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发生时合同双方谁担责?
2017年7月12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在合同缔结后,如何分配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履行不能的风险,合同法提供了履行不能、风险负担、合同法定解除等多个可选择的制度,而不同制度间竞合关系带来的法律适用难题则少有论及。清华大学法学院于韫珩博士的《论合同法风险分配制度的体系建构——以风险负担规则为中心》从解释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合同法风险分配规范的立法模式

合同法(债法)分配风险的制度可以一分为二:一是总则中的履行不能制度和合同解除制度等;二是分则中的具体风险负担规则。两者的关系模式如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有所不同。

立法模式

典型代表

基本特征

 

统一模式

 

日本民法典

在债法总则上统一规定风险分配制度,在债法分则上不再规定风险负担的具体规则。

 

分离模式

 

德国民法典

既在债法总则中规定履行不能制度,也在债法分则中设置了风险负担规则。

 

杂糅模式

 

中国合同法

总则部分并未集中规定体系化的履行不能制度,通过相关条款共同建构;分则建构了相对完整的风险负担规则体系。

二、风险负担规则与履行不能制度的体系建构关系

大陆法系调整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而毁损灭失的法律制度,首推履行不能。

从逻辑上来讲,风险负担规则从属于履行不能制度。其一,履行不能制度可调整归责或不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的履行不能;风险负担规则只调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其二,履行不能制度调整整个缔约过程的不能事由;风险负担规则只涉及合同缔结后、全部履行之前发生的不能事由。其三,履行不能制度涉及的履行不能除了法律不能、事实不能以外,还涉及经济不能即英美法上的履行不实际的问题;而对于风险负担规则,交付后标的物的毁损灭失天然地构成事实不能。

从法律效力来讲,风险负担规则是履行不能制度的例外。在嗣后履行不能制度中,债务人免除给付义务,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也归于消灭,若因第三人原因履行不能而承担赔偿责任或补偿责任时,债权人可以选择主张代偿请求权,并负担对待给付。因履行不能不可归责于债务人,债权人无权请求损害赔偿。但依风险负担规则,即使债权人对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没有任何过错,也可能要履行对待给付义务。

从比较法上而言,标的物交付之后才会产生风险负担的问题,交付前的风险在静态上遵从“风险属于物主”的物上风险规则,在动态上则受履行不能制度的规范,产生给付义务和对待给付义务免除的效果。而在我国,由于《合同法》第 142 条将缔约后交付之前的风险也纳入风险负担规则,风险负担规则与履行不能制度的交叉范围变得更大。

三、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竞合的处理模式

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竞合时的关键问题在于:在基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落空而解 除合同时,合同双方都是解除权人,若一方主张合同解除,一方主张适用风险负担规则时,其法律效 力并不完全相同,不同规则下,双方享有的期限利益、返还数额等均不相同。

对两者竞合时法律效果冲突的解决方案,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区分风险由谁承担。由债务人承担时,可择一适用,但应对解除权期间、解除时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等作出特别规定;风险由债权人负担时,债权人不享有解除权。二是主张应以合同解除制度为一般规则,以风险负担规则为特殊规则,从根本上避免两者竞合。但也应承认当事人的选择权,同时予以必要限制。

然而,合同解除制度是一般性规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任务恰好是针对不同合同类型的特征在当事人之间分配风险。这就使得前一观点缺乏操作性,我国二元方式的立法应保持,同时,风险负担规则体现了立法者对某些合同风险分配的特殊考量,应优于合同解除制度得到适用。

四、我国合同法风险分配制度的体系完善

(一)履行不能制度的完善

现行法上的履行不能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对履行不能的种类和效力的规定都不完整。

对“不能”的种类,我国《合同法》第110条仅界定了法律不能和事实不能两种。未来我国《民法典》一是可将嗣后“履行费用”过高的类型纳入情势变更原则的调整范围,二是可增设“人身履行不能”的类型。

履行不能的法律效力是一个整体,至少应包括三部分:一是债务人免负原给付义务;二是债权人对待给付义务;三是损害赔偿请求权。未来我国《民法典》应明确规定履行不能时对待给付义务的消灭。此外,还应增设债权人的替代利益请求权,即在债务人履行不能时,若债务人因此获得了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或替代利益,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履行对待义务,并请求债务人移转赔偿请求权或替代利益。

(二)合同法定解除制度的完善

对履行不能下的法定解除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区分履行不能是否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若不可归责的,不适用合同解除而适用履行不能制度中的双方义务消灭的规定。第二种方案是对所有类型的履行不能都适用合同解除制,并在解除程序中设置基于不可抗力解除合同的特殊规则。第二种方案更接近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和国际公约最新的发展动向,从我国民事立法的思路权衡,应以后者为优。

(三)风险负担规则的完善

首先,要清晰地区分物上风险与合同法上的风险。我国《合同法》的风险分配制度并没有区分物上风险与合同法上的风险,存在体系瑕疵。

其次,应增设其他合同种类中的风险分担规则。我国《合同法》主要规定了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对绝大多数有名合同并没有专门规定风险负担规则。风险分担规则体现了立法者对具体合同中标的物风险承担的细致价值判断,由法律直接规定更为妥当,而不应通过学理和司法解释进行准用。

在风险发生时,履行不能、风险负担、合同法定解除等多个可选择的制度之间存在的竞合关系,导致了实践中的困惑。在《民法典》编纂之时,厘清不同制度间的关系,选择恰当立法方案,对交易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韩璐,本网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合同法风险分配制度的体系建构——以风险负担规则为中心》

[ 参考文献 ]

于韫珩:《论合同法风险分配制度的体系建构——以风险负担规则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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