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刚:如何理解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
2018年4月4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准不动产的物权变动采登记对抗主义,但登记对抗主义有何内涵?如何在既重视登记又不放弃交付的结构下,准确认定准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及交付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多重让与时如何妥善安排数个受让人的权益?汪志刚教授在《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一般法理》一文中,从公示对抗主义的共有特质和一般构造出发,结合《物权法》第24条等规范,分析了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特质和构造,对前述问题作出了解释。
一、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法理特质

作为公示对抗主义的一种,我国物权法上上的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最大特色在于它是一项由“交付生效加登记对抗”(准不动产所有权)和“合同生效加登记对抗”(准不动产抵押权)共同构成,与准不动产质权“交付要件主义”并存的登记对抗主义。如此规则不仅使《物权法》第24条建立准不动产物权统一变动规则的努力瓦解,也使合意主义、交付主义和登记主义的制度元素交叉杂糅,展现出不同于一般公示对抗主义的法理特质。

(一) 公示对抗主义共有的法理特质

公示对抗主义首要的法理特质在于对物权变动效力的分割,即“不具有完全对世效力变动”的前公示阶段和“具有完全对世效力变动”的后公示阶段。在前公示阶段中,权利取得人获得的权利是“比绝对权少一点效力,比相对权多一点效力”的“不具有完全对世效力的物权”或“不完全物权”,使得我们必须在物权绝对性未构造完成的情境下,根据具体情形决定权利取得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由此产生了对抗问题。

其次,公示对抗处分主义对无权处分法理也造成冲击。对于准不动产,当就同一物多重处分时,即使前一处分已导致处分权人丧失处分权,后一处分中的物权取得人仍无须借助善意取得,可径直依公示对抗主义本身取得相应物权。如此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关联为公示对抗主义所切割,进而丧失处分权的无权利人为何依然可以对物处分并使相对人取得有效物权成为公示对抗主义必须回应的解释问题。

(二) 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特有的法理特质

(1) 交付和登记要件兼采

登记在准不动产所有权和抵押权变动中取得了公示方式的地位,但交付依然是准不动产质权的公示方式和决定准不动产所有权能否发生部分效力变动的生效要件。因此二重让与中“已交付未登记”和“已登记未交付”的所有权转让究竟何者优先,一直是我国学者争论的问题。

(2) 公示方式升格与公示强制软化并存

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目的在于谋求比传统的动产占有或交付主义更为有效的权利证明和识别机制,故而其基本落脚点在于通过登记的方式加强交易安全的保护,是为“公示方式的升格”。但较之登记要件主义,登记对抗主义显然是对公示强制的软化,因为对于船舶、航空器等流动性极强的特殊动产,还需要重点考虑“简化程序”、“便利交易”和“强制登记的客观不可行”等因素。再进一步,“交付生效加登记对抗主义”更侧重交易安全,而“合同生效加登记对抗主义”更侧重交易自由和便利。


二、登记对抗主义的一般构造

根据多重处分情形下第一次处分是否登记,可区分讨论:假定A为物权处分人,B、C分别为前一受让人、后一受让人。

(一)“未登记,不对抗”

当第一笔处分未登记时,A可能就同一物仍有处分的权利,如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B设立了地役权;也有可能已丧失再次处分的权利,仅拥有登记名义或占有,如仅将自有机车交付给B。故不同的登记对抗主义下,A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

就B而言,在所有类型的登记对抗主义下,B都只能取得一项效力不完全的物权,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善意的C拥有“否认权”,可以B所取得的权利未登记来否定B的权利主张。

C虽然依“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获得针对B的防卫权,但单纯依赖该规则不足以确认C取得相应物权的法律依据。比如A在生产设备上为B设定抵押权后向C转让生产设备,A虽受到《物权法》第191条抵押人转让财产规则的限制,但并未丧失转让设备所有权的权利,C只要善意就可主张B的抵押权未登记来否定B提出的抵押权主张。但C是否从A处取得所有权,还需要结合《物权法》第191条抵押财产转让规则、第106条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第23条动产变动交付生效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来判断,而非登记对抗主义规则本身所能解决。

综上,在我国物权法上的各种登记对抗主义下,物权已变动未登记时,始终存在着B与C之间“效力不完全的物权变动”与“善意第三人的否认权”的相反关系,“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中“对抗”连接的正是B与C之间的这种相对法律地位。这种相对构造的法理基础在于公示规则为善意第三人提供的消极信赖保护。虽然承认物权变动效力的不完全性不符合物权绝对性的法理,但应当注意到,登记对抗主义发端于未明确区分物权和债权的财产法体系,当我们引入如此的物权变动规则作为例外时,应当在体系解释上留出适当的空间。

(二)“登记即对抗”的一般法理

不论是何种登记对抗主义下,当A与B之间的物权变动已登记,B都可以确定地取得对世物权,并可对抗C在后的权利,从而在B、C间形成“效力完全的物权变动”与“第三人无否认权”的法理构造。在此时,B已尽交易上应尽的法定义务和诚信义务,受到公示原则提供的保障其交易目的(取得对世物权)的保护。


三、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特有的法理构造

(一)基于第24条的分析

在《物权法》第24条所规定的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之下,有关二重让与情况下出卖人和两个受让人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如下:

第一,仅受领了交付(含观念交付)而未登记的受让人只能取得“效力不完全的物权”,善意的第三人对该物权变动享有“善意第三人的否认权”的共同法理在此依然有效。

第二,在出卖人已经因第一笔转让丧失了所有权的情况下,对于第二受让人能否从已无处分权的出卖人处取得所有权的问题,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来解决,而是应适用第24条本身的规定。依其规定,只要第二受让人具备善意且已办理登记,第二受让人即可无瑕疵地取得所有权——“效力完全的物权变动”对“无否认权的第三人”。此时并无善意取得下要求合理价格受让及排除占有改定方式的限制。

此外,标的物交付给第一受让人并不足以阻却第二受让人的善意成立,因为此时登记是法定的公示方式,此时交付仅为当事人物权变动合意的表达,不应作为推定C明知或应知前一交易存在的事实依据。

(二)法理依据及对《买卖合同解释》第10条的分析

该所有权取得的法理依据在于,一方面,受让人基于“未登记,不对抗”的规则产生了不存在未登记的物权的信赖——“善意第三人的否认权”即源自于此,也正是基于这种信赖,受让人才作出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行为决策。

另一方面,受让人又基于“登记即对抗”的规则产生了法律会保护自己通过登记取得对世物权的善意信赖,这不仅构成了第三人取得权利的核心依据,同时也体现了公示规则保障交易安全和交易目的基本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也对准不动产所有权二重让与的问题做出了规定,但该条设立的规则放弃了《物权法》第24条的善意要件,容易导致与该条规范目的相悖的结果,未能体现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本旨。

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制度。但如何把握好交付和登记的逻辑关系、登记对抗主义在不同类型物权中有何差异及如何与善意取得等制度对接,仍存在不小争议。原文作者紧扣登记对抗主义中“效力不完全/完全的物权变动”和“善意第三人有/无否认权”的双重结构,从一般到个别地剖析了公示对抗主义及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法理特质,对进一步理解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有所助益。



(助理编辑:罗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一般法理》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于汪志刚:《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一般法理》,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汪志刚,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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