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法总则》中的法律行为制度看《合同法》相关规则的完善
2017年10月18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总则   法律行为   意思表示   合同法
[ 导语 ]
《民法总则》的颁行是民法典编纂的里程碑,按照立法机关的部署,合同编是民法典分则中的重要部分。《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对合同编有何启示?未来民法典合同编应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石佳友教授通过对我国《合同法》以及司法解释的总结和吸收、比较法经验的分析和归纳,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应。
一、关于意思表示及合意瑕疵

《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相比,对意思表示及合意瑕疵方面的规则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一)关于沉默的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66条规定,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约定的情况下,才可被视为意思表示。《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然而,对交易习惯的规定存在不周延之处,交易习惯可能只是一般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合同双方可能并不知晓或不认同。《民法总则》第140条对沉默的意思表示的规定更加严谨,其将被视为意思表示的情形限于以下三种: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

(二)关于意思表示的解释

1.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

《民法总则》第142条第1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与《合同法》第125条相比,增加了“行为的性质”这一重要的参考指标,原因在于参考合同的性质比如合同的有偿和无偿对正确理解合同某些条款的含义意义重大。总体上看,《民法总则》仍然强调探索当事人的真意,在此前提下强调对合同词句和条款、行为性质和目的等客观要素的参考,可以认为我国立法者采取了一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折中立场

2.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

《民法总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针对单方法律行为,该条款更偏向于意思主义的立场。我国《民法总则》之所以采取意思主义的立场,合理性在于单方行为中没有相对人,不存在信赖保护的问题,所以应更大程度地尊重表意人的真实意思。

(三)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

1.虚假表示

《民法通则》第58条与《合同法》第52条均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作为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理由。《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虚假意思表示”可以涵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包容性更强,也包括了其他虚假表示的情形。

2.隐藏行为

此外,民法总则第146条还对隐藏行为的效力进行了规定,表面的虚假行为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被隐藏的行为无效,后者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这借鉴了《德国民法典》第117条第2款,即“另一法律行为被虚伪行为所隐藏的,适用关于被隐藏的法律行为的规定”。

(四)关于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的合并

《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与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相比,《民法总则》优势凸显。

第一,拆分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将二者分别在《民法总则》第147条和第151条加以规定,这一体例更加科学。

第二,《民法总则》第151条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吸收了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乘人之危”,原因在于二者的后果均为双方利益严重失衡。

第三,在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方面,《民法总则》吸收了司法解释的经验。《民通意见》规定的构成显失公平的情形包括: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民法总则》吸收了以上两种情形,并采用了“危困状态”和“缺乏判断能力”的说法,措辞更加严谨。

第四,在认定和判断显失公平的时间标准上,《民法总则》第151条明确为“法律行为成立时”,合理性在于只有合同成立时显失公平,才能主张合意瑕疵自始存在,当事人方可主张撤销合同。


二、关于第三人欺诈与胁迫的问题

当代立法者通常认为,相对于欺诈,胁迫对受害人私人自治的侵犯更加严重。域外法上对第三人的欺诈和胁迫有较多经验。

三、关于撤销权的行使

《民法总则》上法律行为的撤销制度的改变,主要表现为“变更权”的取消和撤销权时效制度的改革。

(一)取消合同的“变更权”

《民法总则》第13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自此,在我国法上,变更合同与解除合同一样,均须按照法律规定或经对方当事人同意。

合同变更在性质上是成立一个新的合同。就缔约阶段的意思表示瑕疵而言,由于意思表示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双方合意欠缺,合同本来就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人主张变更合同,实际上属于单方发出一个新的要约,是否接受该要约而成立新合同,属于对方当事人的权利。 “变更权”实际上赋予对方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对方只有被迫接受新要约的义务,显然违背意思自治原则。因此,《民法总则》取消“变更权”,无疑是一个进步。

(二)撤销权之时效期间的规定

《民法总则》第1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民法总则》第152条有以下变化:第一,对于胁迫,明确规定其除斥期间为自胁迫终止之日起计算;第二,对重大误解,其除斥期间为三个月,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目的在于督促错误人在知悉撤销原因后,必须在“没有过错的迟延的情况下行使撤销权”。然而,这一规定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在意思形成、表达、传递和受领阶段,误解人对误解的形成并不必然有过错,而相对人也不一定是“毫无归责可能性”的无辜者。此外,在三个月的超短期限内要采取行动、保存并收集好相关证据,对受害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关于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

《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首先,《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将强制性规范区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立法者没有采纳司法解释,原因在于:两种强制性规范的区分,涉及公法规范的识别定性,而公法规范的定性识别是一个公法行为,由民事法官对公法规范的性质进行判断,合法性不足,对宪政秩序是一个挑战。

其次,法律和法规中存在无以计数的强制性规范,如何确保对这些规范能定性准确以及标准统一,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二分不构成强制规范的封闭式分类;另一方面,“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本身均欠缺严谨的界定。

在针对不得已需要进行识别区分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应当作出指引。一方面,应当对区分标准作出界定。在诸多理论中,保护利益说相对较为合理,更符合合同无效的宗旨。新《法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值得借鉴。该条规定:“因违反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之规范导致的无效为绝对无效;因为违反仅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之规范而导致的无效为相对无效。”另一方面,还应当对识别程序作出规范。我们可以借鉴情势变更的适用程序和比较法上的“先决裁判”机制,当法官必须对某一强制性规范进行定性,可考虑请示各高级人民法院,防止“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出现。

按照立法机关目前暂定的立法规划,民法分则采用体例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的五编制结构。其中合同编是民法典分则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批判继承了《民法总则》、《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与此同时汲取比较法上的立法经验,提出若干完善民法分则合同编的建议,以促进民法分则合同编能符合甚至引领时代发展潮流。



(本文作者:司小函,本网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我国<民法总则>的颁行与民法典合同编的编订——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看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则的完善》


[ 参考文献 ]

石佳友:《我国<民法总则>的颁行与民法典合同编的编订——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看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则的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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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艺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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