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误解制度,你从哪里来?
2017年8月11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律行为   意思表示   重大误解
[ 导语 ]
错误制度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通说认为,“重大误解”实际上发挥着传统民法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功能。但由于相关的规则较为粗疏,而且我国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研究一直相对薄弱也无法为司法提供参考,导致司法适用混乱而随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王天凡在《民法“重大误解”继受之反思——兼以台湾“民法”第88条第1款为例》一文中从“重大误解”的继受法背景入手,以台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1款为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
一、重大误解的继受法背景

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的“重大误解”制度,依学界通说发挥着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作用,但其立法背景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尽管没有找到直接的背景资料,但是从当时出版的各种阐释性书籍来看,对于重大误解制度的论述,很多都与苏联民法教科书的介绍十分接近。如果进一步来看这一时期的国内著作和苏联民法教材中的错误制度,就会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民法典119条关于错误的规定及其通说的学理有相似之处。如在错误发生的事项上,大都列举了诸如法律行为的标的、标的物的性质、规格、质量、数量等方面;而在错误的重要性程度上也基本采用了“如果行为人知道内容是错误的,他就不实施这种民事行为,并且社会上的一般人也是这样认识的”这一标准。这可谓是与德国民法的规定如出一辙。


二、台湾地区现行“民法”错误制度的继受法背景

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88条规定,“意思表示之内容有错误,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是将其意思表示撤销之。但以其错误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过失者为限。当事人资格或物之性质,若交易认为重要者,其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之错误”。考察当时的立法史可知,台湾现行“民法”为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三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制定完成并先后颁行的“中华民国法典”,该法典是以之前两次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制定而成。通过对其条文的观察,可以看出,对于“意思表示错误”方面,基本上是逐字逐句移植了《德国民法典》第119条以下的内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成立立法院,1930年制定出《中华民国民法》并沿用至今。从其条文观察来看,其立法仍然主要依循《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只是内容有所增减。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松冈正义等《大清民律草案》起草专家的影响,认为在整个总则部分立法理念和原则要“迎头赶上世界一切新学理新事业”,而德国法则是这个方面最先进的代表。因此,纵观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立法实证历史,我国历部民法草案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定都直接受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影响。


三、台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1款的困境

台湾现行“民法”并非完全照搬《德国民法典》,仍有对其的变动,主要表现在将“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作为意思表示错误得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形之一以及在意思表示错误行使撤销权的要件中加入表意人无过失的要求。立足于台湾地区的现有规定,有几个问题不得不讨论。

(一)“不知”与“表示错误”的关系。台湾地区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二者属于相同概念,也有学者认为二者的性质不同。但是不管基于哪一种观点,“不知”与“表示错误”都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即赋予其撤销权。但是,在德国法中,“不知”与“表示错误”并非同一个概念,且在通常情况下,纯粹消极的“不知”并不能构成表示错误。

(二)对“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这句话的理解。尽管从中文理解“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这一语句本身并不能解读出表示错误的含义,但是若通过对此语句进行解释,或许可能忽略文字本意而将其解读为表示错误,众口铄金,积非成是。

(三)缺少德国法中对于可撤销的“显著性”限制条件。实际中的情况是,恰恰是通过该限制条件的应用,可使得可撤销的错误范围缩小,以此来达到更好保护向对方的目的。虽然早有台湾学者提出这一标准的意义,但由于“民法”中没有主客观“重要性”的规定,因此在这类案件的判决中,法官往往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方法虽然暂时可以为法官提供裁判依据,但是否是妥当的办法,仍有疑问。


四、大陆民法“重大误解”的困境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误解是指,意思表示的受领人对其合同相对方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的规范含义发生理解错误。而传统民法中的错误是指,表意人对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的主观表示意义和可归责的表示意义的不一致。我国《合同法》沿用了《民法通则》的“重大误解”的概念,但未在立法中明确构成要件,《民法意见》虽有阐述,但由于我国立法在此问题上直接借鉴苏俄民法而间接继受德国民法,学说对此制度的梳理与建构有所欠缺,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如以“重大误解”为理由提出者甚多,绝大部分根本不是错误制度的内容,而相比之下最终以此为由得到法院支持而得以撤销法律行为者甚少,且法院多数时候会在判决中将显失公平与重大误解同时提及。如果以过宽的、仅仅以中文语言习惯的理解来适用“重大误解”制度,不仅个案裁判须受质疑,而且将不属于错误制度应该调整的情形纳入“重大误解”予以调整,损害了司法的统一,对于法律体系更是损伤严重。

大陆与台湾关于“重大误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法律继受过程中的误差,而语言习惯本身带来的理解惯性通过后续的学说和解释的建构来挽救的可能性非常有限。通过梳理大陆与台湾关于“重大误解”制度的立法史,找到了困境存在的根源,对于解决现实中的司法混乱问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张康妮,本网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民法重大误解继受之反思-兼以台湾民法88条第1款为例》


[ 参考文献 ]

王天凡:《民法“重大误解”继受之反思-兼以台湾“民法”第88条第1款为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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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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