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登记结算制度专题系列之二:我国证券结算信用风险控制法律制度探究
2015年6月3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证券法
[ 导语 ]
现代资本市场主要围绕证券发行、交易、登记结算三大活动来运行。证券登记结算体系作为资本市场的后台系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自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证券结算体系从无到有,逐步完善,保障了市场的安全、高效和平稳运行。但是,在我国证券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证券结算体系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最为突出的就是信用风险问题。本专题第二期主要关注我国证券结算体系信用风险控制相关的法律制度,在分析我国证券结算体系的基础之上,总结学者们对于我国证券结算信用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诸多思考,以期为完善我国证券结算体系提供参考。
一、证券结算概述

(一)证券结算的定义

证券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完成钱券互换,在资本市场上,这一过程细分为交易与结算两个步骤。前者是指买卖双方在证券交易所缔结证券买卖合同的过程,后者是指买卖成交后交易各方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得以实现的过程。因此,证券结算的内涵就是交易各方应收应付证券与价款的转移操作,也就是证券的交割与资金的支付。[1]在资本市场上,人们习惯把证券交易系统称为市场的“前台”,而把证券结算系统称为市场的“后台”。[2]

学者叶林认为,证券结算是通过清算明确证券交易对手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而通过交收了解债权债务,实现证券权益移转和资金支付的法律行为。[3]郭雳、廖凡在《我国证券登记结算法律的进展与困惑》中指出,证券结算是指证券市场上的交易双方根据证券交易系统的成交结果确定和履行相应权利义务的过程。具体而言,证券结算包括清算和交收两个步骤。清算时按照事先确定的规则计算交易双方证券和资金的应收应付数额的过程,其结果是确定交易双方的履约责任。交收是指根据清算结果,交易双方通过转移证券和资金来履行相关债权债务的过程。只有交收完成之后,一笔证券交易才算真正实现。[4] 从以上学者给出的定义不难看出,证券结算是证券交易流程的最后环节,包括清算和交收两个环节,是整个资本市场交易操作的后台支撑。

(二)我国证券结算法律关系的结构

在理论上,证券结算分为一级结算和二级结算。一级结算是投资者与证券登记结算结构直接办理结算事务的体系。二级结算是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与证券公司办理结算事务,证券公司再与投资者办理结算事务,也称“分级结算”。[5]

我国采用分级结算体系。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公司(结算参与人)和投资者结成两层合同关系。

1、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与证券公司之间只办理一级结算,形成一级结算法律关系。

根据《证券法》第167条[6]的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净额结算服务时,应当要求结算参与人按照货银对付的原则,足额交付证券和资金,并提供交收担保。如果结算参与人没有按时履行交收义务,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将动用违约结算参与人担保物中的现金、互保金以及结算风险基金办理强制结算。

2、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只办理二级结算。

在结算前,投资者应当在结算账户中保持足够的现金或者证券。集中交易结束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代为直接办理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货银对付,而与投资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

在分级结算体系下,投资者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可将证券公司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之间的结算解释为投资者的转委托,对于转委托约定不明确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依照法定职责对投资者承担法律责任。[7]这种伴随着证券交易中介商的出现而产生的分级结算原则,因其法律关系明确、能有效分散结算风险而受到证券市场的广泛欢迎。[8]

二、证券结算信用风险问题

(一)证券结算中的风险

证券结算风险主要是指在证券交易的结算过程中交易一方或各方不能按照约定条件足额、及时履行交收义务,造成交收延迟或交收失败从而导致结算对手方资金损失或整个结算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的可能性。[9]

证券交易的结算涉及到交易对盘、确认、清算和交收等多个环节,其风险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根据结算风险成因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来自结算对手方的风险

对手方风险,是指在结算过程中,因交易对方不能按时足额地履行结算义务而引发的风险。结算对手方违约时结算风险最主要、最基本的来源,来自对手方的风险主要包括两类: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交易方在结算日或以后的时间均不能足额履行证券交割和资金支付义务而给他人包括交易他方和结算公司带来的风险。[10]信用风险又包括两类:一是“本金风险”,是指守约一方先期交割的全部资本遭受损失的风险,即由于资金交付与证券交割不同步,导致卖方交付证券后无法获得资金,或者买方支付资金后无法获得证券的风险,是最严重的一种信用风险。[11]二是“差价风险”,是指由于交易一方违约造成交收失败,守约一方虽未损失本金,但需重新进行该笔交易而面临遭受市场价格波动损失的风险。

(2)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交易一方不是在结算日,而是在结算日之后的某个时间足额履行交收义务而给按时履约的一方造成损失的风险。同信用风险相比,流动性风险是由于交收的时效性不够而引起的风险。[12]

2、来自结算系统运作环境方面的风险

结算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除了来自交易对手方的风险以外,结算系统还面临着现金与证券的保管、结算系统操作运行等环节产生的风险。

(1)现金(证券)保管风险

现金(证券)保管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的证券、资金委托给证券中介组织(包括中央证券存管机构、证券托管机构、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予以保管时,因这些中介组织破产、倒闭等导致结算系统遭受损失的风险。

(2)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证券结算系统的硬件、软件和通讯系统发生故障、结算机构管理效率低下或人工操作失误等因素致使结算业务中断、延误或发生偏差而引起的风险。[13]

3、系统性风险

以上各类风险的影响可能不至于一、两个结算参与人,有时可能对整个证券市场,甚至整个金融领域产生连锁性的不利影响,这就产生了系统性风险。

(二)我国证券结算中的信用风险

1、结算信用风险的产生

信用风险源于证券市场无任何防范措施来管理证券交割及资金支付之间的时间差。由于各国结算体制、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信用风险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我国结算系统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证券持有体制不规范所造成的非完全的二级结算,并由此引发资金和证券交收的不同步,交收对象不一致,最终导致证券交割及资金交付之间的时间差,成为诱发结算体系信用风险的最大隐患。

实践中,我国证券与资金交收之间的时间差具体表现在:中登公司在交易当日(即T日)与投资者进行证券的逐笔全额结算[14],然后在T+1日与证券公司进行资金净额结算[15]与划拨。证券交割与资金交付之间存在一天的时间差,这意味着当结算机构作为结算共同对手方向证券公司交付证券后,还需一天时间才能收回资金。于是,结算结构就面临着交付证券后无法获得资金的信用风险。

按照相关规定,结算参与人(主要是证券公司)参与证券结算时,应在交易所指定法人席位开设资金结算备付金账户,用于结算机构完成与作为会员的结算参与人的资金结算。结算参与人的结算头寸账户应当有足够余额以确保日常结算的顺利完成,如果余额不足,则应当在当日补足。但是,如果结算参与人未按规定时间划入相应资金,将导致其结算备付金账户余额为负数,构成透支。此时,结算参与人便构成违约,证券结算信用风险因此引发。

2、我国结算信用风险的现状

透支是我国目前证券结算信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许多证券公司由于流动资金紧张不得不向中登公司透支。中登公司作为我国证券结算体系的核心,其正常运作关系到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但是,我国立法一直对证券结算体系缺乏重视,致使相当一部分结算风险控制措施没有法律依据,并且已有的法律规定也往往相互矛盾。中登公司内部有关结算风险控制的规则,在整体上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有些甚至只停留在业务流程上,没有对各个层面的结算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做更具体的要求。这些规则的实施只能保证业务的基本操作,而没有完全起到规范业务行为、控制业务风险的目的。

下表[16]所示为我国目前的结算法律体系:

位阶

名称

与结算相关的方面

法律

《证券法》

为结算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公司法》

《合同法》、《担保法》、《破产法》等

行政法规和规章

《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结算参与主体应该具备的条件以及风险控制的相关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

《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证券账户管理规则》

与结算的不同环节和步骤相对应,为结算设定具体规则

《证券登记规则》

《证券托管规则》

《结算业务规则》

《结算参与人管理办法》

《结算参与人管理规则》

协议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在具体的结算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所签订协议的格式文本

《证券登记以及服务协议》

《代理证券账户开户业务协议》

《法人结算协议》

立法的缺失和模糊大大降低了我国证券结算系统防范风险的能力,不利于结算系统的安全和有效运行,从而影响到结算系统乃至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性。

三、我国证券结算信用风险控制的主要制度分析

(一)事前控制——结算参与人制度
    结算参与人,是指经结算机构核准,有资格参与集中清算交收的券商或其他机构。[17]现代证券交易普遍实行二级结算体制,只有经过结算机构许可,获取了结算参与人资格的证券公司等机构,才能直接进入证券结算系统,参与证券结算机构组织的证券和资金的集中清算交收。根据《管理办法》第41条,券商参与证券和资金的集中清算交收,应当向结算机构申请取得结算参与人资格,与结算机构签订结算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结算机构应当制定并公布结算协议和委托结算协议范本。2007年中登公司发布了《结算参与人管理规则》,该规则规定了申请成为结算参与人的机构应当符合的条件[18],并对结算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准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防范结算参与人的信用风险。没有取得结算参与人资格的券商,不能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证券和资金的集中清算交收,只能与结算参与人签订委托结算协议,委托结算参与人代其进行证券和资金的集中清算交收。[19]

除此之外,对结算参与人的信用风险进行管理也是重要的风险防范措施。《结算参与人管理规则》将结算参与人分为甲类和乙类两种,力求体现结算参与人在业务范围和风险管理能力方面的差异。其中,甲类结算参与人可以为其自身的证券自营、经纪、客户资产管理等业务办理证券和资金结算,也可以代理其他结算参与人或费结算参与人的证券交易结算业务;乙类结算参与人则只能为其自营、经纪、客户资产管理等交易结算。[20]从风险管理能力上看,甲类结算参与人资本实力雄厚,治理结构完善,抵御风险能力突出,能够为自身及委托其办理结算的其他机构结算参与人或非结算参与人承担最终交收责任;乙类结算参与人的财务指标只要符合有关规定、具有一定风险管理能力、能够承担最终交收责任即可。[21]当结算参与人出现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达到中登公司设立的预警标准,发生证券或资金交收违约,频繁发生技术系统故障并多次导致结算业务无法正常进行等情况时,中登公司会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对其进行提醒,要求其及时纠正,采取相应的措施。[22]如果结算参与人申请注销其结算参与人资格,或不再符合成为结算参与人的资格条件,或严重违反中国结算的业务规则触犯结算纪律,或结算参与人被依法撤销关闭或破产,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中国结算有权撤销结算参与人的资格。[23]

(二)共同对手方制度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2001年11月对全球证券结算系统的建议,共同对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y,缩写CCP)是在交易达成后,“介入到交易对手之间,成为每一个卖方的买方和每一个买方的卖方”。形象地说,共同对手方就是资本市场上的庄家。[24]共同对手方的法律根基是“合同更新”制度,在证券结算中,合同更新制度的要义就在于结算人一旦介入买卖双方的合同,原合同就被双方分别以结算人为对手的两个新合同所取代,结算人代替原合同的卖方成为原合同买方的卖方,代替原合同的买方成为原合同卖方的买方,买卖双方对于对方的权力和义务均由结算人承接。[25]叶林在本文中还提到了新旧之债的关系,罗马法上有代位说和变形说之分。代位说认为新旧债务在形式与实质上均有所不同,新债与旧债无关。变形说则认为新旧债务具有同一性,形式之变更不影响其实质的同一。[26]代位说表达出了新债消灭旧债的因果关系而获得主流学者,包括史尚宽教授和诸多英美法学者[27]的认同。叶林也认为新旧合同之间是独立的,认为即使一个合同中买受人违约,也只是使作为该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结算人因此获得对违约方的求偿权。《证券结算保证金管理办法》“代为支付”的相关规定只是对结算人用于支付的资金来源作出客观说明,“代为支付”的“代为”并不能做法律理解,“追偿权”实质上也只是基于债券产生的求偿权。[28]

理解了共同对手方的定义和法理基础,接下来探讨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种制度设计。范中超在其专著《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中认为,采取共同对手方有两个目标,一是为通过集中交易而达成的证券交易拟制出明确的交易对手,可以使因集中交易不明晰的对手方得以确认,使享有权利的一方知道自己应当向谁主张权利,使承担义务的一方明白自己应当向谁主张违约责任;二是降低资本市场的整体风险,共同对手方的信用风险替代了其他参与人的信用风险,如果这个共同对手方能够有效控制风险,那么它的违约概率将比所有或者大多数市场参与人要小得多。[29]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将证券交收的违约风险集中在共同对手方身上,特别是过去我国实践中没有实行完善的货银对付原则,共同对手方的结算安排实际上给证券结算机构积累了大量的违约风险。”[30]

那么我国的制度实践情况到底如何?在中国,充当CCP角色的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所采取的方法是,证券的逐笔全额交割以及资金的多边净额交收和滚动交收。所谓的证券的逐笔全额交割是指由中国结算的电子系统自动将卖方的无纸化证券直接从其证券账户过入到买方证券账户。资金的多边净额交收和滚动交收是指在一个清算期中,对每个证券公司价款的清算只计算其应收应付款项相抵后的净额。证券公司在CCP都有保证金账户,在交收日CCP与证券公司在结算账户之间划转资金。证券公司应该保证结算账户上有足额的结算头寸。如果头寸不足,应该在当日补足。学者井涛认为,现有的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证券结算是一个高风险的法律领域这一状态。在有关结算规则方面,集中的批评意见是整套制度在整体上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有些甚至只停留在业务流程上,没有对各个层面的结算参与者的权利义务作更具体的要求。这些规则的实施只能保证业务的基本操作,而没有完全起到规范业务行为、控制业务风险的目的。[31]

对于完善建议,叶林提出,在《证券法》中引入“共同对手方”的概念十分必要,因为法律以及立法层面上并没有确定中国登记结算公司为共同对手方,且这些中央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共同对手方的生成方式也不明确,这将对我国证券结算造成很大的法律障碍。[32]学者涂建认为,共同对手方制度的特点决定其适用于买卖双方对其对手缺乏足够了解、对手方信用风险不易控制的交易品种,如采用集中撮合竞价交易方式的证券交易所市场的交易品种,我国交易所的发展现状是符合这些特征的,而且证券市场未来的产品创新和业务发展在客观上也必然需要一个健全的共同对手方制度。[33]

(三)货银对付制度

货银对付(delivery versus payment,缩写为DVP)原则是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与结算参与人在交收过程中,当且仅当资金交付时给付证券、证券交付时给付资金,俗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34]

货银对付能够控制和降低违约风险是理论界的共识。李永军认为,货银对付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化解结算风险的利器,是因为在法律上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的设计就是基于对具有互相依赖关系的双务合同当事人利益的保护。[35]它使当事人一方通过抗辩权的行使即可保护自身利益,避免了设定及行使担保权利的繁琐程序,是一种最直截了当的风险化解方式,也是一种效益最大化的制度选择。

为保证货银对付的实施,《管理办法》规定:集中交收前,结算参与人应当向客户收取其应付的证券和资金,并在结算参与人证券交收账户、资金交收账户留存足额证券和资金。而且,结算参与人与客户之间的证券划付,应当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代为办理。在集中交收过程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在交收时点,向结算参与人收取其应付的资金和证券,同时交付其应收的证券和资金。也就是说,证券结算机构是共同对手方实现货银对付的前提与基础。[36]范中超认为,只有证券结算机构介入到证券交易合同关系中,成为共同对手方,才能根据合同关系向其交易对手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否则,在集中竞价交易的场合下,交易当事人找不到自己的交易对手,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也就无从谈起。[37]

(四)交收担保制度

在实行货银对付制度的情况下,结算参与人交收违约所造成的信用风险中的本金风险基本可以得到防范。但是,结算机构还需要采取措施放单违约处置时信用风险的另一类型——价差风险。证券结算机构充当对手方保证证券交易的按时履约,在现行《证券法》上,这被称为“交收担保”制度。[38]

那么,这里的所谓“担保交收”是否就是法理上的担保制度呢?民法理论中,保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由于结算人即使作为保证人对债务人的履行不能也不承担连带责任,故而当属一般保证。然而《担保法》第17条明确赋予一般保证人以先诉抗辩权,即主合同纠纷非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可以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这一规定与实践中证券结算机构需无条件地向守约方履行、为违约交易人垫付资金的规定大相径庭,显然证券结算机构并不是传统民法意义上的保证人。由此,叶林认为,将证券结算机构的法律地位按照现行法规定称之为“担保交收”并不准确。[39]

2007年中国结算发布了《交收担保品管理办法》,允许结算参与人在最终交收时间点前向中国结算提交交收担保品,以保证其交收信用。可作为担保品的资产原则上应该是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的、业绩优良的、流通股本规模适度、流动性较好的证券。学者张国平认为,交收担保措施的价差风险控制能力有其局限性。原因是,担保品措施对于股票等产品的交收目前还是一种可选择性的措施,对于权证等产品,虽然相关制度也设计了价差担保品制度,但担保品水平的确定与结算参与人实际可能产生的风险暴露没有直接关联,影响到其效果的发挥。[40]

[ 结语 ]
本文从我国证券结算制度出发,重点探讨我国证券结算信用风险控制机制,从事前控制的结算参与人制度,到“共同对手方-货银对付-交收担保”三位一体的信用风险控制制度的分析,介绍了我国目前结算体系在信用风险控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相信随着市场的成熟,我国结算体系相关立法和制度会更加完善,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创新发展和安全运行提供坚实的后台保障。
作者:李勤峰
[ 注释 ]

[1] 范中超:《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 屠光绍:《结算系统:操作与趋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 叶林等(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证券登记结算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载《证券法苑》第十卷(2014年)。
[4] 郭雳、廖凡:“我国证券登记结算法律的进展与困惑”,载《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2期。
[5] 叶林:《证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版,第320页。
[6] 《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净额结算服务时,应当要求结算参与人按照货银对付的原则,足额交付证券和资金,并提供交收担保。
在交收完成之前,任何人不得动用用于交收的证券、资金和担保物。
结算参与人未按时履行交收义务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有权按照业务规则处理前款所述财产。
[7] 叶林:《证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版,第321页
[8] 叶林等(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证券登记结算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载《证券法苑》第十卷(2014年)。
[9] 叶青:“我国证券结算风险管理制度完善与设计”,载《中国证券报》2001年10月30日。
[10] 井涛:“论证券结算客观性风险之法律控制”,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
[11] 罗培新、卢文道等:《最新证券法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259页。
[12] 张学森、张伟弟:《证券法原理与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13] 罗培新、卢文道等:《最新证券法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260页。
[14] 证券的逐笔全额交割是指由中登公司的电子系统自动将卖方的无纸化证券直接从其证券账户过入到实际投资者的证券账户中。
[15] 资金的净额结算是指在一个清算期中,中登公司与每个证券公司的应收应付款项相抵后,计算出净额,再与其进行资金的清算。
[16] 井涛:“论证券结算客观性风险之法律控制”,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
[17] 刘俊海:《现代证券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386页。
[18] 《结算参与人管理规则》第6条:“申请成为本公司的甲类结算参与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创新试点类证券公司评审;(二)建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本公司要求的结算业务相关技术系统和风险控制系统,具有开展证券结算业务的独立部门并配备具有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的专职结算人员;(三)能够承担其业务范围内的证券和资金的最终交收责任;(四)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7条:“申请成为本公司的乙类结算参与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持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二)建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本公司要求的结算业务相关技术系统和风险控制系统,具有开展证券结算业务的专门机构并配备具有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的专职结算人员;(三)能够承担其业务范围内的证券和资金的最终交收责任;(四)以净资本为核心的财务指标和风险控制指标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本公司的有关规定;(五)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
[19] 刘俊海:《现代证券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386页。
[20] 张国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33页。
[21] 赵伟:“论证券结算信用风险控制之法律构造”,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22] 参见《结算参与人管理规则》第38、39条。
[23] 张国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34页.
[24] 范中超:《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65页。
[25] 叶林等(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证券登记结算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载《证券法苑》第十卷(2014年)。
[26] 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3页。
[27] 参见[]A.L.科宾:《科宾论合同》,王卫国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5页。
[28] 参见叶林等(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证券登记结算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载《证券法苑》第十卷(2014年)。
[29] 参见范中超:《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66页。
[30] 郭雳、廖凡:“我国证券登记结算法律的进展与困惑”,载《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2期。
[31] 井涛:“论证券结算客观性风险之法律控制”,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
[32] 叶林等(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证券登记结算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载《证券法苑》第十卷(2014年)。
[33] 涂建:“理顺证券登记结算体系的法律关系”,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9月21日。
[34] 郭雳、廖凡:“我国证券登记结算法律的进展与困惑”,载《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2期。
[35] 李永军:《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
[36] 范中超:《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70页。
[37] 参见范中超:《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70页。
[38] 叶林等(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证券登记结算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载《证券法苑》第十卷(2014年)。
[39] 叶林等(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证券登记结算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载《证券法苑》第十卷(2014年)。
[40] 张国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41页。

[ 参考文献 ]

1. 范中超:《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
2. 张国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
3. 刘俊海:《现代证券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版。
4. 叶林等(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证券登记结算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载《证券法苑》第十卷(2014年)。
5. 范中超:“证券结算的法律构造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10期。
6. 郭雳、廖凡:“我国证券登记结算法律的进展与困惑”,载《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2期。
7. 井涛:“论证券结算客观性风险之法律控制”,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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