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的私人自治与国家规制
2017年9月27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社会法学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 导语 ]
      私人自治与国家规制是劳动法须臾不忘之核心议题。在我国语境下,建立在“强资本、弱劳工”之上的传统想象与“强国家、弱社会”的本土格局杂糅共生,我们必须在多种价值冲突和利益对立中作出自治与规制的决断,而对《劳动法》中“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效”条款的探究恰恰是这一议题的核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许可博士在《劳动合同的自治与规制——以“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为中心》一文中通过建构“三重控制”的操作架构,梳理行之有效的司法经验,为劳动合同中自治与规制的平衡提出合理建议。
一、劳动合同中的强制性规定:司法共识与分歧

(一)我国法院的基本共识

为展现我国法院在劳动案件中对“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全景,本文选取了《中国法律知识总库》作为检索平台,通过对362份判决书的观察,得出我国法院的基本共识,即违反如下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劳动合同一部分无效或全部无效:


(二)我国法院的重大分歧

对判决书的梳理同样展现了我国法院在如下方面的重大分歧:


二、劳动合同中强制性规定的识别与效果

为了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降低审判成本,有必要确立一套便于操作的司法流程。本文舍弃了正面界定的进路,而使用“形式、结构、实质三重控制”方法,通过反面排除以缩限范围、明确争点,尽可能减少法律的不确定性。

(一)强制性规定的形式控制


(二)强制性规定的结构控制


(三)强制性规定的实质控制



三、我国劳动案件中强制性规定:美与不足

在“形式控制、结构控制、实质控制”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将劳动案件中既有的强制性规定重新检视如下:首先,对于形式控制而言,尽管我国法院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强制性规定的语词分析,可对公/私分析并不敏感,以至于将有关“法律行为上的能”的规范也一并纳入,从而凸显法院对《劳动合同法》第26条、《劳动法》第18条的转介功能尚缺认识。其次,对于结构控制而言,一方面,与公/私分析相似,我国法院亦无对规范后果分析的清晰理解;另一方面,我国法院已就规制规范主体和规范行为的规定形成共识:当事人未达法定年龄、违反职业资格、超出特许经营范围而签署的劳动合同无效;违反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条款无效。最后,对于实质控制而言,遍览正反双方的判决书,所见唯有对“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的同义反复,并无坚实的理由和真正的交锋,故而亟待从实质控制的角度予以解答。

“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集中反映了劳动法中私人自治和国家规制的复杂纠葛。原文运用案件检索的实证分析方法,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三重控制”的操作框架,从中指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以及提供一得之见,裨益于我国劳动法上强制性规定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



(本文作者:杨慧敏,本网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劳动合同的自治与规制——以“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为中心》


[ 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许可:《劳动合同的自治与规制——以“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为中心》,载《法学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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