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俊:理性对待姓名的商品化权益
2018年5月30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人格权   姓名权和名称权   商标权
[ 导语 ]
    最高人民法院在“乔丹商标案”再审判决中以姓名权为名保护了美国公民乔丹的在先权利,其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明确规定姓名权可以作为现行《商标法》第32条的“在先权利”,二者形成相互呼应。然而,商标授权确权中对知名人物姓名的法律保护,究竟涉及的是姓名权还是商品化权益,究竟如何定性保护,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孔祥俊教授在《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及其保护——兼评“乔丹商标案”和相关司法解释》一文中,对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间的若干问题作了法理上的探讨,为理性确立观念和建构具体法律制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
一、保护姓名商品化权益的三种模式

(一)模式简介

模式

内容

原因

代表

“公开权”保护模式

公开权是控制为商业目的使用姓名等人格特征的权利,由判例在隐私权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创设。

娱乐业蓬勃发展,明星社会地位上升;美国人对个人成就及从众获得经济利益权利的重视;美国司法的实用主义色彩浓厚。

美国

人格权的扩展保护模式

大陆法理论上认为,人格不具商业性。在现代社会,财产与人格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人格越来越财产化,甚至出现了人格具有财产性的主张。

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分立的传统观念。主流观念反对对精神损害予以金钱赔偿。另一方面,为适应当今时代人格经济价值的不断提升,不得不在传统权利分立观念基础上进行变通解释。

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

多种法律弱保护模式

没有承认公开权概念,对名人形象少有保护,只是根据版权法、商标法、普通法上的假冒诉讼等进行零散的保护。

英国普通法不太倾向于对商业化利用人格提供救济,甚至有观点认为这些制度不利于保护名人利益。

英国

(二)评价

各国法对于知名人物身份特征的保护态度差异很大,路径不一。这与各国历史、文化、法律传统和现实需求的不同有关。大陆法系国家一方面对于赋予人身权财产价值非常谨慎, 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需求的压力之下又不得不逐渐让步,于是多在传统人格权之下进行变通和扩张,使财产权与人身权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美国则从实用主义出发,对于知名人物身份特征的商品化权益有效地加以界定,使相关法律调整比较顺畅。

二、我国姓名商品化权益的保护现况

我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二元分离保护(“双轨制”)的基本立法框架,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已独立于姓名权之外,姓名权属于人格权范畴,而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属于财产权范畴,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特别法的保护。

(一)《民法通则》对姓名的人格权保护

姓名权属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格权。该法第99条第1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受到侵害的,…… 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在《民法通则》的框架下,姓名权具有人格性而非财产性、姓名权保护具有绝对性和纯粹性,也即《民法通则》是从纯粹人格意义上的姓名权保护出发,针对侵害行为的规制只限于特定情形的特别规定。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姓名的商业化保护

从商业标识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保护姓名等商品化权益是国际上一种比较主流的看法。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条款”第2条列举的引起市场混淆的典型标志,包括商标和商号外的商业标识、商品外观、商品或者服务的介绍以及“知名人物或者知名的虚拟角色”。

我国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3项和2017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3项对于姓名的保护态度与国际趋势相吻合,而且相关司法实践早已采取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姓名作为商业标识保护的态度。如在姚明与武汉云鹤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中, 二审判决认为:“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自然人姓名,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身权, 是区别不同市场主体的商业标识。未经权利人授权或许可,任何企业或个人不得擅自将他人姓名、肖像、签名及其相关标识进行商业性使用。”此种保护定位的直接意义是可以完全按照财产损失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额,合乎法律规定的本意

(三)商品化权益保护中考量的法律与政策因素

我国目前尚处于确立和保护姓名的商品化权益的初期,需对其保护范围和程度谨慎确定,对于作为权益客体的人格特征及其保护条件,应当在进行充分的利益衡量之后谨慎确定。因此,应首先将商品化权益明确地定位为财产法益,据此不再扭曲法律的适用。其次,不急于径行将商品化权益归入权利,以利益保护的方式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裁判将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定位为姓名权,客观上会导致姓名权名实之间的错位,也会导致在界定权利边界时的一些困境。将其纳人民事利益意义上的财产法益,就可以灵活处置一些法律适用问题,实现法律因素与政策因素的恰当结合。商品化权益保护最终取决于如何符合国家的发展需要和适应现实需求,其间有大量的政策空间,我国并无像美国法那样的特殊社会背景和强烈需求,但“乔丹商标案”再审判决及《商标授权确权司法解释》对姓名的保护已达到不亚于美国对公开权保护程度,这是否存在简单接受概念、移植制度而忽视社会基础的问题,值得深思。

三、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的根本差异

(一)平等保护与区别保护上的差异

姓名权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对其的保护应该是纯粹的、一视同仁的和人人平等的, 不应该因自然人的知名度不同而有差异。商品化权益则是以姓名的知名度为保护要件,是少数知名人物的“特权”。如果仍将其视为人格权予以保护则难以自圆其说,也会破坏人格权保护的基本价值。尤其是如果将姓名权纳人商标法中的在先权利,且将知名度作为保护条件,必然导致人格权保护上的歧视,这种立论的正当性不足。

(二)具体保护内容上的差异

一方面,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姓名权保护的是人格利益而非财产利益,而商品化权益则是带有明显的财产性。故而将商品化权益归入姓名权,必然使人格权增加人格之外的财产内容,使姓名权不伦不类和不合逻辑。另一方面,商品化权益虽然以姓名等人格特征为客体,但不是由人格自然派生的,而是因知名度具有商业价值而产生,因而具有完整的权利内容,既包括积极行使的权能,又包括排斥他人侵害的权能。将其归入人格权,必然因性质上的错位发生逻辑上的混乱。如“乔丹商标案”再审判决囿于其人格权认识,认为“姓名权本身既不能与权利人的人身完全分离,也不能完全转让”。但事实上,商品化权益可以完全转让。

四、姓名的商品化权益的独立构成要素

首先,姓名的商品化权益仍以姓名为客体。因姓名的知名度而产生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利益,赋予姓名新的权益内涵,承载了财产法益,其本身当然可以是一种财产权,没必要将其当然地归入姓名权之列。

其次,商品化权益有独立的保护要件。姓名的商品化权益之享有取决于知名度等市场要素,具有比姓名权更多的保护要素和更高的保护门槛。而且,姓名的商品化权益保护具有不确定性,还需要更多地与公共政策相协调。

最后,商品化权益有其独特的保护内容。公开权保护的商业价值是“认可、有吸引力的风格以及良好的名声等”,“它们都有利于提升商品的竞争力或者有助于货物的销售”。这些价值(类似于商誉)是“财产性人格权的核心,而且这些品质也使得名人的权利不同于普通人的权利”。它保护“原告在排他地市场化开发利用其人格、形象和姓名方面的所有权利”。

五、结语

我国事实上已形成由民法在人格权意义上保护姓名权,而由特别法保护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的商品化权益的二元保护立法格局。此种模式既可以避免将与人格异质的财产权益纳人人格权一般保护的范围,又可使应该保护的财产利益得到正面和积极的保护,因而更适合这些特殊权益的保护需求,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

无论如何,对于人格商品化权益的相关保护必须兼顾法律因素与政策因素,保护范围的大小和程度高低更是一种政策问题,不能盲目追求保护水平上的髙标准,对此需要理性确立观念和建构具体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及其保护——兼评“乔丹商标案”和相关司法解释》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于孔祥俊:《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及其保护——兼评“乔丹商标案”和相关司法解释》,载《法学》2018年第3期。
原文作者简介:孔祥俊,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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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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