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专题系列一: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和归责原则研究
2015年1月22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虚假陈述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并称证券市场三大违法行为。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就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案件审理中涉及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具体规范,弥补了原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规定过于原则、不易操作的缺陷。然而,鉴于以往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不足,加之证券行业的专业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有些规定需要讨论和改进。基于此,笔者将以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为专题,主要就其责任主体范围、归责原则、因果关系认定、赔偿范围和损失赔偿计算方法等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相关立法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本篇将聚焦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和归责原则,梳理学者们的观点和争议焦点,并介绍美国相关制度设计,为我国相关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有益借鉴。
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概述

    (一)虚假陈述的概念
         本文作为专题系列的第一篇,首先介绍一下虚假陈述的概念。虚假陈述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普通法的合同法和侵权法当中,《布莱克法律辞典》将“虚假陈述”解释为:某人以言词或其他行为向另一人作出的任何依情形显示为与事实不相符的表示,对事实不真实的陈述,不正确或虚假的陈述。[1]最系统、最完整地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做出规定的是1933年的美国《证券法》[2],后经诸多学者、法官及律师的总结,该概念被归纳为以下几点:(1)存在重大误导或遗漏;(2)被告人知情所为;(3)误导或遗漏与原告的损失有关;(4)原告的合理信赖。[3]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法律中并无“虚假陈述”的概念,只有“欺诈”可以大致与之对应。我国在证券立法过程中主要吸收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因而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采用了“虚假陈述”的概念。
        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中最早对虚假陈述作出规定是在 1993 年《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我国《证券法》与虚假陈述有关的规定见于第59条: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直到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若干规定》第17条首次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作出了明确的定义: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由此可知,我国虚假陈述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四类: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和不正当披露。
        (二)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性质争论
        民事责任的性质由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性质所决定,又影响到构成要件、救济方式、损害赔偿方式等诸多问题,所以确定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性质对于研究其后续内容显得尤为重要。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议,主要观点有如下三种,即合同责任说,独立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4]
        1.合同责任说
        合同责任说的主要观点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其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对投资者的损失,应当承担合同责任。[5]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定性为合同责任的规定源于科斯定理的新古典合约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融资合同中,投资者可以估计到内部人(发行人等)违反合同的风险,并将其体现到合约条款中,投资者因此可据此惩罚违反合约披露信息义务的相对方。[6]
         有学者认为,认定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投资者可以合同关系为由要求发行人承担合同责任,这样更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能够更好地使用过错推定原则,原告的举证责任较轻。[7]这是从立法目的来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但是这种观点还是基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如果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则这一理论就失去了理论基础。而且,侵权责任中也存在过错推定原则,单纯认为合同责任更容易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的观点存在偏颇。
        2.独立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民事责任并非只有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还有法定责任,及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使特定人负责的责任。[8]在此理论基础上,独立责任说认为证券虚假陈述应当使用一种丢里的责任形式,可便于证券法特殊规定的适用并能避免责任性质的模糊。反对意见称,独立责任并不是民法中规定的民事责任类型,独立责任说避免了承担责任性质的纠缠,但其也并不能摆脱现有的民事责任的框架,仍需类推适用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或合同责任的相关规定。[9]
        3.侵权责任说
        侵权责任说认为,信息披露义务是法律法规对信息义务披露人施加的强制性义务,虚假陈述行为违反的是法定义务而非约定义务,因此,应当将虚假陈述行为定性为一种侵权行为。
        该观点是目前法律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王利明老师认为,对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而言,如果确实十几道合同责任,则受害人完全可以更具合同法的规定获得补救。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股份、买卖股票,一般不与上市公司直接发生合同关系,此种情况下只能适用侵权责任,因为侵权损害赔偿可以赔偿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10]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11]即将虚假陈述认定为民事侵权案件。2003年的《若干规定》实际上也将虚假陈述界定为侵权行为。
        综上可知,有关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性质,虽然学界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是主流观点基于证券法宗旨及虚假陈述本身性质等原因,认为将其定性为侵权责任较为妥当。并且,根据我国目前证券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目前也是采用侵权责任制度来规制虚假陈述行为。因此,本专题所研究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就仅限于侵权责任的研究范畴。
        (三)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特殊性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应界定为侵权行为,由其引发的民事赔偿责任界定为侵权赔偿责任。所谓侵权行为是指民事主体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而依法应当民事责任的不法行为。我国《民法通则》把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而实施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的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是指当事人基于与自己有关的行为、事件或其他特别原因致人损害,依照民法上的特别规定或特别法的规定而应负民事责任的行为。[12]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应使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举证责任与责任形式。[13]一般认为虚假陈述属于特殊侵权行为,需要特别规定。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则在于,证券市场的广大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地搜集符合全部构成要件的证据,如果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理论要求提起诉讼,显然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4]

二、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主体范围

  虚假陈述行为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之一,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主体应是对信息披露承担义务的主体和各参与者,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取决于各责任主体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角色与过错。准确界定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主体的范围对于侵权责任后续的判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的概念也不是一致的,行为主体是实施虚假陈述的主体,责任主体主要是承担虚假陈述所生损害赔偿后果的主体,某些机构和人员即使没有实施虚假陈述行为,也并不免除其法律责任,他们可以是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15]

  (一)美国法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主体的规定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a规定,下列人员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第一,所有签署了注册报告书的人;第二,在上报注册报告书时任发行人的董事、合伙人或履行类似职务的人;第三,所有在注册报告书中签名同意,并且很快会成为董事、合伙人或履行类似职能的人;第四,编制或签章注册报告书的某部分或与文件关联的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的会计师、工程师或评估师,或其它因职业关系于文件中作有证明力的陈述,并经同意列名于文件任何部分的编制者;第五,与该证券有关的承销人。第15 条规定,通过持股、股票代理或其他途径控制上述任何人的人,也和被控制人承担共同责任或连带责任。关于承销商的范围,美国证券法上要求必须是参与了证券的发行,除了指那些“参与或直接、间接地介入这种活动”的人以外,还包括那些购买证券而目的在于发行的人,以及所有代理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出销售要约或销售证券的人。[16]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法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的界定是很宽泛的。

   (二)我国法律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主体的规定
        在虚假陈述主体方面,我国证券相关立法主要规定如下:
        1.《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据此,发行人和上市公司是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
        2.《证券法》第68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上市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该条款使用了“保证”一词,没有使用行为人、行为主体或责任主体的概念,也没有规定其是否应当承担虚假陈述引发的赔偿责任。
        3.《证券法》第69条[17]也规定了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主体,包括: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保荐人;承销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证券法》第173条[18]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还包括了证券服务机构。
        5.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分类,其中第7条规定,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的行为人,包括:(一)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三)证券承销商;(四)证券上市推荐人;(五)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六)上述(二)、(三)、(四)项所涉单位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五)项中直接责任人;(七)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不难发现,《若干规定》的分类和规定更加全面和科学,而《证券法》中对虚假陈述的规定较为零散。

        (三)对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主体制度的讨论
        1.立法体系不够完善
        从上文可知,《证券法》和最高院《若干规定》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范围的规定是不太一致的,尤其是《证券法》中缺少了对“发起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规定。对此,学者李晓春、林瑞青认为,发起人也应作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承担者。因为发起人不同于一般的投资者,他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其他影响要素,左右着公司的行为,成为公司的实质操作者。他们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紧密联系。因此,作为公司重要内部人员的发起人,理应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承担者。[19]另外,《若干规定》中还提出一个概括性类别——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而《证券法》并没有此项。有学者建议删除,理由是:信息披露义务是法律的强制性义务,哪些人需要承担该种义务应该有法律的明确界定。特别是在证券市场上,信息种类庞杂、内容繁多,如果采用这种模糊的规定极有可能造成证券市场和司法上的混乱导致司法不公。[20]也有学者支持这种规定,并认为此处应做扩张解释,“其他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机构或者自然人”不仅包括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也包括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的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同时,那些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的学者、股评人士以及一些投资者也应包括在内。[21]不管学界争议如何,这些法律文件规定之间规定和解释的不一致容易导致导致司法界的困惑,《若干规定》作为司法解释,法律效力低于法律,应当在《证券法》修改中吸纳最新实践成果,使得立法体系更加完善,内部逻辑更加顺畅。
        2.主体范围仍存争议
        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和专业机构的专家能够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仍有争议的声音。对此,学界有“两个否定”的看法。第一个否定,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不能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其理由在于:大陆法系的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执行职务的行为代表着公司,当其行为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时候,首先应该由公司来承担责任,再由公司向有过错的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进行内部追偿。第二个否定,专业机构的专家不能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其理由是:专家责任是由专家对委托人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
         对此观点,有学者表示反对,黄娅琴、李洁在《证券法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范围之探析》一文中提出,上述主体能够成为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主体。因为其具有承担责任的基础——信息披露制度所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此外,对于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来说,其自身对于公司的利害关系人具有一种注意义务,单纯强调其独立地位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且,公司治理机构中已经普遍出现“内部控制”现象,存在其内部成员通过虚假陈述既侵害公司又侵害投资人利益的情况,这时强调公司法人机关成员的责任是有必要的。对于专家责任,随着证券市场上专家作用日益增大,在第三人利用专家所提供的信息而遭受损失时,基于专家因享有专业知识而处于弱势地位,广大投资者只能被动地信赖专家提供的信息而处于弱势地位,专家应该负有对信息使用人的注意义务。因而,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应包括发行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其中,发行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法人机关的成员如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证券承销公司中法人机关的成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师等。[22]
        3.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规定不清
        《若干规定》中并没有清晰划分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学者叶林认为在理论上有失偏颇。因为现代证券法规定了虚假陈述行为人以外的相关机构和个人适当承担法律责任,从而形成了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的相对划分,这样才科学合理,便于合理确定这些机构和人员承担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但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来看,虚假陈述的受害者提起诉讼时,无法断定引起损害的具体原因。唯有通过司法裁判活动才能最终确定各方责任。由此,可将《若干规定》中所列的7类行为人,解释为诉讼程序上的当事人。[23]

三、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主观态度的基本分析
        如何判断行为人的过错,存在主观过错说和客观过错说两种学说。主观过错说强调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时所具有的应受非难的主观心理状态,侵权人不但需具有主观意义上的认识、辨别和判断能力,而且在这种能力条件下他还故意或过失地促使或放任损害的发生。由于主观过错说无法解释责任能力有瑕疵的人的责任承担,对故意和过失无法进行有效验证,因而现代侵权法理论改采客观过错说。根据客观过错说,行为人的行为只要违反了法律所设定的规则、义务,那么即存在过错。过错是一种行为而非主观心理状态。客观过错说要求对过错进行客观性验证。通常采用“理性人”标准去衡量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如果一个理性的人认为某种行为对他人有损害危险,那么实施该行为的人即具有过错。

    学者在讨论虚假陈述问题时,多将虚假陈述与行为人主观故意联系在一起,认为虚假陈述是行为主体在主观故意支配下作出的虚假陈述。叶林认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是证券法所称“虚假陈述”的必要条件,行为人在其他主观态度支配下的行为,同样可以构成虚假陈述。[24]而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规则,按照责任主体的不同,一般分别采用严格责任和客观过错。[25]
        (二)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
        1.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也成为无过错责任,即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现行《证券法》[26]没有规定发行人和上市公司免除民事赔偿责任的事由,实质上采用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若干规定》除了对发行人采用了严格责任外,还将该责任延伸至发起人、上市公司和具有实际控制力的控股股东。[27]学者郭锋认为,由于这些主体是公开募集资金的受益者,对所编制的招股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负有绝对责任,因此承担严格责任在法律上公平合理。[28]
        以美国为代表的立法、司法判例一般要求发行人承担严格责任,除非发行人能够证明投资者在明知有关文件虚假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策,否则发行人不可以援引有关条款来免责。[29]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8条第1款规定,有价证券注册申报文件如对重要事项有虚假记载或缺少应记载的重要事实,或缺少为防止误解应记载的重要事实时,申报注册者应对因认购或买卖而取得该有价证券者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关于此点,各国规定大多保持一致。
        2.过错推定责任
        根据《若干规定》的规定[30],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主体包括:(1)发行人和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2)证券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3)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
        美国和日本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规定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如果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可以免责。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曾规定了承销商的严格责任,后修订为过错推定责任。[31]美国和日本对于承销商的归责原则也基本上一致,对于经专家签章的文件部分,承销商只需举证不知虚假记载,即可免责。而对于未经专家签章的部分,承销商则需举证已尽相当注意义务方可免责。

    对于专业人士的免责抗辩,美国1933年《证券法》设置了较高标准,对于专家意见,专家必须证明其已经尽到合理调查义务,并依其本身学识经验判断,有正当理由确信其意见或建议为真实者,可以免责,而对于非专业人士则可以信赖专业人员而降低注意程度,但是,即使整份文件是由某个专业人员起草的,也不意味着他必须就其全部内容承担责任。他仅就属于他专业的那部分内容负责。而对于非专业的商业性描述、公司的设立背景等涉及公司基本面的内容的瑕疵不由专业人员负责。[32]
        3.过错责任
        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如证券分析师、媒体及记者)的归责,《规定》第25条没有作出明确说明,只是要求这些机构和人员如违反《证券法》第5条、第72条、第188条和第189条之规定,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争议和讨论
        1.是否区分故意和过失
        有学者认为,在证券法中,虚假陈述的主观态度分为故意、过失和无过错三种形态;虚假陈述也可分为基于故意的欺诈性虚假陈述、过失的虚假陈述和无过错的虚假陈述三种。[133]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反对的观点,郭锋认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过错主要是客观过错。[34]王利明在《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一文中指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不必要区分故意和过失,只要其陈述的内容不真实,即使这种不真实是因为疏忽而遗漏,上市公司也应当承担责任,对中介机构而言,则应当区分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其处于故意,且与上市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没有形成恶意同谋,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如果是轻微的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证券发行人在交易过程中,是信息源的控制人,最了解影响投资人投资决定或证券价格的信息,所以应该具有最高的注意义务。专业机构是证券发行与交易重要的参与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对招股说明书及有关的材料的相关部分出具报告或意见并签字,尽到合理谨慎的审核义务就足够了。[35]
        2.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
        原《证券法》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对信息披露虚假陈述承担连带责任,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以及律师事务所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据此,连带责任成为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基本形态。

    我国学者对普遍采用连带责任的做法提出过质疑。王利明认为,一方面,从侵权责任角度来看,连带赔偿责任通常适用于共同侵权行为,因为在数个侵权行为人彼此之间具有主观上的共同故意的情况下,才能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连带的基础在于共同的意思联络。然而,在中介机构实施弄虚作假等情况下,不一定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都具有共同意思联络,所以很难说他们之间的行为都是一种共同侵权行为,除非原告能够证明中介机构及其成员具有故意和恶意同谋,否则不能适用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实施虚假陈述主要过错在于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控制了信息来源,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中介机构是很难了解和核实的,还应当看到,如果要由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受害人单独向中介机构提出诉讼时,这些中介机构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财产对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负赔偿责任。据此,主要还是应当由上市公司承担责任,而中介机构应当承担补充的责任。[36]
        现行的《证券法》吸收了学者的意见,重新确立了以过错作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地位,取消了全面连带责任,是一大进步。

    3.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的归责问题
        学者郭锋认为应当承担过错责任。[37]也有学者(李晓春、林瑞青)具有同样的观点,认为他们承担的应是过错责任,即仅有虚假陈述和损失存在并不必然导致他们承担责任原告还须证明他们主观上有过错,如果他们主观上没有过错,或者说他们已尽职尽责,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这类责任主体规定过错责任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要求任何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人都要为其行为负责;但另一方面原告负有举证责任,防止牵连无辜和滥诉行为发生,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而且,这类主体毕竟不同于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证券承销商等责任主体,他们对投资人所负义务的不同导致他们主观注意标准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主观归责原则的不同。[38]当然反对的意见也有,上文提到过有学者(黄娅琴、李洁)建议直接将此项规定取消[39],当然也就不论归责原则了。

[ 结语 ]
        准确认识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合理划定责任主体的范围及其对应的归责原则,对于侵权责任认定和赔偿的后续内容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其他相关问题我们将在后几期专题中进行介绍。相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和理论的发展,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也会得到加强和完善,使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加全面的保护。

        作者:李勤峰
[ 注释 ]

[1] Black’s Law Dictionary (Abridged 6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91,P692.
[2]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节(a)前段规定:当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者漏报了规定应该注册的为使注册报告书不至被误解所必须的重大事实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的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得证券时,他已经知道这种虚假陈述或漏报情况)都可以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3] 参考美国1993年《证券法》第72条及第189条。
[4] 参见蔡德杨:“证券交易法上之民事责任”,载于《万国法学》,1997年第四期。
[5]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8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75页。
[6] 参见何乃刚、朱宏:“完善我国证券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制度的思考”,载于《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一期。
[7] 参见杨明宇:“证券发行中不实陈述的民事责任研究”,载于《证券法律评论》,2001年第一期。
[8] 曾世熊:《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9] 罗猛:《证券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31页。
[10] 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四期。
[11] 第一条具体内容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是指证券市场上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在提交或公布的信息披露文件中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侵犯了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生的民事侵权索赔案件。
[12] 参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3]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14] 李国光、贾纬:《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15] 叶林:《证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四版,第205页。
[16] 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125页。
[17] 《证券法》第69条: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8] 《证券法》第173条: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19] 李晓春、林瑞青:“证券法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责任主体及其归责原则”,载于《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
[20] 黄娅琴、李洁:“证券法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范围之探析”,载于《企业经济》,2007年第二期。
[21] 李晓春、林瑞青:“证券法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责任主体及其归责原则”,载于《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
[22] 黄娅琴、李洁:“证券法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范围之探析”,载于《企业经济》,2007年第二期。
[23] 叶林:《证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四版,第205-206页。
[24] 叶林:《证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四版,第209页。
[25] 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兼评最高法院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载于《法学家》2003年第二期。
[26] 《证券法》第63条: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7] 参见《若干规定》第21条、第22条。
[28] 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兼评最高法院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载于《法学家》2003年第二期。
[29] 参见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第12条。
[30] 《若干规定》第21条至第28条。
[31] 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253页。
[32] 王勇华:“登记文件出现不实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民事责任”,载于《证券市场导报》,2002年第五期。
[33] 参见吴晓求主笔:《建立公正的市场秩序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第87页。
[34] 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兼评最高法院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载于《法学家》2003年第二期。
[35] 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四期。
[36] 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四期。
[37] 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兼评最高法院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载于《法学家》2003年第二期。
[38] 李晓春、林瑞青:“证券法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责任主体及其归责原则”,载于《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
[39] 黄娅琴、李洁:“证券法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范围之探析”,载于《企业经济》,2007年第二期。

[ 参考文献 ]

1.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叶林:《中国证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 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年版。
4. 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
5. 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兼评最高法院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
6. 李晓春、林瑞青:“证券法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责任主体及其归责原则”,载《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7. 黄娅琴、李洁:“证券法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范围之探析”,载《企业经济》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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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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