王家福先生担任《民法债权》主编,群星相向,聚力审酌78万字,对债法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深刻认识。在《对新中国的民事立法的感言》中,先生针对正在制定的侵权行为法,又警醒性地指出:“例如我国现在正在制定《侵权责任法》,这种思路是一个单行法架构的思路。应该说侵权法和合同法是相对应的,是债权篇里的主要内容,应该统一在债权篇的法律规定。”(《法学家》2009年第5期)。

第四,民法典的目标问题。必须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关于中国的民法典,其初心是编纂一部完整的民法典。1954年宪法颁布,当年亦开始起草民法典。1956年完成由总则、所有权、债、继承4编组成的民法典体系。1962年,毛主席也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刑法、民法一定要搞。故又形成1964年草案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制建设步入新的时代。1979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又组建民法起草小组。但因多种因素,我们不得不走单行法与法典编纂并行的路径。“七九年十一月,彭真同志就说要两条腿并行。他说;你们的任务(指起草小组)是搞个总的民法典,单行法规也可以搞。”(顾昂然)。至1982年,起草了四个民法草案。2002年,再次形成新的民法草案。王家福先生在《对新中国的民事立法的感言》中讲:“展望将来,我国民法还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把民法典制定出来,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一个大国,应该有一部反映时代精神、体现中国实际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理应制定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民法典,因为我们身处21世纪制定民法典,肯定要超过原有的民法典。”党的十八大,标志着新中国又迈进一个新的时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规定“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而针对又一次编纂民法典的任务,先生10年前的话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警醒意义。先生感言:这部民法典应当成为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呢?还存在着那些障碍或者不利因素呢?先生说:“现在还存有一种观念,认为制定民法典就是搞民事单行法的汇编,我觉得这种认识不太合适。民法典和单行法的汇编不一样,如果采用单行法汇编的方式制定民法典,不利于大众学习和实际的运用,我们应该搞一个真正好的民法典。”什么是一部真正好的民法典,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民法典,能够超过原有的民法典呢?这是值得深思和客观对待的。似乎应当是去发见初心、记住初心,不忘初心和牢记使命,为了国家、为了民族,首先真诚继承先贤们在民法通则中为我们创造的科学的先进的并经过30多年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人身权、知识产权、债权这样的民族特色基因!作为一位先生后辈的民法学人,愚以为,编纂民法典,在分编中如果没有了人身权和知识产权编与物权编并列,就绝对谈不上时代性与民族特色;如果没有债编的存在,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没有了从《汉谟拉比法典》经由罗马法所形成的大陆法系的渊源,也就割断和泯灭了中国传统社会中虽不发达但却普遍渗透和存在着的债和契约的思想文化。愚知行于黄河岸边,梦想着民商法典,当为通则、人身权、物权、知识产权、债权和继承权的六编制体系(若更加科学严谨准确、庄重齐整的表述可以是:通则、人身权、物产权、知产权、债承权、继承权)。真乃谓“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先生逝世,是中国民法学界之巨大损失。好在先生给吾辈留下有珍贵的民法思想遗产,可供吾辈继续领教之、思辨之和实践之。先生处世为人,原则刚强有之,灵活平和有之,于重大分歧,似更用商量口气道出。纪念先生,怀念先生,若平等包容,和谐大气,天下为公,全局不私,多司马之忧虑,少安石之强逞,将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法典编纂成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说得上是最好的民法典,还是完全可能的。这便是愚者所加的一缕的期望,也算是对先生最好和最有价值的怀念!

先生不仅仅是我应当怀念的,也应当是我的学生和我的学生的学生们值得纪念和知道的!因为先生那里有我们值得学习的人品和学品,有许多真正的真知和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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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钟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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