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专题系列二:因果关系认定标准研究
2015年1月29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虚假陈述
[ 导语 ]
        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历来都是困扰学界的疑难问题,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直接关系到投资者能否获得赔偿以及获赔范围的大小,因此其对我国规制虚假陈述、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意义重大。最高院2003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首次针对虚假陈述案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为我国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裁判依据。其中有专门的条文对因果关系进行规定,初步解决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无法可依问题,但是该规定还有诸多不足之处,仍有必要对其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从比较法角度,借鉴美国的立法及实践,以探讨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
一、因果关系概述

(一)民法中的因果关系

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指损害结果和造成损害的原因之间的关联性,它是各种法律责任中确定责任归属的基础”[1]。在处理民事赔偿责任,尤其在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时,因果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根据侵权法[2]的一般原理,行为人只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负责,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当一个侵权行为发生后,如何确定损失中的部分或全部是否由该行为引起其实就是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历来都是困扰民法学界的疑难问题,国内外许多著名法学家都曾对此有过专门研究,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成果,比如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预见说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在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上不尽相同,但他们却在一点上几乎达成了共识,即在侵权责任中,事实上存在两个因果关系:一个被称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或“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另一个被称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或“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3]尽管对其称谓有所不同,但内涵却大致一样:(1)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主要是对责任是否成立进行判断,考察该行为是否在事实上导致了损失,而不问是否有其他原因的介入。故而在实践中多用“But For”规则进行检验,即若除去该行为看该损害结果是否仍会发生,换句话说其要求该行为至少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可见这主要是从事实上或者说自然意义上进行判断,所以其又被称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2)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以事实的因果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进一步关注责任的范围大小。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物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蝴蝶煽动一下翅膀甚至可能引起一场飓风。“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也不应为无限延伸的因果关系链上的所有结果负责”[4],若仅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人们会动辄得咎。因而法律在这些无止尽的因果关系链条上进行截取,只有其中一部分的因果关系会得到法律的承认,除此之外便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意义。可见其体现的是法律的一种价值判断,所以又被称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这两种因果关系进行区分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们各自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进而会影响对其的认定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证券法实践中,又有“交易的因果关系”和“损失的因果关系”的划分,其含义大致与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相对应。[5]

 

(二)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对因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害的投资者而言,最有意义的法律规制手段不是行政处罚或者刑罚,而是民事赔偿。如何确定责任是否成立以及责任的范围就成了核心问题。然而对虚假陈述的认定可能比一般侵权行为更为困难,这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信赖”认定困难。虚假陈述侵权的一般行为模式应该是这样:行为人做了虚假陈述行为——投资者信赖该陈述——基于该信赖而为投资行为——投资者遭受损失。这与一般侵权行为有所不同,“某人故意说错一句话、写错一行字,并不会直接使另外一个人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只有在该人相信了这句话或这行字,并以此为基础从事了相应的交易行为,最终才会遭受损失。”[6]因而并非所有遭受损失的投资者都应获得赔偿,只有那些信赖该虚假陈述并基于此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才是适格的索赔主体,是否有“信赖”无疑成为区别两类受损者的关键。但信赖是主观且抽象的,我们无法完全获悉他人的心理活动,相反只能通过某些外在的行为去推测该主体的主观情况,这无疑是模糊且困难的。而且证券市场的交易与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易不同,交易系统即时撮合交易的模式使各方主体相互均不认识,要证明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信赖关系无疑更加困难。[7]毫无疑问,在出现虚假陈述纠纷时,遭受损失的投资者一定都会宣称自己对该虚假陈述是有信赖的,以期获得赔偿;而虚假陈述行为人则完全相反。所以以何种标准来认定信赖是否成立以及此时的举证责任在何方成为一个重要却困难的问题。

2. 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一般侵权行为多表现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或财产权利的直接侵害,而虚假陈述行为则不同,它不会直接损害被害人的绝对权利,而是表现为一种间接的损害。投资者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应被认定为纯粹经济损失。在纯粹经济损失的判断中,受害人往往范围十分广泛、数额也难以确定,因果关系更是扑朔迷离。[8]因此需要法律对其加以限定。并且纯粹经济损失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一定争议,各国立法对其是否应该得到救济存在不尽相同的规定。

3. 信息不对称。这是证券市场的基本特点之一,为了尽力避免这种现象,法律要求掌握信息的特殊主体应当将规定的信息向投资者进行披露。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时,信息优势者可能对该信息进行加工或者选择性地披露,但广大中小股东并不直接参加生产经营,不能直观地了解经营者的情况,往往很难发现。即使发现,也很难掌握相关证据。[9]因而,信息劣势一方往往很难完成因果关系证明。

4. 专业性、复杂性。证券市场有较强的专业性,其涉及金融、财会、法律等多个领域,一般投资者并不太可能具备这样的知识和能力。实践中,中小股东大多不会认真查阅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即使他们认真地进行阅读,也会受到专业知识的限制而很难得出准确的判断。此外,证券市场情况复杂,虚假陈述对相关证券的影响不会表现出一因一果的简单关系,而往往会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该证券,比如政策影响、整个宏观经济情况等等,要想将这些因素与虚假称述相剥离十分困难,因果关系表现出极端的复杂性。[10]


二、我国现行认定标准及对其评价

(一)现行标准

我国法院曾经一度拒绝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这与此类案件的复杂性以及相关立法严重缺失有很大关系。这无疑违背了“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基本法治原理,会造成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最高院在2002年1月15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虚假陈述案件终于可以顺利走进司法程序。但该通知并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则。在2003年2月1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后文简称《规定》)颁布后,各级法院终于有了可以具体援引的依据。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规定在《规定》的十八条和十九条。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 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2. 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3. 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1. 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2. 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3. 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4. 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5. 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实行“时间分段法”对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凡是投资者在上述规定的时间段内买卖证券并因此遭受损失,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原告既不用证明自己对该虚假陈述产生了信赖,也不用证明该损失是由虚假陈述所造成。这实际上是法律推定该因果关系成立,所以十九条又规定了被告的抗辩事由,被告若能证明这些事项,推定成立的因果关系则会被推翻。其中第一、二项无异于对十八条的一个复述,只是换了一个角度而已;第三、五则是对于原告主观存在恶意时的规定;第四项是对其他因素致损的规定,这一项规定类似于美国法上对“损失因果关系”的反证事由。这两条规定十分简单并且具有操作性,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只要能确定相应的时间点,就可以对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直接进行判断。从某种意义来说解决了很多难题,提高了审判的效率,并且有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此外,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将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转移到了虚假陈述行为人一方,在法律上对更为弱势的投资者进行了倾斜保护,较好地解决了中小投资者举证难的问题,实现了实质正义。[11]

 

(二)现行标准的缺陷

《规定》虽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虚假陈述越来越多,其也逐渐暴露出了诸多不足之处。综合国内学者的观点来看,《规定》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时间分段”法虽然有很好的操作性,有助于法官统一认定,可是这并不等于其内在的合理性就能当然证成。因果关系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判断过程,融合了自然科学与价值判断等各种因素。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买卖就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吗?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何时买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行为受损”[12]。在美国,这样的判断是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完成的,他们会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平衡各方利益。所以因果关系认定标准的灵活性反而是一个重要的优点,但它却被我国的《规定》所否定。不难看出我国的“时间分段法”太过机械,这样甚至会导致未经审判就决定了官司输赢的奇怪现象。[13]而美国的做法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规定的机械性和滞后性,平衡冲突的利益关系,较好地避免了合法却不合理的现象。所以美国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总是随着新型案件的出现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14]当然,我国的情况与目前司法现状有一定关系,但从发展的眼光看,我们还是应该逐步恢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2. 逻辑不周延

(1)未对诱空虚假陈述进行规定。所谓“诱空虚假陈述”,是相对于诱多虚假陈述而言的,指行为人发布可能导致关联股票价格下跌的虚假消息或者隐瞒可能导致股票价格上涨的利好消息,而诱多虚假陈述则刚好相反。《规定》认为只有在虚假陈述后买入,揭露日或更正日后卖出因果关系才成立,都是假设该虚假陈述是诱多虚假陈述,而将诱空虚假陈述排除在外。尽管诱多虚假陈述是虚假陈述行为的常态,但是在证券市场中,确实存在诱空虚假陈述,尤其是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此时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前已经持有股票,在诱空虚假陈述实施后,基于对该证券真实价值的错误判断,持有人可能会急于抛售,然而当该诱空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后,股票价格会重新回到真实价值左右,在此前抛售的投资者肯定会因此遭受损失,而这个损失毫无疑问是由该虚假陈述造成。《规定》排除这种情况是极不合理的,这也是学界对其抨击最激烈的一个地方,各类文章、著作都呼吁增加规定对此类损失的索赔权。

(2)在虚假陈述作用期间买卖不能获得赔偿。根据《规定》第十八、十九条的规定,若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发生之后买入,在揭露日前卖出,其所遭受的损失不能获得赔偿。之所以这样规定,可能是因为制定者认为虚假陈述被揭露前,该关联股票的价格仍受到虚假陈述的作用,即使股价有波动,也不是因为该虚假陈述造成的,这样虚假陈述和投资者所受损失就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将其排除在外。这样的规定看上去似乎合理,但却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有些投资者就是基于对该虚假陈述的信赖才买进证券,否则其根本不会买入,更不会遭受损失;[15]第二,导致减少损失和获得赔偿相冲突[16],投资者不能积极止损,如果在揭露日前发现虚假陈述,投资者限于该规则规定,不能及时抛售以减少损失,而必须等到揭露日到来,这明显是不合理的;[17]第三,虚假陈述行为人可能会采取种种手段诱使投资者在揭露日前进行抛售,这对于他们来说十分简单,而且其势必会尽量拖延虚假陈述揭露日,对打击虚假陈述行为不利。[18] 

(3)对于虚假陈述前买入而后遭受损失,也未必都不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发行人隐瞒利空消息,致投资者高估股票价值,未及时卖出而蒙受损失,应该认定为有因果关系,《规则》仅因为买入行为是发生在虚假陈述之前而将其排除,不太合理。[19]此外,对于虚假陈述前买入、揭露后基准日前卖出的所产生的损失,买入价格虽未受影响,而在揭露日后、基准日前的卖出价格却受到了影响,也很难说任何因果关系都不存在。[20]

3. 反证规定的不尽合理。如前所述,十九条的反证规定前两项无异于对十八条的复述,而且其本身排除了几种应该获得赔偿的情况。此外,第4项“市场系统性风险等其他因素导致的损失”类似于美国法上对损失因果关系的反证,这是被告进行抗辩以避免承担不是由自己造成的损失的重要武器,但规定的含糊不清,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对于保护被告合法权益不利。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损失因果关系的认定极为严格,大部分法院倾向于要求原告必须证明其所受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本身有因果关系,其目的在于限制行为人的赔偿责任,以避免被告责任过重。此外,证券市场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虚假陈述往往会和很多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与股票价格。其不应该被限于“系统性风险”,规定应该对其加以完善。

4. 没有对投资者减少损害义务的规定。在发生损害时,受损一方应该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否则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虚假陈述导致股价下跌,但后来股价又因某种原因上涨甚至超过其购买价格,持有人却没有出售该股票,至虚假陈述诉讼时,股价又下跌致投资者遭受损,则在这类合理时间内没有采取合理止损措施的投资者,不应获得或者至少不应全部获得赔偿。[21]


三、完善建议

除了应该完善上述各种逻辑或者立法技术上的缺陷,我们还有必要从更为深入的角度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的标准进行探讨。只有看到这些规定背后法理基础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打补丁似的修改。

 

(一)区分两种因果关系

《规定》并没有将因果关系作进一步区分,只笼统地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什么情况下不存在因果关系。有学者赞同这种做法,认为我国没有必要对这两种关系区分,不区分的做法更为公平和合理,因为这种标准更具有客观主义色彩,有利于法院认定或推定,无需证明是否存在信赖,将限定损失范围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交由被告。而且这样更符合举证责任配置原则和法规目的说理论,有利于保护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并通过加重虚假陈述行为的举证成本而遏制、阻吓证券欺诈。[22]

这样的规定固然简单易行,方便了法官裁判,但其合理性却值得商榷。对此,许多学者主张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将因果关系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如本文开头所述,两者虽都被称为因果关系,却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为了解决责任的成立,属于构成要件上的因果关系;而后者则用以确定虚假陈述与损失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本质是为了限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是其原本的功能,决定赔偿范围之功能乃是法院决定被告损失赔偿范围时借因果关系所衍生的功能”[23],两者承担的不同的角色。并且,在判断二者时所采用的原则、理念、标准皆不相同。[24]本文较为赞同应该对这二者加以区分,后文在此基础上展开。

 

(二)事实因果关系:推定成立

从各国规定以及国内学者的文章和著作来看,在事实因果关系上进行推定已经没有太大争议。这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让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变得切实可行,避免受损的投资者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但是对应以何种理论来解释这种法律推定则有不同看法。美国证券市场有著名的“欺诈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有效率的证券市场中,价格会反映虚假陈述行为,因而即使投资者没有真正地了解该虚假陈述并对其产生信赖,但也会对该证券市场的价格产生合理的信赖,他们有权利期待证券市场的价格是不掺杂虚假陈述的真实价格。一言以蔽之,虚假陈述首先会直接“欺诈”市场,进而间接地欺诈投资者。[25]

这种理论在美国影响巨大,对推定事实因果关系成立的法理基础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对该理论也并非都是一遍褒扬之声,事实上,从其产生之初就受到了质疑。首先,有效资本市场假说本身就遭到质疑。[26]其次,其可能养成投资者的惰性。市场欺诈理论事实上允许投资者不用去认真阅读各类披露文件,一旦出现虚假陈述致损,几乎所有投资者皆可被认定为产生了信赖,从长期发展来看是对投资者不利的,也与证券市场监管的初衷不符[27]。再者,其在我国适用将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处于弱式有效甚至无效的阶段,这与市场欺诈理论的前提条件是不相符的,何时能引入该理论还值得商榷。[28]

但是,因果关系推定也许并没有这么复杂,其不过是将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由原告转给被告而已。而法律之所以会在特殊情况下对因果关系进行推定,是因为在这些时候受害人面临因果关系证明的困难,若仍按一般规定处理,则会造成不公平现象。因而其实质是对弱者的一种保护,体现了法的价值倾向。所以有学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不应当成为限制使用信赖及因果关系推定的理由”[29],甚至也未必要套用欺诈市场理论来为因果关系推定进行论证,欺诈市场理论并非因果关系推定的唯一途径。[30]《规定》实际也是采用这种较为简便的做法,避开了这些理论争议。

在肯定对事实因果关系的推定后,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即便是事实因果关系,对其的推定也不应该漫无边际。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加以限制,这个标准一般被认为就是“重大性标准”,即那些被虚假陈述所披露的信息应该是重大的、能够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信息,而非那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否则这对披露者来说过于苛刻。至于什么是重大性信息,具体到每一个案件中,应由法官根据一个普通理性投资者来进行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对非重大信息的虚假陈述未必都不能成立事实因果关系,只不过此时不能当然适用因果关系推定,若原告能证明其信赖了该非重大信息,法院也同样可以认定。[31]

此外,还要注意推定毕竟是一种法律上的拟制,其并不等于完全确定的事实,有推定必应有反证。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反证事由除了包括非重大事项、无关联性、主观恶意等外,还应该包括其他一切可以证明原告未实际产生信赖的事由,只要被告能完成相应的证明,赢得法官内心相对占优的信任即可。

因果关系推定并非指原告不用证明任何东西,“受害人应当就初步的因果关系进行举证”[32],其必须证明被告行为与原告的损失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否则作为诉讼主体的被告是谁都难以确定,但不用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程度。总结来说,原告至少需要证明这样几点:(1)被告有虚假陈述行为;(2)该虚假陈述符合重大性标准;(3)其所投资的证券与该虚假陈述相关联;(4)自己因投资该证券遭受损失。只要原告能证明以上几个条件,则法律就自动推定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由被告就原告不存在信赖进行举证。这样一个标准从理论上更加完善,克服了《规定》认定标准中暴露的过于僵化的缺陷,进而使那些本应被纳入却被《规定》排除在外的因果关系得以重新被承认,比如诱空虚假称述。至于对投资者买卖等投资行为的时间,本文较为赞同不将其作为构成要件,因为因果关系十分复杂,用时间段来加以判断太过于机械,这点在前文已有论述。并且对于在不同的时间段的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也有一定争议,但被告可以将其作为配合其它事项进行反证的理由。


(三)法律因果关系:仍有争议

法律因果关系在美国证券法上也被称为损失因果关系,其要求原告必须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有因果关系,旨在限制被告的责任,对于不是由虚假陈述所造成的那部分损失,不应该由虚假陈述人承担。“损失方面的因果关系有无决定了原告可否顺利的主张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请求权。”[33]虚假陈述不应该成为投资者逃避投资风险的保护伞,这样会否定资本市场投资者风险自担的基本原理。因而,在对法律因果关系进行认定的时候,美国法院不像对事实因果关系那么宽松,他们显得极为谨慎,并不当然适用因果关系推定,这与我国《规定》明显不同。[34]经过多年的完善,美国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这样的标准:原告只须证明被告的欺诈行为在他遭受的损失方面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就行,具体而言,只要该损失是虚假陈述的直接后果或者是被告该虚假陈述时可以预见的,损失因果关系就成立。[35]

但对于证明的程度美国法院也出现了分歧,多数认为如果原告以证券随后价值变动作为损害证据,则必须证明虚假陈述与该变动存在因果关系;而少数认为只须证明被告的虚假陈述造成了原告以不公平的价格买卖该系争证券即可。毫无疑问,后者对于保护投资者更为有利,因而鉴于我国当前国情,有学者主张应该按照后者来认定。[36]

我国《规定》对法律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仍采推定原则。有学者认为这样适应我国当前国情,对于保护受损投资者有利。[37]但也有学者主张,这样实际弱化了法律因果关系的作用,导致原被告的利益在总体上失衡,投资者几乎不用证明任何事项,只要是发生在该确定的时间段的特定行为,就被认为有因果关系,这对于某些投资者的保护有太过之嫌。[38]对法律因果关系是否应该进行推定还有待讨论。

如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一样,这种情况也应允许被告有一定的抗辩权利,如果被告能证明其虚假陈述行为对原告损失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则不用承担赔偿责任。有学者认为诱多虚假陈述在被揭露之前,对投资者损失不起实质性作用;诱空虚假陈述在被披露后,对投资者的损失不起实质性作用。[39]但也有学者反对,比如他们认为在诱多虚假陈述下,即使在揭露前卖出证券,遭受损失,也应获得赔偿,因为若不是该虚假陈述,投资者根本不会买卖该证券。[40]此外,我国《规定》中规定的“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因素”太过模糊,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并且“系统风险仅指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宏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而能够中断法律因果关系的除了这些之外,还包括微观因素”[41],因此不应限于市场系统风险,其他任何能否认虚假陈述与损失之间的证据均不应被排除。

此外,在对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有学者主张应该区分故意虚假陈述和非故意虚假陈述,分别适应不同的标准。对于故意虚假陈述,采用直接结果说,若是非故意虚假陈述,则应以行为人能合理预见的范围为准。[42]故意虚假陈述主观恶性更大,应该对其有更加严厉地规制,不论其是否能预见,对该虚假陈述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都要承担责任。而对于过失性虚假陈述行为人,其可以通过证明其不能合理预见而予以减责或者免责。本文认为,对行为人主观恶意进行区分是有一定意义的,《规定》完全不加区分,一概予以推定,值得商榷。


[ 结语 ]
       美国资本市场极为发达,其对虚假陈述规制的经验固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国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以及法律文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一味地照搬他国经验已经无数次被历史证明是不可取的。因此,如何借鉴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并使之适合我国国情,发挥法律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调节和保护作用是一个意义重大又颇具挑战的难题。此外,在完善司法解释、积累足够审判经验后,应该将规制虚假陈述的各项制度尽快上升为立法,以避免司法解释效力位阶不足以及可能与相关法律法规产生冲突的问题。

作者:杨皓月
[ 注释 ]

[1]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85页。
[2] 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性质,学界素有争论。因其并非本文讨论重点,故尽量回避。加之最高院相关的通知和规定已经将其定为侵权行为,本文又主要以最高院的相关规定为讨论对象,故将虚假陈述暂定为侵权行为。
[3] 参见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235~257页。
[4] 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58页。
[5] 参见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88页~199页。
[6] 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99页。
[7] 参见陈甦:《证券市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92页。
[8] 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00页。
[9] 参见李明辉:“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载《国际贸易问题》2003年第9期,第61页。
[10] 参见李明辉:“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载《国际贸易问题》2003年第9期,第61页。
[11] 陈甦:《证券市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97页。
[12] 陈甦:《证券市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99页。
[13] 常健:“试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赔偿案的裁判标准——以大庆联谊案的审理进程为中心”,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第30卷第6期,第53页。
[14] 汤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释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35页~136页。
[15] 参见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14页。
[16] 汤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释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43页~144页。
[17] 李明辉:“美国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07月第6卷第4期,第68页。
[18] 李明辉:“美国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07月第6卷第4期,第68页。
[19] 刘定华、张严方:“对进一步完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赔偿制度的思考——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载《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4年7月第25卷第130期,第125页。
[20] 赵国平、文杰:“论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商业时代》2009年第34期,第72页。
[21] 陈甦:《证券市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99页。
[22] 参见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兼评最高院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第45页。
[23] 汤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释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35页。
[24] 陈甦:《证券市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98页。
[25] 参见马其家:马其家:“美国证券法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法律适用》(月刊)2006年第3期总第240期,第48页。
[26] 汤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释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39页~第140页。
[27] 参见李明辉:“美国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07月第6卷第4期,第67页。
[28] 汤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释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40页。
[29] 参见李明辉:“美国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07月第6卷第4期,第67页。
[30] 参见汤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释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40页。
[31] 参见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04页。
[32] 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254页。
[33] 马其家:“美国证券法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法律适用》(月刊)2006年第3期总第240期,第49~50页。
[34] 陈甦:《证券市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95页。
[35] 参见马其家:“美国证券法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法律适用》(月刊)2006年第3期总第240期,第49~50页。
[36] 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16页。
[37] 参见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兼评最高院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第45页。
[38] 陈甦:《证券市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97页。
[39] 马其家:“美国证券法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法律适用》(月刊)2006年第3期总第240期,51页。
[40] 参见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14页。
[41] 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18页。
[42] 参见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16页。

[ 参考文献 ]

1. 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2. 汤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释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 陈甦:《证券市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4. 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兼评最高院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赔偿的司法解释”,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
5. 李明辉:“美国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07月第6卷第4期。
6. 马其家:“美国证券法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载《法律适用》(月刊)2006年第3期总第2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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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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