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对处分限制区分之反思
2018年2月2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律行为   处分行为   物权   债权
[ 导语 ]
        法律行为对于处分的限制存在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的二分,这一划分源自于债物二分。但在债权流通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日,仍然坚持此种二分,欠缺正当性。对此,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冯洁语研究员在《论法律行为对处分的限制——历史阐释与适用范围的教义学反思》一文提出,应当根据债权让与中债务人与原债权人约定内容的不同,对法律行为中债权让与的限制进行类型化区分,以实现区别对待。
一、债物二分——处分限制二分的历史正当性

物权处分自由与债权处分受限的二分在《德国民法典》中有所体现。德国民法学说将对物权让与的禁止约定称为“让与禁止”,将当事人禁止债权让与的约定称为“禁止特约”。违反让与禁止的处分行为效力不受影响,处分权人仅因违反让与禁止,负有债法上的责任。相反,违反禁止特约的债权让与无效。为何德国法会赋予当事人的约定两种迥然不同的效力?

以19世纪以来的德国民法学说看来,将法律行为对处分的限制区分为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是债物二分的产物。关于法律行为对物权处分的限制问题,学说有较为统一的认识。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促进交易,且为了与德国普通法相区别,法律行为不得限制物权的流转。而对于禁止特约的效力,则观点不一。米伦布鲁赫、温德沙伊徳、施密特等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债权让与理论,两种对债权的不同认识。

以《德国民法典》立法为线索,研究处分限制这一二重构造的形成史发现,立法对于让与禁止的认识同样不存在争议,而对于禁止特约的效力则几经反复。从采纳财产权理论的观点到最后因受温德沙伊徳的影响,规定了禁止特约得排除债权的可转让性。其中法理深受债物二分观念的影响,在无体物概念从所有概念下分离以后,债权的性质也被立法者严格理解为当事人之间的给付关系。在此种逻辑下,基于意思自治,当事人自然可以通过合意的方式排除债权的可让与性。

这就意味着,《德国民法典》尽管承认债权是财产权,但对于禁止特约问题仍然坚持债物二分,坚持债权是当事人之间的给付关系,与物权截然不同。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德国民法典》中债权让与的模式又是深受施密特等人的财产权理论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债权在《德国民法典》中具有双重属性。

二、债物二分前提下的法律行为对处分限制的二分

(一)债权的双重属性

《德国民法典》第241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得依据债之关系,请求债务人为给付。通说因此认为债权是指请求给付的权利仅就定义来看,债权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相对关系,是相对权,在其本质上不具支配性。就该条而言《德国民法典》仅将财产权限于物权,没有意识到权利同样可为财产权的标的,忽视了一般性财产权概念。

《德国民法典》第398条以下规定了债权可以作为完整的权利进行让与。在第398条意义上,债权又可成为财产权的客体。债权可与物权一同成为财产权的客体,此为债权的第二重属性。

(二)作为财产权的债权

债权的财产性使得债权可为法律交易的客体。这不仅体现在债权让与中,也体现在债权得为其他处分行为的客体,如在债权上设置用益权、将债权出质等。此时,债权作为法律交易的客体,其效力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

债权的财产性也使得债权可以成为债权人的责任财产。德国法上债务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债的担保,即所谓的责任。而债权同样可为责任的客体,这就意味着在强制执行中,债权人可对债务人对其他人享有的债权申请强制执行。

(三) 对债物二分的反思

债物二分的体系中过度重视债权作为当事人之间给付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债权的财产权属性。禁止特约的绝对效力是债权作为给付关系属性的产物,它破坏了债权让与规则的一致性。在权利的个别继受中,债权让与禁止特约和限制物权让与的让与禁止具备可比较性,应当做相同规定。

三、让与禁止和禁止特约的适用范围

(一)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的适用标准重构

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本质上是不同的,让与禁止是以法律行为的形式对权利人的处分权的限制,而禁止特约则是当事人约定了一个自始不可转让的权利。如果顺着债物二分的思路,则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的适用范围应当分别对应物权与债权。但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效力二分的历史正当性本身存疑。即使不对此做进一步的质疑,以受限制权利的性质为标准进行判断应当适用何种规范,也存在困难。一方面,债物二分本身并不周延,以当事人所限制的客体是债权还是物权判断应当适用何种规则存在困难。另一方面,诚然财产权主要指的是物权,但是,随着债权物权相对转化现象的普及,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的产生,不论是债权还是物权均面临证券化利用的问题。

(二) 让与禁止与 《合同法》第79 条第2项的规范目的

1.让与禁止的规范目的

公认的让与禁止的规范目的有二: 一是保护“法律交易的行为安定性”和维护与之相关的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得改变作为物权内容一部分的处分权。二是确保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的执行,不会因为处分禁止而受到影响。只有可转让的权利才可被扣押。

2.《合同法》第79 条第 2 项的立法史略与规范目的

从《合同法》第79条的立法史来看,我国法对债权让与的态度逐渐从基于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禁止债权让与,向基于正常经济交易需要而承认债权让与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是否承认债权让与禁止特约,立法者存在反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自由与债务人保护两种利益的博弈。最终形成的第79 条第 2 项的规范目的,是在债权让与自由主义模式下,对债务人利益的平衡。

但是,一方面,我国《合同法》中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十分充分,甚至在《德国民法典》之上;另一方面,时至今日,债权让与已经成为资金配置的重要工具,银行等强势债权人的出现,均是对禁止特约绝对效力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应当尽可能地限制《合同法》第79条第2项的适用范围。

(三) 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的具体适用

从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的规范目的来看,不论是让与禁止还是禁止特约的适用范围均不应局限于物权或债权。但从相关条文的体系位置看,禁止特约规定在债法总则或合同法总则中,故而无法适用于物权。换言之,让与禁止可以适用于债权,相反,禁止特约无法适用于物权。

第一,《专家建议稿》中规定了权利客体一章,而《民法总则》未规定权利客体,仅规定了民事权利。对比二者,《民法总则》民事权利一章中增加了债权,其他内容与《专家建议稿》类似。除了债权以外,其他的民事权利应当均适用让与禁止的规范。常见权利,例如股权,当事人约定股权不得让与,此种约定仅发生债法上的效力。

第二,对于债权让与而言,同样需要维护交易安定性与确保强制执行。所谓的合同自由,仅限于债权作为给付关系的范围内。而让与禁止则适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以外法律关系产生的法律事实,以保护处分自由

此外,债权让与中,当事人约定的禁止特约,往往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债权人让与债权。根据债权让与中债务人与原债权人约定内容的不同,可对法律行为对债权让与的限制进行类型化区别对待。

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的二分源自于对债物二分,源自于将债权理解为当事人间给付关系的认识。在债权流通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日,应当根据让与禁止与禁止特约相关规范适用的规范目的,对当事人的约定予以类型化,以赋予不同的效力。

 

 

(助理编辑:郑锡龄,本网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法律行为对处分的限制——历史阐释与适用范围的教义学反思》

[ 参考文献 ]

冯洁语:《论法律行为对处分的限制——历史阐释与适用范围的教义学反思》,载《法学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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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锡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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