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澳大利亚名誉侵权的法律规制(下) ——《统一诽谤法》传统抗辩事由的制度变革
2016年3月29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人人格权   侵权责任   名誉权   比较法
[ 导语 ]
       澳大利亚在2006年通过了《统一诽谤法》,该法案何谓是集传统英美诽谤法之大成,对诽谤法中诸多制度进行了很大改革,集中讨论了公司和死者等特殊主体的名誉权保护、文字诽谤与口头诽谤区分、抗辩规则的改革、损害赔偿制度的限制、陪审团的法律定位等问题,代表了英美诽谤法的最新发展趋势,对我国名誉权保护有直接的借镜作用。本文承接上期,继续梳理《统一诽谤法》在传统抗辩事由方面的变革。
引言

名誉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莎士比亚在《理查德二世》就曾经说过:“我的名誉便是我的生命,二者寓于一体;夺去我的名誉,我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两大法系都注重从民法角度保护名誉权,但在具体路径上却存在诸多差异。英美法国家大体是通过专门的诽谤法进行规制,形成了独立于大民事侵权的诽谤法分支,具体制度异常精细;而大陆法系则主要将名誉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进行保护,与其他人身财产权益并不区分,统摄于广义的民事侵权范畴。这种规制路径的不同,让比较法研究有了用武之地,通过分析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的诽谤法制度,可以为我国名誉权保护提供很好的借鉴。

澳大利亚在2006年通过了《统一诽谤法》,该法案何谓是集传统英美诽谤法之大成,对诽谤法中诸多制度进行了很大改革,集中讨论了公司和死者等特殊主体的名誉权保护、文字诽谤与口头诽谤区分、抗辩规则的改革、损害赔偿制度的限制、陪审团的法律定位等问题,代表了英美诽谤法的最新发展趋势,对我国名誉权保护有直接的借镜作用。本文承上文所述,继续梳理澳大利亚《统一诽谤法》在传统抗辩事由方面的制度变革。

在英美诽谤法中,抗辩事由是十分重要的。诽谤诉讼中原告的有利位置也解释了为什么抗辩在司法实践中处于中心地位。可以说,抗辩事由是诽谤法中“最具魅力”、“最重要”以及“最富争议”的部分。[1]在普通法中,除了受害人自担风险等侵权案件一般抗辩事由外,诽谤法还有自己独特的抗辩事由,主要包括正当性抗辩、公正评论以及特权抗辩三种传统的抗辩事由。[2]《统一诽谤法》对抗辩事由制度的改革也是重头戏,在具体抗辩规则上进行较大变动。

一、正当性抗辩(justification)的改革

《统一诽谤法》对于正当性抗辩规则的改革十分具有争议,即将真实性作为提请正当性抗辩的唯一条件,不再要求被告去证明公共利益要素的存在。[3]

在普通法中,证明一项陈述是实质性真实(substantial truth),将构成一项完全的抗辩。[4]其依据在于,当一个人陈述真实的事情时,对于原告的名誉没有损害。正如温德尔(Windeyer)法官说的那样,“法律不保护一个人现在拥有的名誉,而只保护其值得拥有的名誉。”[5]

《统一诽谤法》生效前,对于正当性抗辩,各司法区有不同做法。在南领地、南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以及西澳大利亚州四个司法区,单独的真实性要素就可以提请正当性抗辩。因而,《统一诽谤法》对于这四个司法区来说,并没有太多改变。但对于其他四个司法区则有着根本性的变化。在2006年之前,新南威尔士州、首都领地、昆士兰州以及塔斯马尼亚州四个司法区,单独的真实性要素并不能作为一项完全的抗辩事由,为提请正当性抗辩,被告还需要证明存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or public benefit)。在这四个司法区中,公共利益要素的引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长期的司法实践使得这些司法区对于这一要素的废除仍存有异议。他们认为,公共利益要素的存在可以为个人隐私提供间接保护,移除该要素,将导致媒体机构肆无忌惮的入侵个人隐私。

如2006年4月中旬,在一档名为《媒体观察》的广播节目中,主持人莫妮卡·艾塔特(Monica Attard)女士就分析了公共利益要素潜在的各种好处。她认为公共利益要素确保了个体隐私的保护水平,并声称这一要素的缺失,可能引起澳大利亚媒体机构肆无忌惮的侵犯个人隐私,导致媒体行业水准下降,认为从最近的《世界新闻》节目大肆报道英国保守党议员和前《观察家》编辑的绯闻故事就可以看出这一消极影响。艾塔特女士直言《统一诽谤法》过于偏惠媒体机构,以牺牲个体隐私为代价。[6]但她的观点遭到了两个杂志专栏作家的反对。如马克·戴(Mark Day)先生就认为,之前的诽谤法对公共利益要素的要求简直是“正义的阻碍” (hurdle to justice)。他认为在诉讼中,真正的困难不是证明公共利益要素的存在,而是实质真实的证明,故而移去公共利益要素并不会对正当性抗辩有太大影响。在马克先生看来,《统一诽谤法》并非便惠媒体机构,而是对过往诽谤法过度保护个人名誉不合理做法的适当修正。[7]

尽管艾塔特女士等人对于公共利益要素的移除忧心忡忡,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统一诽谤法》移去这一要素都有充足理由:

首先,实践中大量案例显示,正当性抗辩适用的核心问题是实质真实的证明,而非公共利益。两个最近的案子就可说明这一点,如Craftsman Homes Australia Pty Ltd v TCN Channel Nine Pty Ltd案中[8],被告为证明指控原告从事劣质建筑行为和对建筑行业有不合理影响言论的真实性,不得不寻找大量与四个建筑合同相关的证据,法官在判决中对此论述也超过一千段。同样,在Li v Herald & Weekly Times Pty Ltd一案中[9],法官几乎用了四百段去论证被告出版的八篇声称原告打着中药经营的幌子开设非法妓院等涉嫌诽谤文章的真假。这些案件都表明,被告能否成功提起正当性抗辩,关键在于实质真实要素的证明,而非公共利益。相对于实质真实的证明难度,法官对于公共利益的判定总是灵活多变的。[10]此外,实践中,实质真实的证明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代价不菲的,这种复杂性和不菲代价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有没有公共利益要素的介入都是一样的,这使得公共利益要素的移去并不会对正当性抗辩产生实质性影响。

其次,隐私不应通过诽谤法来间接保护。艾塔特女士等人之所以反对移去公共利益要素,在于他们试图想通过诽谤法来间接保护个人隐私。早期,隐私利益并没有得到普通法的直接承认,司法实践通常是通过诽谤之诉等来间接保护隐私。[11]然而,长期司法实践证明,通过诽谤法间接保护个人隐私并没有那么奏效。而随着公众对于隐私利益的重视,也使得隐私的保护没有必要再借助诽谤法。诽谤法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名誉,广义上说,就是其他人如何看待原告的问题,维护的是原告的公共形象,而隐私则是被告远离公共视线的私密形象,两种法益并不相同。企图通过诽谤法去保护隐私是不恰当的,隐私作为一项重要的法益,值得法律直接保护。近年来,澳大利亚各司法区的法院和法律改革机构也正在起草隐私保护的专门法案。可以说,《统一诽谤法》移去公共利益要素,不仅不会导致个人隐私保护水平的下降,反而促进了隐私的直接保护。

最后,公共利益要素的移去也不会导致媒体机构大肆入侵个人隐私。艾塔特女士等人认为《统一诽谤法》鼓励媒体从事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并列举《世界新闻》近期热衷于报道名人私生活来佐证,但这一做法经不起推敲。一方面,挖掘名人的隐私八卦是新闻机构天生兴趣所在,《统一诽谤法》颁布前,媒体机构也时常有类似行为。如在2005年4月中旬,《每日电讯报》就对NRMA(国家公路与司机协会)前主席罗斯·特恩布尔(Ross Turnbull)先生在两个悉尼旅馆房间中的私人财物进行报道,据悉这些私人财物是特恩布尔先生未付房费留下的担保。同月22日,《每日电讯报》又刊登了罗德尼(Rodney)和琳迪(Lyndi)早上散步时被偷拍的照片。[12]公共利益要素的存在也阻止不了《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机构从事类似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律对于隐私利益的直接保护越发规范和全面,也不会容忍媒体机构大肆入侵个人隐私行为的发生。总之,去证明《统一诽谤法》颁布前后,媒体变得越来越喜欢入侵个人隐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13]

二、从公正评论抗辩(fair comment)到诚实意见抗辩(honest opinion)

普通法中,公正评论是非常重要要的抗辩事由。卡比(Kirby)法官就认为,公正评论已经被恰当的描述为“诽谤法中言论自由的保障”。[14]《统一诽谤法》没有规定公正评论抗辩,而是规定了另一个版本——诚实意见抗辩。[15]

在澳大利亚,最早将公正评论抗辩变为诚实意见抗辩的,是1974年的新南威尔士《诽谤法》,《统一诽谤法》正是受其影响的结果。但不同的是,《统一诽谤法》中的诚实意见抗辩并非对普通法中公正评论抗辩的法典化,而是与之并存的。申言之,被告可以同时提请法定诚实意见抗辩和普通法中的公正评论抗辩。与普通法中公正评论抗辩一样,法定诚实意见抗辩也是建立在关系公共利益问题的意见上,并不涉及事实问题。但是,法定诚实意见抗辩并没有将被告的恶意作为抗辩失效的情形。在普通法中,如果被告是恶意的,公正评论抗辩将会被击溃,但是在法定诚实意见抗辩下,只有被告在发表诽谤时并没有真诚持有该观点时,抗辩才会被击溃,并不包括普通法中的恶意情形。[16]换言之,纵使被告有恶意损害原告之嫌,但只要其真诚持有该观点即可抗辩成功。

当然,从“公正评论”变为“诚实意见”,这表明两者多少有些不同。从字面上说,普通法中的公正评论抗辩保护的是评论(comment),而法定的诚实意见抗辩保护的是意见(opinion)。然而,评论和意见两个词语经常是交叉使用的,如“评论是基于事实意见的表述”、“评论抗辩能抗辩诽谤意见”等等。有学者认为,意见可能是比评论更加狭窄的概念,将评论等同于意见是过于简单化的处理。[17]普通法中,评论的含义被拓展为包括演绎(deduction)、推理(inference)、结论(conclusion)、批评(criticism)、判断(judgment)、评论(remark)或观察(observation)等。[18]而意见这个词,其含义可能没有这么丰富和广泛。但显然,《统一诽谤法》用“意见”代替“评论”,并没有要限缩该抗辩含义的意图,因此适当的做法是维持普通法中对公正评论的广泛理解。[19]这一态度也得到众多法院的支持。

与普通法中的公正评论抗辩一样,《统一诽谤法》中的诚实意见抗辩,最核心的问题仍是事实与意见的区分以及合理性的判定。在普通法中,区分事实与评论非常重要,因为事实陈述不能通过公正评论来抗辩,只能适用正当性或特权抗辩。尽管普通法中对于评论有一些经典的定义,但实践中事实与评论的区分仍是公正评论和诚实意见抗辩最为复杂和困难的部分。《统一诽谤法》对此没有过多明确阐述,无疑给司法实践极大的操作空间。而对于合理性的判定,普通法也是充满争议,有客观说与主观说之别。从澳大利亚和英国上议院的判决来看,似乎更加倾向于客观说。[20]《统一诽谤法》被认为也采类似的态度,但诚实意见如何依据客观标准来判定仍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除以上两个问题,《统一诽谤法》中的诚实意见抗辩,还需要关注以下方面:

其一,对于出版其他人(雇员、代理人或是陌生人)的言论,如何适用诚实意见抗辩。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诽谤法》基本延续了新南威尔士1974年《诽谤法》的立场,但措辞稍有不同。《统一诽谤法》规定:当被告发布的是雇员或代理人的评论时,只有在他不相信诽谤评论发布时,雇员或代理人诚实持有该意见时,抗辩才失效;而当被告发表评论是来自雇员或代理人之外的人(即之前法律规定的“陌生人”)时,只有在被告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诽谤评论发布时,评论者没有诚实持有该意见时,抗辩才失效。[21]从字面上看,《统一诽谤法》相较于之前新南威尔士《诽谤法》仅在措辞上稍有变化,但这种细微变化,却在实践中引起了意料不到的问题,即越来越多的记者被提起诽谤之诉了。早前,对于媒体机构发布记者的诽谤评论,原告通常仅针对媒体机构提起诉讼。《统一诽谤法》颁布后,在原告针对媒体机构提起诽谤诉讼的同时,似乎越来越多的记者也被同时起诉了。这种现象令人难以理解,辛普森(Simpson)法官就直言:“为什么会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谜”。[22]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在于《统一诽谤法》相较于之前新南威尔士《诽谤法》,为媒体机构(雇主)发布记者(雇员)的诽谤评论提供了一个更强的抗辩保护。在1974年新南威尔士《诽谤法》中,当媒体机构(雇主)发布记者(雇员)的诽谤评论时,原告起诉媒体机构,只要证明在诽谤评论发布时,记者(员工)并没有持有该观点,就可以击溃媒体机构(雇主)的诚实意见抗辩。而《统一诽谤法》规定,即使记者(雇员)在诽谤评论发布时没有持有该意见,但只要媒体机构(雇主)真诚相信记者(雇员)持有该意见,就可以提请诚实意见抗辩。《统一诽谤法》如此规定,为媒体机构(雇主)发布记者(雇员)的诽谤评论提供了更强的抗辩保护,加大了原告击溃媒体机构诚实意见抗辩的难度。原告为赢得诉讼,只有将记者也纳入诉讼中来。这样一来,在证明诽谤评论发布时,记者没有持有该意见,尽管不能击溃媒体机构(雇主)的诚实意见抗辩,但起码可以使记者(雇员)的诚实意见抗辩失效,从而达到胜诉目的。《统一诽谤法》为媒体机构提供更强抗辩保护,是否是立法者的有意为之还不得而知。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更强的保护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记者们(雇员)败诉后,基于替代责任规则,败诉责任仍然要由媒体机构(雇主)来承担。

实践中,越来越多记者被起诉的现象受到极大的关注。如吉布森(Gibson)法官就认为:“如果记者总被起诉,这可能对于记者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即使最后的责任由雇主承担。”[23]而司法实践中,同时起诉记者和媒体机构也增加了诉讼难度。这些情况,显然出乎《统一诽谤法》的意料。将来进一步的法律改革需要澄清,雇主发布雇员的评论究竟何种条件下可主张诚实意见抗辩,何时抗辩可被击溃。

其二,诚实意见抗辩针对的是原告指控的诽谤含义,还是诽谤材料本身。早前,在澳大利亚诽谤普通法中,评论抗辩过多的关注了原告指控的诽谤含义。新南威尔士1974年《诽谤法》以法定的评论抗辩(即诚意意见抗辩)取代了普通法中的公正评论抗辩,后者仅在决定什么构成“评论”或什么是“评论所需要的适当材料”等方面发挥作用。然而,这一法定的评论抗辩被形容为“死亡的字母”(dead letter)。[24]因为在1974年《诽谤法》下,法院过分关注原告所指控的诽谤含义,正当性和评论抗辩被要求不得不精准地回应它们。结果是,评论抗辩要求被告针对原告已经过滤过的诽谤含义来展开,而不是被告实际写过或说过的话。如在最高法院审理的Manock案子中,原告指控的诽谤含义就限制了公正评论抗辩的适用。在该案中,原告是一名病理学法医,指控被告的出版物说他“在一个谋杀案件的审判和再审中,故意隐瞒证据。”被告抗辩指出,出版物有另外一层意思,即表示“原告实施了一个充满疑问的法医调查,并且没能达到专业标准和实践,提供了不一致的专家证据”。法官们认为,“一方主张的诽谤含义的实际性质和另一方认为的传达诽谤含义的材料之间并没有什么悬殊差异”,并认为应该依照顺序处理这个问题,即“法官应该首先去发现原告主张的被传达或没有被传达的诽谤含义,随后才是考虑公正评论抗辩的问题。”[25]鉴于原告律师总是能框定需要提起诉讼的诽谤含义,从而使得被告几乎不可能抗辩成功。正如新南威尔士高级法院法官莱文(Levine)先生所说的那样,“认为评论抗辩仅仅与原告指控的诽谤含义有关,不涉及其他,将导致该抗辩没有实际作用。”[26]

《统一诽谤法》改变了这一做法。首先,《统一诽谤法》在措辞上没有再反应年新南威尔士1974《诽谤法》有关评论抗辩的态度。明确将诚实意见抗辩定位为针对“出版的诽谤材料的抗辩”,把“材料”界定为“任何可能被传达的意思”。

其次,《统一诽谤法》立法史也显示了这种转变是有意为之的。如在南澳大利亚州,2005年诽谤法草案第一次被提交给立法机关时,草案最初的文本是:

这是一个有关出版的诽谤材料的抗辩,如果被告能证明

(a)原告指控的材料传达的诽谤含义是被告意见的表达,而非事实陈述;

尽管开头提到了抗辩是有关“出版的诽谤材料”,但接下来的段落又将其绕到了“原告指控的材料传达的诽谤含义”上。这样的规定,被认为是在执行之前新南威尔士1974年《诽谤法》的态度。随后,全澳大利亚通过的法律文本,在措辞上有了改变:

这是有关出版的诽谤材料的抗辩,如果被告能证明    

(a)材料是被告观点的表达,而非事实陈述;

可以看出,最终的法律文本没有再提及“原告指控的诽谤含义”,更加精准的传达了立法意图。

最后,除法律用语以及立法史支撑外,一些有关诚实意见抗辩的案子也显示了这种转变。如在Holmes v Fraser案中,辛普森法官认为,《统一诽谤法》已经从之前“原告指控的诽谤含义”转变过来了。第31条的措辞意味着基本不存在将“材料”解释为“原告指控的诽谤含义”的可能性,抗辩指向的是“出版的材料”。故案件的焦点主要在于是不是事实的问题上,而不是抗辩是否要精准地针对原告指控的诽谤含义进行回应的问题。[27]

三、特权抗辩规则的改革

特权抗辩也是英美诽谤法中传统的抗辩事由,包括绝对特权和限制特权两种。

绝对特权是诽谤法中效力最强的抗辩,因此其赋予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统一诽谤法》重新表述和界定了绝对特权抗辩,使其涵盖了议会会议、澳大利亚法庭和仲裁程序、立法程序全过程中言论的发表,并规定对于公共文件的出版、公正复制、摘要或者节选也享有此种抗辩。而公共文件则被广泛界定为包括澳大利亚和国外议会报告和文件,澳大利亚和国外法庭和仲裁庭民事案件的判决书、裁定和决定;澳大利亚或国外政府机构、雇员或代理人发布的文件;以及其他澳大利亚需要公开的文件。此外,《统一诽谤法》还规定针对公共关注事件的公正报道享有绝对特权抗辩,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和外国的国会机构(包括本地政府),国际性组织,国际性或政府间的会议;澳大利亚和国外法庭,仲裁庭和调查机构;澳大利亚和国外监察和法律改革机构;澳大利亚公众公司的股东公开会议;涉及公共利益事件的公开会议等。这种绝对特权抗辩,仅仅在原告证明被告出版材料并没有出于公共信息的目的或者促进教育的目的时,才能被击溃。[28]

《统一诽谤法》对特权抗辩的改革主要体现在限制特权抗辩上。普通法中,当人们有一个社会、道德或法律义务去公开某些信息,而接受者有一个相应的利益去接受这样的信息的话,法律认为就算这种信息是不真实的言论,且可能伤害某个人的名誉,但只要发布者不是恶意的,就可以免责。限制特权的理论基础,在Horrocks v Lowe案中被明确表述:“法律应该提供有效的保护手段,让人们能够针对诽谤来捍卫自己的名誉,但这种公共利益必须要与容许人们就法律认为它们有义务或出于保护自己利益,而需与其他人做自由坦白交流的公共利益相适应。出于善意就这些事情发表言论处于特权场合。它是不可诉的,即使被证明言论是诽谤和不真实的。这种特权并非绝对,而是有限制的。”[29]普通法中,限制特权抗辩适用的场合主要有:前雇主向后雇主介绍有关前雇员的情况;贷款人向另一个贷款人说明其前债务人的信用情况;向警察机关或类似机关举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活动等。限制特权适用的场合通常不会延伸至大众传媒,也不会仅因为公开者是记者或媒体机构就自动产生特权场合,除非证明有相应的利益关系存在。如一个人为捍卫自己的名誉,针对其他人利用公共平台发表诽谤言论,可以利用类似平台去回应。其他的情况,包括修正之前的报道,警告全国性或地方性的灾难等。

这些都是传统普通法中限制特权的主要规则。随着社会发展,限制特权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于媒体机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雷诺兹特权”。2013年之前,英国媒体机构享有一个扩展版的限制特权抗辩——“基于公共利益特权”,即我们熟知的雷诺兹特权,起源于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 Limited案[30]。学者们认为“雷诺兹特权可被看着是一种基于一般性义务-利益关系的概念性的、不同种类的限制特权”。[31]雷诺兹特权抗辩保护对公众非常重要的言论材料,当被告负责任的出版时,不管材料是否真实都可以免责,这无疑是对传统普通法中限制特权的一种拓展。在这里,出版者与接受者之间是否存在义务和利益关系或信息的质量不是核心,关键的是材料所涉及的公共关注程度。在提请适用雷诺兹特权时,被告首先要证明出版诽谤材料涉及公共利益,随即他必须证明其出版行为是合理的。为判断出版行为是否合理,上议院提出一系列考察因素,包括报道对原告指控的严重性、信息本身的性质以及公众关注的程度、信息来源、确认信息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相关信息的地位、信息发布的迫切程度、是否征询了原告的意见、是否包含原告的意见、文章所用语调以及出版的时间等。[32]

澳大利亚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去扩展媒体机构的限制特权抗辩。首先,澳大利亚有一个扩展版的普通法限制特权,即大众传媒对于政治和政府事务的诽谤言论,只要出版是适当的就可以获得限制特权的保护。澳大利亚的这种普通法中的扩展版限制特权,主要是通过1994年Theophanous案和1997年的Lange案中确立的。[33]高级法院在lange案中,认为政治性的交流能产生特权场合,因为“每个澳大利亚公民都有利益,去传播和接受那些可能影响澳大利亚人民利益的有关政府和政治事务的信息、观点和争论。”[34]这种普通法中的扩展版限制特权,被称为lange特权。为了动用Lange特权抗辩,大众媒体机构必须要证明:出版的材料与政治或政府事务相关;媒体机构认为出版的材料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去核对这些信息;取得原告的回应并出版回应,除非不可能或没有必要。然而,lange特权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大显身手,一方面,它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仅仅适用于涉及政治与政府的事务中,而不能扩展到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每个案子都需要测试媒体机构出版行为的合理性,也使得其适用存在困难。[35]

其次,澳大利亚有一个法定的限制特权,新南威尔士1974年的《诽谤法》明确规定了此种限制特权,《统一诽谤法》延续这一态度。正如雷诺兹特权和lange特权一样,合理性也是法定限制特权抗辩的核心问题。《统一诽谤法》对此进行了规定,并详细列举了被告需证明的事项,包括出版材料关系公共利益的程度;出版的材料与涉事当事人公共职能或活动的联系程度;出版材料传达出的诽谤指责的严重性;出版材料区分怀疑指控和证明事实的程度;出版的紧急性;出版者当时商业环境的性质;信息的来源和完整性;出版是否包括受害人故事的实质;是否采取合理的措施去取得和出版回应;采取其他步骤去修正信息;其他需要被考虑的相关因素。[36]

这些参考因素基本都来自新南威尔士1974年《诽谤法》的规定,但有一个例外,即《统一诽谤法》考虑了“被告的商业环境”。这一因素,最早在Rogers v Nationwide News Pty Ltd案中被提出。该案中,被告在主张适用限制特权抗辩时,试图提请法官将“日报出版时的商业环境”也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法官认为,法庭在适当考虑这些因素之前需要证据,并认为就算这些证据提请到法庭面前,也不会有太大重量。[37]考虑到之前司法实践对于该因素的态度,新增加这个要素也不会对媒体被告有太多裨益。

毫无疑问,《统一诽谤法》中的法定限制特权与雷诺兹特权在判断媒体机构出版行为是否合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都要考虑指控的严重程度、信息来源的性质和完整性、事件的紧急性,都需要尝试取得原告的回应以及出版该回应。但两者也有区别,《统一诽谤法》中的限制特权抗辩要考察诽谤陈述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或公共职能和活动,而雷诺兹特权抗辩仅仅关心该事件公众关注的程度。这种细微的差别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一个建筑商与其客户就房屋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客户指控房屋有严重瑕疵以及房屋舒适度有问题。该建筑商是一个小公司,仅仅在特定的区域运营。随后,一个全国性电视台和一个地方电视台报道了这个纠纷。建筑商主张两家媒体机构诽谤,进而提起诽谤之诉。诉讼中,两被告都只能证明出版材料一部分言论的真实性,不能提起真实性抗辩。因此,两被告要求寻求限制特权抗辩的庇护。按照《统一诽谤法》的标准,被告必须要证明观众有一个接受利益存在以及出版行为是合理的。考虑到该报道并不涉及政治或政府事务,所要求的利益关系不会自动产生,故两被告都需要证明这种接受利益存在。对于地方电视台来说,它很容易证明这种接受利益关系的存在,但全国性电视台则不能证明。而如果适用雷诺兹特权规则的话,该事件将被认为是关系公共利益的事件,因为房屋建设是一种十分重大的投资,此种合同涉及大量的金钱,故处于公共利益之中,两家媒体机构都可获得抗辩。[38] 

在《统一诽谤法》之前,有学者研究澳大利亚和英国限制特权,认为英国法庭在适用雷诺兹特权给予媒体抗辩保护时比澳大利亚Lange特权更好。[39]《统一诽谤法》采取了雷诺兹特权的标准去审查被告出版行为合理性问题,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媒体机构将享有一个更强的抗辩保护。然而,从之前新南威尔士的司法实践来看,这种法定限制特权抗辩的引入对于媒体机构并不会有太大作用。一个最近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点。在John Fairfax Publications Pty Ltd v Zunter案中[40],《悉尼先驱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原告失去了对他所拥有公园的迎面火势的控制,从而对瑙拉附近的森林大火产生影响。这篇文章来自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一名消防员的采访。在文章出版前,记者尝试通过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都没有成功。随后被分配到覆盖森林大火的摄影师在河边联系到了原告,并留下记者的电话号码,让他联系记者告诉他知道的情况。原告在隔天联系了记者,但此时文章已经出版。尽管被告已经努力去取得原告的陈述,但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一致裁定出版社不能证明其出版行为是“没有不合理”的,判决被告败诉。考虑到适用限制特权抗辩,其合理性标准的严苛程度,对于媒体被告很难说乐观。

总的来说,《统一诽谤法》对于限制特权抗辩制度的改革,并没有为本国媒体机构带来太大的福音。新法中的法定限制特权尽管相比之前新南威尔士1974年《诽谤法》版本,在判断出版行为是否合理时,增加了“媒体机构的商业环境”因素,但基于之前的司法实践,这一改变并不会有多大作用。此外,《统一诽谤法》的判断标准相较于英国雷诺兹特权也显得过于苛刻。而在英国,基于公众对雷诺兹特权适用范围过窄、代价不菲以及适用难度太大等批评,2013年通过的新《诽谤法》第4条第6款明确废止了雷诺兹特权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为公共利益发表”规则。根据该规则,被告只要能证明其报道涉及公共利益或者相信其报道关系公共利益,且内容准确不偏不倚就可以,没有再提及之前雷诺兹特权规则中为人诟病的十项考量因素。[41]这对于保护公众言论自由,维护公共利益,无疑是一次重大进步。显然,澳大利亚《统一诽谤法》在这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结语 ]
       名誉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澳大利亚在2006年通过了《统一诽谤法》,该法案何谓是集传统英美诽谤法之大成,对诽谤法中诸多制度进行了很大改革,集中讨论了公司和死者等特殊主体的名誉权保护、文字诽谤与口头诽谤区分、抗辩规则的改革、损害赔偿制度的限制、陪审团的法律定位等问题,代表了英美诽谤法的发展新趋势,对我国名誉权保护有较为直接的借镜作用。


(本文作者:郑志峰,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本网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注释 ]

[1] Michael Gillooly, The Third Man: Reform of the Australian Defamation Defences 6(Federation Press,2004).
[2] 参见潘诗韵:“英美诽谤法的特殊抗辩事由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
[3] Civil Law (Wrongs) Act 2002 (ACT) s135; Defamation Act 2006 (NT) s22; Defamation Act 2005 (NSW) s25; Defamation Act 2005 (Qld) s25; Defamation Act 2005 (SA) s23; Defamation Act 2005 (Tas) s25; Defamation Act 2005 (Vic) s25; Defamation Act 2005 (WA) s25.
[4]真实性与正当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006年之前,在澳大利亚一些司法区(如昆士兰、首都领地等),真实性只是正当性抗辩的一项要素,为提请正当性抗辩,被告除证明真实性之外,还需要证明公共利益要素的存在。《统一诽谤法》移除了公共利益要素,正当性抗辩基本等同于真实性抗辩了,两者无本质区别。英国2013年《诽谤法》,已将真实性作为一项独立的抗辩事由,而正当性抗辩则被废除。
[5] Uren v John Fairfax & Sons Pty Ltd ,117 CLR 118,150(1966).
[6] See Michael Pelly, If the truth be told...,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an.20,2006, at13.
[7] Mark Day, Freedom of speech undefined,Media, The Australian, Apr.12,2006,at12.
[8] Craftsman Homes Australia Pty Ltd v TCN Channel Nine Pty Ltd, NSWSC 519(2006).
[9] Li v Herald & Weekly Times Pty Ltd,VSC 109(2007).
[10] David Rolph, Preparing for a Full-Scale Invasion? Truth, Privacy and Defamation, 25 Communications Law Bulletin 5,6-7(Nov.2007).
[11] 如英国,历史上并不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存在,隐私保护多委任于衡平法上的泄密责任和普通法上的诽谤侵权来间接保护。直到2008年Mosley案,英国才首次承认隐私权的存在,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进行直接保护。参见郗伟明:“论英国隐私法的最新转向——以Mosley案为分析重点”,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3期。
[12] 罗德尼先生是澳大利亚第二大非寿险保险公司HIH公司的前主管,2005年因违背高管诚实勤勉义务、通过虚假和误导性陈述而获取财物等指控入狱。琳迪是他的妻子。
[13] David Rolph, Preparing for a Full-Scale Invasion? Truth, Privacy and Defamation, 25 Communications Law Bulletin 5,7(Nov.2007).
[14] Channel Seven Adelaide v Manock,232 CLR 245,297(2007).
[15] Civil Law (Wrongs) Act 2002 (ACT) s139B; Defamation Act 2006 (NT) s 28; Defamation Act 2005 (NSW) s 31; Defamation Act 2005 (Qld) s 31; Defamation Act 2005 (SA) s 30; Defamation Act 2005 (Tas) s 31; Defamation Act 2005 (Vic) s 31; Defamation Act 2005 (WA) s 31.
[16] Civil Law (Wrongs) Act 2002 (ACT) s 139B(1), 139B(4)(a); Defamation Act 2006 (NT) s 28(1), 28(4)(a); Defamation Act 2005 (NSW) s 31(1), 31(4)(a); Defamation Act 2005 (Qld) s 31(1), 31(4)(a); Defamation Act 2005 (SA) s 30(1), 30(4)(a); Defamation Act 2005 (Tas) s 31(1), 31(4)(a); Defamation Act 2005 (Vic) s 31(1), 31(4)(a); Defamation Act 2005 (WA) s 31(1), 31(4)(a).
[17] Patrick Milmo and W V H Rogers,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339(11d ed. , Sweet and Maxwell 2008).
[18] Clarke v Norton,VLR 494,499(1910) .
[19] Andrew T. Kenyon, Six Years of Australian Uniform Defamation Law, 35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31,50(Oct.2012).
[20] See Telnikoffv Matusevich,2 AC 343, 354-355(1992); Pervan v North QueenslandAewspaper Co, 178 CLR 309(1993).
[21] Civil Law (Wrongs) Act 2002 (ACT) s 139B(2) (3), 139B(4)(b) (c); Defamation Act 2006 (NT) s 28(2) (3), 28(4)(b) (c); Defamation Act 2005 (NSW) s 31(1) (3), 31(4)(a) (c); Defamation Act 2005 (Qld) s 31(2) (3), 31(4)(b) (c); Defamation Act 2005 (SA) s 30(2) (3), 30(4)(b) (c); Defamation Act 2005 (Tas) s 31(2) (3), 31(4)(b) (c); Defamation Act 2005 (Vic) s 31(2) (3), 31(4)(b) (c); Defamation Act 2005 (WA) s 31(2) (3), 31(4)(b) (c).
[22] Ahmed v Harbour Radio,20 NSWSC 676(2010) .
[23] Creighton v Nationwide News (No 2), 93 NSWDC,192(2010).
[24] Steven Rares, No Comment: The Lost Defence, 76 Australian Law Journal 761,774(2002).
[25] Channel Seven Adelaide v Manock , CLR 232,245(2007).
[26] Sutherlandv ACP Publishing 19 NSWSC 1139(2000).
[27] Holmes v Fraser,NSWSC 570 (2008).
[28] Civil Law (Wrongs) Act 2002 (ACT) s137、138、139; Defamation Act 2006 (NT) s 24、25、26; Defamation Act 2005 (NSW) s 27、28、29; Defamation Act 2005 (SA) s 25、26、27; Defamation Act 2005 (Vic) s 27、28、29; Defamation Act 2005 (WA) s 27、28、29.
[29] Horrocks v Lowe ,AC 135 ,149 (1975).
[30] 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 Limited,2 AC 127(2001)
[31] David Price & Korieh Duodu, Defamation: Law, Procedure and Practice 107 (3d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4).
[32] 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 Limited,2 AC 127(2001)
[33] Andew T Kenyon, Lange and Reynolds Qualified Privilege: Australian and English Defamation law and Practice,28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06,414 (2004)
[34] Lange v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189 CLR 520,571(1997).
[35] Andew T Kenyon, Lange and Reynolds Qualified Privilege: Australian and English Defamation law and Practice,28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06,432-437(2004).
[36] Civil Law (Wrongs) Act 2002 (ACT) s 139A(3); Defamation Act 2006 (NT) s 27(3); Defamation Act 2005 (NSW) s 30(3); Defamation Act 2005 (Qld) s 30(3); Defamation Act 2005 (SA) s 28(3); Defamation Act 2005 (Tas) s 30(3); Defamation Act 2005 (Vic) s 30(3); Defamation Act 2005 (WA) s 30(3).
[37] Rogers v Nationwide News Pty Ltd, 216 CLR 327,339-340(2003).
[38] Rhonda Breit ,Uniform Defamation Laws in Australia: Have they struck a better balance, 11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Forum, UTS, Sydney, Sep.2006)
[39] Andew T. Kenyon, Lange and Reynolds Qualified Privilege: Australian and English Defamation law and Practice,28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06,419-420(2004).
[40] John Fairfax Publications Pty Ltd v Zunter, NSWCA 227(2006).
[41] 对于普通法中的雷诺兹特权抗辩,英国司法界和学界诟病已久,包括其适用范围过窄、标准严苛、代价不菲以及对媒体机构带来寒蝉效应等。为此,2011年3月的诽谤法草案,用“为公共利益发表”规则替代了雷诺兹特权。但规定中仍可见雷诺兹特权的影子,如在判断出版行为合理性方面,规定了要考虑发表的性质及背景、陈述所传递的对原告诋毁的严重性、陈述主旨事关公共利益的程度等八项因素,这被批评是雷诺兹特权十项考量因素的替代版本。为彻底改革雷诺兹特权适用弊病,保护公共利益,除去笼罩在媒体头上的寒蝉迷雾,2013年正式的《诽谤法》文本删去了这八条考量因素。

[ 参考文献 ]

[1] Michael Gillooly, The Third Man: Reform of the Australian Defamation Defences 6(Federation Press,2004).
[2] 潘诗韵:“英美诽谤法的特殊抗辩事由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
[3] Civil Law (Wrongs) Act 2002 (ACT) s135; Defamation Act 2006 (NT) s22; Defamation Act 2005 (NSW) s25; Defamation Act 2005 (Qld) s25; Defamation Act 2005 (SA) s23; Defamation Act 2005 (Tas) s25; Defamation Act 2005 (Vic) s25; Defamation Act 2005 (WA) s25.
[4] Uren v John Fairfax & Sons Pty Ltd ,117 CLR 118,150(1966).
[5] Michael Pelly, If the truth be told...,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an.20,2006, a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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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raftsman Homes Australia Pty Ltd v TCN Channel Nine Pty Ltd, NSWSC 519(2006).
[8] Li v Herald & Weekly Times Pty Ltd,VSC 10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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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郗伟明:“论英国隐私法的最新转向——以Mosley案为分析重点”,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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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ivil Law (Wrongs) Act 2002 (ACT) s139B; Defamation Act 2006 (NT) s 28; Defamation Act 2005 (NSW) s 31; Defamation Act 2005 (Qld) s 31; Defamation Act 2005 (SA) s 30; Defamation Act 2005 (Tas) s 31; Defamation Act 2005 (Vic) s 31; Defamation Act 2005 (WA) s 31.
[14] Civil Law (Wrongs) Act 2002 (ACT) s 139B(1), 139B(4)(a); Defamation Act 2006 (NT) s 28(1), 28(4)(a); Defamation Act 2005 (NSW) s 31(1), 31(4)(a); Defamation Act 2005 (Qld) s 31(1), 31(4)(a); Defamation Act 2005 (SA) s 30(1), 30(4)(a); Defamation Act 2005 (Tas) s 31(1), 31(4)(a); Defamation Act 2005 (Vic) s 31(1), 31(4)(a); Defamation Act 2005 (WA) s 31(1), 31(4)(a).
[15] Patrick Milmo and W V H Rogers,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339(11d ed. , Sweet and Maxwell 2008).
[16] Clarke v Norton,VLR 494,499(1910) .
[17] Andrew T. Kenyon, Six Years of Australian Uniform Defamation Law, 35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31,50(Oc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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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hmed v Harbour Radio,20 NSWSC 676(2010) .
[20] Creighton v Nationwide News (No 2), 93 NSWDC,192(2010).
[21] Steven Rares, No Comment: The Lost Defence, 76 Australian Law Journal 761,774(2002).
[22] Channel Seven Adelaide v Manock , CLR 232,245(2007).
[23] Sutherlandv ACP Publishing 19 NSWSC 1139(2000).
[24] Holmes v Fraser,NSWSC 570 (2008).
[25] Horrocks v Lowe ,AC 135 ,149 (1975).
[26] 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 Limited,2 AC 127(2001)
[27] David Price & Korieh Duodu, Defamation: Law, Procedure and Practice 107 (3d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4).
[28] 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 Limited,2 AC 127(2001)
[29] Andew T Kenyon, Lange and Reynolds Qualified Privilege: Australian and English Defamation law and Practice,28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06,414 (2004)
[30] Lange v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189 CLR 520,571(1997).
[31] Andew T Kenyon, Lange and Reynolds Qualified Privilege: Australian and English Defamation law and Practice,28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06,432-437(2004).
[32] Rogers v Nationwide News Pty Ltd, 216 CLR 327,339-340(2003).
[33] Rhonda Breit ,Uniform Defamation Laws in Australia: Have they struck a better balance, 11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Forum, UTS, Sydney, Sep.2006)
[34] Andew T. Kenyon, Lange and Reynolds Qualified Privilege: Australian and English Defamation law and Practice,28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06,419-420(2004).
[35] John Fairfax Publications Pty Ltd v Zunter, NSWCA 22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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