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草案)》中法律行为制度的创新点之评价
2017年3月16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本文摘编于尹田:《<民法总则(草案)>中法律行为制度的创新点之评价》,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11期。本文为其删减版,注释已省略。内容也进行了精简处理,完整版欢迎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摘要

《民法总则(草案)》纠正了《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定性,将“乘人之危” 与“显失公平”正确地并合,增设了“虚假表示”和“第三人欺诈”的行为种类,增设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及撤销权放弃规则,正确地否定了当事人对可撤销行为所享有的“变更权”,并在法律行为效力相关问题上对现行制度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包括增加了有关法律行为无效之无对抗力的规定等,从整体上推进了法律行为制度的科学化。但草案根据法律行为是否具有相对人而分别规定不同的解释原则,在法律行为的解释规则设计上存在重大失误,应直接以《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予以替换。

一、对法律行为基础性规定的重大调整

《民法总则(草案)》最为重要的举措是针对《民法通则》就法律行为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所作的不当改造进行了必要的矫正。
        法律行为是《德国民法典》总则中的重要内容。《民法通则》在借鉴这一制度时对之进行了多项改造。首当其冲者是确认法律行为具有合法性质,并在“法律行为”前面加上“民事”二字。同时,为了避免“无效法律行为”及“可撤销法律行为”的称谓在逻辑上的冲突,采用“民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民法通则》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是重构了法律行为绝对无效及相对无效(可撤销)的种类及其范围。
        实质上,《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制度的上述改造,既是一种在理论上缺乏水准、在立法上缺乏科学性的表现,也是当时的立法者在观念上缺乏民法的自治精神的表现。对此,《民法总则(草案)》进行了重要的矫正: 首先,剔除了有关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质”的立法认定,将法律行为定义为“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行为”。同时,剔除了“民事行为”的用语,明确使用了“无效法律行为”、“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概念; 其次,剔除了“乘人之危”的行为类型,将之规定为导致“显失公平”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将显失公平行为纳入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之列。
        《民法总则(草案)》的上述正本清源之举,无疑使法律行为制度从整体上回归正道,殊值肯定。

二、对无效及可撤销法律行为种类的其他增减

(一)“虚假表示”的增设
        虚假表示行为是行为人故意使意思表示与其内心意志不相符合的行为,传统理论上将之分为单独虚假表示与通谋虚假表示。我国过去的法律没有对虚假表示行为作出一般性规定。
        《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的规定多被认为适用于通谋虚假表示。但事实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立法表述是极不准确的。该种立法表述未将重点立足于“意思表示 ”或 “ 行为 ”,而是将之立足于行为的“形式”与“目的”,故其在实务中经常被误用。
        “行为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该规定同时适用于虚构行为与假装行为,并剔除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类型。此种做法符合当前的社会需求,也符合法律行为的基本原理。至于单独的虚假表示,其发生甚少,故不予规定无碍大局。
        应指出的是,《民法总则(草案)》规定虚假表示行为一律无效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我国特有背景之下却仍有商榷余地。实务中,当事人在建筑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签订“阴阳合同”的现象较为普遍。为此,我国司法实务的做法是,在当事人签订“阴阳合同”的情形下,如合同尚未履行,应认定两项合同均属无效; 如果合同已经履行,则一律以合法的“阳合同”作为结算工程款的根据。为此,在前述《草案》第124条有关“通谋虚假表示无效”的规定之后,建议增 加“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的但书规定,为某些特殊情况的处理留有余地。
        (二)“第三人欺诈”的增设
        因受欺诈而为的法律行为中,欺诈人一般是双方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或单方法律行为的受益人。但某些情况下,基于间接的利害关 系或纯粹出于恶意,也存在第三人为欺诈人的情形。我国原有立法 对此未做规定,仅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0条规定:保证合 同因主债务人的欺诈而订立时,如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事实时,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民法总则(草案)》第127条增设了第三人为欺诈的后果,将相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作为受欺诈方享有撤销权的法定事 由,实有必要。

四、法律行为效力相关规则的调整

(一)“狭义违法性判断”之立法确定
        关于法律行为的违法性判断,我国理论和立法经历了从“广义违法性判断”到“狭义违法性判断”的发展过程。
        所谓“广义违法性判断”,是指以法律行为是否一般性地“符合法律规定”为其是否具有导致其无效的违法性的判断标准。此种理解导致了司法实务上的很多误判,尤其是法院对于一些违反行政管理程序的法律行为的无效认定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的本质。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学者提出了“狭义违法性判断”,即以法律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为其是否具有导致其无效的违法性的判断标准。
        在我国,前述“狭义违法性判断”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立法和司法实务的认可。《民法总则(草案)》第132条规定的出台对此项终局性的立法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二)法律行为形式要件的剔除
        《民法总则(草案)》对于法律行为的形式未作任何规定。法律行为的形式是当事人意思表示采用的方式,包括口头形式、书面形式以及音像资料等其他形式。
        在各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行为形式的自由选择被认为是当事人的意志对于权利义务的得失变更处于支配地位的当然结果,因此各国立法对法律行为的形式都以不强制干预为原则。
        但在我国,摆脱行政权力利用法律行为的形式对民事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不当干预成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尽管《民法通则》第56条有 关法律行为形式的规定对于法定形式的强制程度有所缓和,但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政府权力对于民事活动的强力干预仍然主要通过对合同的行政审批或者登记备案等而发生作用,并持续地对合同的效力产生重要影响。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竭尽全力试图摆脱前述干预。该法在第36条就不具备法定或者约定形式的合同的效力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尽管未能从根本上排除特定形式的欠缺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但至少使大部分已经实际履行的合同的效力得以挽救。
        应当看到,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不同,我国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最大限度地排除政府行政权力对于市场交换活动的过度干预。为此,《民法总则(草案)》在法律行为的形式问题上故意“沉默不语”,将这一问题交由民法典分则中的具体制度去规定,表明了立法者所注重的“重实质、轻形式”的重要原则立场。
        (三)法律行为无效后果中“财产追缴”的剔除
        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的效果中包括了“追缴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其适用于“双方恶意 患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59条确认了相同的规则。
        对此,我国民法主流理论从来就持反对立场,认为民法的功能仅在于平衡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宜适用“没收”的强制处罚方 法。 “追缴财产”或者“没收”的处罚方法能够长期进入民法规范,主要与公法与私法的分界在观念上不清晰有关。因此,《民法总则(草案)》在其第135条的相关规定中剔除了现行法有关“财产追缴”的规定,实为妥当之举。

三、对撤销权相关规则的增减

(一)“变更权”的否定
        尽管各国民法典对于相对无效行为的具体种类在规定上有所不同,但均规定法律行为相对无效的效果是对表意人产生撤销权,并不产生所谓“变更权”。然而,我国迄今为止的民法理论一直认为当事人在享有撤销权的同时还应享有“变更权 ”。当事人在撤销权与变更权之间可以任意选择行使。
        令人奇怪的是,我国民法理论在借鉴或者参考大陆法系各国民法时,凡欲有所改变或者创新,多半会引发学术争论,唯独在《民法通则》明文规定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两种行为为“可变更、撤销”时,不仅从未引发过学术争论,甚至学界从不将之视为一种立法创新,我国民法理论界对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同时也当然“可变更”, 在认识上从来都是高度一致的。
        但从理论上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前述创新显而易见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根据合同司法变更的法理,除当事人基于“情势变更”事由而提出有关合同司法变更的请求之外,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行为内容的变更如不经过双方的一致同意,都将违背意思自治原则。毫无疑问,对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享有的所谓“变更权”所指向的一般均为合同价格或者与价格有关的事项。在当事人因相对方的欺诈、胁迫而以低价出售其财产的情况下,此时,虽然违背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但强迫相对方以合理价格购买财产,同样违背相对方的真实意思。
        据此,《民法总则(草案)》剔除了《民法通则》有关当事人就相对无效行为享有变更权的规定,实在是纠正了我国民法理论上的一 个重大失误。
        (二)撤销权之除斥期间的增设
        我国 1986 年《民法通则》对相对无效行为的撤销权行使期间未作出规定,是一个重大的立法遗漏。很多国家的民法明文规定了对该种行为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尽管其在立法上和理论上对撤销权的期间应属消灭时效抑或除斥期间认识不同,对于该种期间的设置理由也存在不同解释,但在立法上明确限制相对无效行为的撤销权行使期间是各国民法的通常选择。
        鉴于司法实务的需要,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相对无效行为的撤销权的法定期间为1年。《合同法》采纳了这一规定。但上述两种规定的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将“行为成立时”作为撤销权存续期间的起算点,而后者则将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时”为起算点。至于此种期间的性质,民法学术界均认为其应属除斥期间。
        对此,《民法总则(草案)》第131条明确规定了撤销权的法定存续期间(除斥期间),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将之确定为1年和5年两 种:前者自撤销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但因受胁迫而为的行为应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开始计算,后者适用于撤销权人不知道及不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情形,该期间应从行为发生(成立)之日起开始计算。此项规定比较周全和合理。
        (三)撤销权放弃规则的增设
        立法上既然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而赋予当事人对相对无效行为的撤销权,则依据同样原则,当然也应允许当事人放弃该等权利。当事人放弃撤销权的意思表示为单方法律行为,在理论上称为“承认”,相对无效行为一经承认即确定有效。
        我国《民法总则(草案)》第131条第4项 规定: “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的,”其撤销权 消灭。这一规定包含了三方面的重要内容:(1)撤销权因当事人的承认而归于消灭;(2)承认的方式包括“明示”以及“推定行为”;(3)撤销权不得预先放弃。此项规定充分借鉴和整合了各国民法的相关规则,使我国的撤销权制度更显完善。

五、法律行为解释规则在适用对象上的区分

我国《民法通则》未对法律行为或者意思表示的解释做出规定。此外,《合同法》第125条所规定的合同的五种解释方法能否直接作为法律行为的一般解释原则,亦殊值研究。
        对于意思表示的本质,大陆法系民法先后存在“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两种观点,并直接影响法律行为解释目的的确定。但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其实都具有一种极端的特征:绝对的意思主义有损交易安 全的保护,而绝对的表示主义则背离了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所以,大陆法系对于法律行为的解释多采用 “折衷主义”,即在当事人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时,或者以意思主义为原则,以表示主义为例外; 或者以表示主义为原则,以意思主义为例外; 或者两者并用,以此实现双方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我国《民法总则(草案)》显然偏重于借鉴德国现代民法学说的观点,第120条的规定,按意思表示有无相对人的不同情况,对意思 表示的解释原则作出了适用上的明确区分:对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强调考虑“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但无需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故必须严格“按照所使用的词句”进行解释; 而对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则强调考虑探求表意人的真实意思,故“不能拘泥于 所使用的词句”。但笔者认为前述规定是明显欠妥的:
        首先,从立法技术上讲,在法律行为中,所谓“无相对人(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仅只遗嘱行为一种,因此将意思表示的一般解释原则与仅适用于遗嘱行为的特别解释原则加以并列规定,明显不当。
        其次,从理论上讲,对意思表示的任何一种解释方法其实都是在确定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只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表意人的所谓“真实意思”是法官依据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如保护交易安全)推定而成的。 因此,“文义解释”都应当是最为基本的方法,而在对合同的文字无法做通常理解时,其他解释方法的运用当然不能“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
        反观之,我国《合同法》第125条对于合同的解释规定了综合并举的五种解释方法,赋予法官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灵活运用的裁量权, 由 于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解释方法以达到公平正义为目标,并不拘泥于某种既定的原则,故其显然可以作为包括遗嘱等单方法律行为在内的全部法律行为的一般解释方法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
        据此,《民法总则(草案)》第120条有关意思表示解释原则的规定,应直接用《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予以替换。

六、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之无对抗力规则的增设

法律行为无论被确认为无效还是因当事人行使撤销权而无效,该行为对一切人原则上均应属无效,但传统理论和立法已经注意到,在某些情形下,为保护交易安全,法律行为的无效不应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所谓“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无效是指法律行为仅在当事人之间为无效,但当事人不得以其行为之无效否定善意第三人的权利或者正当利益主张。
        在法国民法上,与合同的有效并非对一切人均为有效(均有对抗力)一样,在某些情形下,合同的无效亦并非对于任何第三人均具有对抗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也有相同规定。不过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此均无规定。
        限制或者否定法律行为无效之对于善意第三人的对抗力,目的在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及保护交易安全,但这一规则在德国民法上完全不受重视,其原因在于德国民法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法律行为的无效或者被撤销对物权行为的效力本来就不能产生任何影响。而在不采用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中,尽管善意取得制度已经解决了交易中善意受让人的保护,但此种保护尚不能及于物权及其他权利变动之外的各种情形。
        综上,《民法总则(草案)》有关“虚假表示无效但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以及“民事法律行为因重大误解、欺诈、显失公平被撤销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的规定,填补了相关规则的立法空白,使我国民法上交易安全保护制度更为完善。

[ 参考文献 ]

尹田:《<民法总则(草案)>中法律行为制度的创新点之评价》,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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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哲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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