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 会议简报第六期:师爷王家福先生
发布日期:2019/10/12      正文字号:
文章标签: 法学家
[ 内容 ]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编者按:

2019年7月13日,王家福先生与世长辞。王家福先生曾担任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是新中国民法学的开创者和领路人,是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和领路人,引领形塑了民法学研究会团结、包容、和谐的浓厚氛围和优良传统。2015年10月,王家福先生曾获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特别贡献奖”。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于10月19日至20日在苏州召开。为致敬王家福先生,继承和发扬王家福先生的家国情怀、学术思想和雅范卓品,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于2019年7月20日至10月10日组织“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致敬王家福先生征文”活动,征文体裁涉及追记王家福先生的学问人品、与先生交往点滴等。

征求王家福先生亲属意见、来稿作者意见,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决定将来稿作为2019年年会简报内容,在年会召开前逐一编辑刊发,以特别致敬王家福先生。

 


师爷王家福先生

于海涌  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9年的冬天,为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谋取一个博士研究生的座位,我从旭暖的广州冒着严寒北上,在北京近郊望京路的那个小院子里开始了最后的冲刺。张民安教授当时正是社科院一年级的民商法博士生,从张民安那里知道民商法的博士生们正在准备给王家福老师祝贺70大寿。我对王家福老师敬重有加,但当时我与王老师并无师生之谊,只是一个徘徊在社科院门口的考生,所以只能默默地送给他遥远的祝福。2000年9月我如愿以偿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级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组有王家福老师、梁慧星老师和孙宪忠老师,在三位导师的指导下,我终于有幸品尝了一次做博士的滋味。我的业师是梁慧星老师,而梁老师和孙老师都是王家福老师的学生,所以我们私下里就称王家福老师为“师爷”。


 


初次知道王家福老师的名字,那是1987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读本科期间。当时虽然《民法通则》刚刚通过,但民法和经济法之间的论战还在持续高温进行之中。像我这样大学一年级的本科生,当然没有参战的实力,却有看热闹的福分。有两个小小的事件使我对这场论战有了最切身的感受,第一件事就是《经济合同法》这门课究竟应该由哪个教研室来讲授?民法教研室认为合同属于民法的内容,理所当然应该由民法教研室来讲授,但经济法教研室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经济合同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只有经济法教研室授课才名正言顺,据说两个教研室为此争夺得不可开交。第二件事就是读到一篇经济法的论文,论文的作者是个经济法的坚定支持者,他在论文中引用了《民法通则》的条文,但他同时在注释中特别声明:“本人虽然引用了《民法通则》的规定,但并不代表作者赞成民法是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个注释现在看来几乎有些滑稽,但当时双方论战中短兵相接、寸步不让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民法课堂中,我才第一次从授课老师处听到王家福老师的名字,也是第一次知道王家福老师在这场论战中的主要观点。由于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的是经济法,所以从感情上当然倾向支持经济法学派的观点,但遗憾的是直到我在经济法专业本科毕业,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或者任何一本教材能够清楚地说明经济法究竟是什么,我始终无法弄清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在经济法陷入无法回答“我的谁”的泥潭时,王家福老师关于经济法和民法的学术观点却使我如沐春风,豁然开朗。在这种情况下,当我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我毅然决定放弃本科学习的经济法,转而在硕士阶段改读民商法专业,在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虽然我和王家福老师一直未曾谋面,只能读到王家福老师的文章,但王家福老师的学术观点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梁老师向我们详细回忆了1983年在北京市第四招待所召开的那次全国性的民法经济法研讨会,时隔多年,听起来仍然惊心动魄。经济法在与民法之间进行论战时,在进攻民法时,经济法学界高度一致,一时间民法学界几乎难以招架。在“民法三杰”-----王家福老师、佟柔老师、江平老师-----的指挥下,民法学界迅速调整了战略,主动出击。在这次研讨会上主动讨论“什么是经济法”的问题,让经济法学界把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一切正如所料,尽管经济法学界在与民法学界的论战中一致对外,但对于经济法的基础理论问题上,经济法学界内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互不相让。在研讨会上顿时战火在经济法学界内部燃烧起来,原来是民法学派和经济法学之间的论战,现在转眼就演变为经济法学派内部各派之间的论战,经济法的理论缺陷也就随着他们内部的论战而暴露无遗,这样民商法才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中转危为安。这次论战对1986年《民法通则》的顺利通过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由此确定了《民法通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民事基本法地位,为民商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了解了这场论战的经过,使我更加钦佩王家福老师在论战中所表现的从容和睿智。当王家福老师这些民法泰斗指挥这场惊心动魄的论战进行之际,我还是一个不知道民商法为何物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吃水不忘挖井人,如今津津有味地吃着民商法这碗饭,的确应该对王家福老师心存感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习民商法,我终于有机会在学业上直接得到王家福老师的指教。王老师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对学生的研究不设边框,不作硬性规定,放手让我们在民商法的研究领域里驰骋。只要自己在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搞研究,都会在王家福老师那里得到鼓励和支持。在博士论文选题和写作过程中,始终都能够得到王家福老师的关心。我先后三易其稿,最终把博士论文交给王家福老师审阅时,仍然感到忐忑不安。当我在电话里知道王家福老师对我的论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以后,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我们并没有因为王家福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而把它转变为散漫和懒惰,相反,这是对学生的信任和鞭策。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我们都希望王家福老师能够参加我们的答辩。王家福老师一向宽厚仁和,看见王家福老师面带微笑地坐在主席台上,在王家福老师善意的鼓励的目光中,我们答辩时的紧张心情就会慢慢放松。

由于王家福老师传道、授业几十年,这样王家福老师的学生年龄段跨度就很大,当我们民商法的博士生在称呼师兄、师姐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民商法导师组有王家福、梁慧星和孙宪忠三位老师。我是梁慧星老师的学生,而梁慧星老师又是王家福老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也就是王家福老师的学生的学生,换言之,王家福老师就是我的老师的老师,所以我私下里就称呼王家福老师为“师爷”。我们同一届的杨峰博士跟随王家福老师攻读民商法的博士学位,他年龄比我小,按理应当称我为师兄,但有一次我和他在宿舍里聊天,杨峰听我亲切地喊王家福老师为“师爷”,不禁一本正经地问我:“我和你可不是师兄和师弟的关系,你仔细想一想,你应该如何称呼我?”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想当师叔!从此我就开始调侃性地喊杨峰为师叔,后来民商法、经济法、法理学等法学专业的其他同学也开始喊他师叔,再后来连中文、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学生也都一律称杨峰为师叔。杨峰刚开始还有所推辞,不敢贸然接受,后来就半推半就地受用,“始而惭焉,久而安焉”。不过杨峰博士这个“师叔”的招牌从来不敢大张旗鼓地挂出来,尤其不敢在王家福老师、梁慧星老师或孙宪忠老师在场时挂出来。在研究生院的那个院子里,我们喊他师叔,他就尽情地受用,但一旦进入法学所的那个院子里,他一听到我们喊他师叔,顿时就吓得两腿发软,惟恐被王家福老师、梁慧星老师或孙宪忠老师听到。我们几个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在法学所里喊他师叔。杨峰博士就在这种幸福和惧怕的夹层中当了三年师叔。不过对于杨峰同学“师叔”的称呼问题,王家福老师一直都不知道。直到2009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民法年会,我和王老师、文师母共进午餐时,我才向王老师详细讲述了当年杨峰做师叔的那些事,王老师和文师母不禁哈哈大笑。

2003年7月我从社科院毕业以后,回到了中山大学执教,每年的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的年会我都是必须参加的,在年会上不仅可以交流民法研究的学术信息,而且可以借机看望一下老师和同学们,听取老师的教诲。虽然王家福老师已经不再担任民法学研究会的会长,但他一直积极参加民法学的学术活动和民法典的立法活动,在很多重大的民法问题上总可以听到王家福老师的声音。最让我感动的是2005年4月民法学研究会在成都召开的“物权法疑难问题研讨会”。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期间,我就一直对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提出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很感兴趣,这个问题也是物权立法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在博士生二年级的时候我有幸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动产登记制度研究”,这给了我一个系统研究物权行为理论的契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经过几年的思考,我逐渐清晰地认识了物权行为理论的科学性和局限性,在肯定物权行为理论科学性的前提下,也对其缺陷进行了系统的矫正,并进而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绝对物权行为理论。我的研究成果最终获得了成功结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在结项鉴定意见中言道:“绝对物权行为理论将对法律行为制度形成巨大冲击,并将引起争鸣。”质疑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对我来讲,的确没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当我把绝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形成论文以后,我开始试探着了解它能否被民法学界所接纳。恰好2005年4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在成都召开“物权法疑难问题研讨会”,我向大会提交了绝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论文。会议安排我就这个理论作一个主题发言,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王家福老师这些民法泰斗面前介绍我的绝对物权行为理论,不料竟成为当天会议上讨论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我主题发言结束以后,刚从主席台上走下来,王家福老师就满面微笑地夸奖我:“小于,讲得好!”作为学生,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老师的肯定,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令学生感到鼓舞和振奋?!从社科院毕业转眼已经将近20年了,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知道,在王家福老师为我们开辟的这片民商法的田地里,守护好这片家园无疑是我们的责任。

2019年7月13日,我为民商法专业的研究生上完学期的最后一次民法课,从大学城驾车回家,在红绿灯停车的时候,扫了一眼微信,不料竟意外看到王家福老师与世长辞的消息。虽然早就知道80多岁高龄的王家福老师近年身体一直欠安,但当我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边驾车,一边泪流满面。


 


沙滩北街15号,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社科院法学所的小院。在这里,王家福老师与我第一次相遇;在这里,王家福老师给我传道授业解惑;在这里,王家福老师主持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然而,从此以后,我再回到法学所的时候,却再也见不到王老师的身影,只能在脑海中闪现王老师的音容笑貌,每当想起这些,心中不免升起一片惘然若失的伤感。

20年,如白驹过隙,回忆起和王老师这些年的师生之谊,权且记下这些美丽的片段,作为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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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钟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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