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玮:确认他人恶意串通合同无效之诉的合法性检讨——最高院33号指导案例的程序法评释
2018年10月24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无效合同   管辖   恶意串通   确认之诉
[ 导语 ]
      最高院33号指导案例确认了债权人在认为债务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订立合同转移财产时,可以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是,此类确认之诉在主管与管辖、当事人适格以及与撤销权诉讼的关系等方面均可能出现问题,存在诉的合法性危机。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哲玮副教授在《确认他人恶意串通合同无效之诉的合法性检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3号的程序法评释》一文中指出,应当禁止提起此类确认之诉。
一、诉的合法性理论概述

(一)概念辨析

诉的合法性是指判断一个诉是否满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在大陆法系国家也用诉讼要件来指代。中国民事诉讼法典并未直接规定诉讼要件,而是使用起诉受理条件的概念。

为了明确诉讼要件的概念,有必要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区分:

诉讼要件与起诉受理条件

起诉受理条件,是指法院对于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以判定其起诉行为是否有效时的具体审查事项。受理条件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特殊规则,相比之下,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受理条件要简单很多,其要件普遍关注的是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时所提交的诉状是否符合形式要求,只要满足形式要件,诉讼便成立。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直接出现诉讼要件的概念和规则,相比之下,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要件有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且已经将诉讼要件作为民事诉讼法学重要的基础理论。

(二)具体内容

诉的合法性的具体内容可以进行多种分类,最为通行的分类方法是将其分为与法院有关的诉讼要件,与当事人有关的诉讼要件和与诉讼标的有关的诉讼要件。

二、确认他人恶意串通合同无效之诉的合法性剖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通说中没有使用诉之合法性的概念体系,司法实务中也并未对其充分认可。在此以33号案例为例进行诉的合法性剖析。

(一)与法院有关的诉讼要件

本案系一起确认合同效力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合同纠纷应当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第一被告金石公司的住所地在福建省,因而福建省法院系统似应享有案件管辖权。但细究起来,此类案件的主管与管辖问题却颇有值得探讨之处。作为此类案件原告的债权人并不是待确认合同的主体。假如作为合同主体的债务人和第三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协议或管辖协议,将包括合同效力在内的纠纷的管辖权都赋予非合同履行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其他机构,则债权人是否受到该协议的约束?

一方面,由于仲裁协议或管辖协议将关于合同效力纠纷的管辖权明确限定给了合同约定的纠纷解决机构,排除了包括法定管辖在内的管辖确定规则,因而债权人似乎只能到约定的解纷机构提起仲裁申请或起诉。另一方面,根据仲裁协议、管辖协议的基本原理,此类纠纷解决协议只能约束协议的签订者,不及于合同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人。债权人并不是协议的订立者,不受该类协议的约束,相关仲裁机构和约定的法院并不能对其取得主管和管辖权限。

此种矛盾并不是纯粹的理论假设。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了此类案件,并且各地法院的做法也并不统一。

(二)与当事人有关的诉讼要件

33号案例在此要件上主要遭遇的是当事人适格的质疑。民事诉讼法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法理上一般将其解释为原告必须适格。通说认为,是否为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标准。若按此标准,确认他人合同无效之诉的原告则并非合同主体,不构成适格原告。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认为,在确认之诉中,当事人适格的判断标准原则上被确认利益的判断所吸收,确认之诉需要有“及时确定的法律利益”。我国对确认利益的界定都还十分有限,因此,此种背景下要对确认他人合同无效之诉的当事人适格做出准确判断,只能援用大陆法系较为成熟的确认利益的架构来分析相关构成要件。

第一个要件是确认手段的妥当性。一般认为,当纠纷当事人存在着确认诉讼以外的纠纷解决形态时,原则上应当否定确认利益。因此,确认利益不仅会因为给付之诉阻断,还会遭到形成之诉的排斥。在33号案例中,原告是否能够基于撤销权提起形成之诉,构成影响确认利益的关键。

第二个要件是确认对象选择的妥当性。日本学术界对该要件又衍生出三个命题:(1)不能要求对事实进行确认;(2)不能要求对过去的法律关系进行确认;(3)不能提起消极性确认。33号案例主要涉及第2个命题,认为过去的法律关系有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对其确认并无意义。

(三)与诉讼标的有关的诉讼要件

与诉讼标的有关的诉讼要件,主要包括既判力、诉讼系属的排除等。在讨论既判力时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以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与以合同法第74条提起的撤销之诉之间是何关系?确认之诉的判决一旦生效,是否会排斥撤销之诉的提起?

三、保留抑或废除:两种解决方案的权衡

从上文的分析看,确认他人恶意串通合同无效之诉在诉之合法性的确定上存在多重隐患,容易引发同案不同判、破坏司法统一等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有以下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保留确认他人恶意串通合同无效之诉,并对其具体的诉讼要件做出细致周密的安排,增加例外规则。具体而言,在主管与管辖上,将此类确认之诉的主管权限明确规定为具有某一连接点的法院,排除仲裁协议和管辖协议的影响;在确认利益上,通过法律或司法解释认可此种方式,破除在确认手段和确认对象上可能存在的质疑;在既判力上,厘清其与撤销权诉讼的关系,明确前诉对后诉是否产生遮断效力。最高院将33号案例选拔为指导案例,在态度上明显倾向于第一种保留论的方案。其理由是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和撤销权诉讼在实现方式上各有利弊,债权人可以在权衡利弊后做出选择。但是最高院并没有意识到此种保留方案可能带来的债权人权利竞合在诉讼上产生的疑难,也完全没有做出特别的程序安排来解决前述诉之合法性上可能存在的疑难问题。

方案二:彻底废除确认他人恶意串通合同无效之诉。由于在确认利益上存在瑕疵,此类诉讼原本就不满足诉的合法性,不应提起。如此一来,也就无须再处理其与撤销权诉讼的竞合关系,也无须在主管与管辖上做特殊的制度安排。本文主张采取废除论的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废除论不会损害债权人实体利益。在实体权利保护上,废除论并不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撤销权诉讼足以实现确认他人恶意串通合同无效诉讼的功能。尽管最高院认为在适用范围、除斥期间和证明标准上,撤销权诉讼与确认无效诉讼存在差别,但如果秉承体系解释的方法,则完全可以得出两项诉讼高度趋同的结论。

第二,废除论在诉讼程序安排上具有体系优势。废除论通过确认利益排除了这种诉的类型,完全无需建立例外规则,极大地减轻了诉讼程序安排上的负担,也回避了可能存在的无谓争议。相比之下,保留论需要在诉之合法性的一般理论框架之外建立不少例外规则,反而会增加新的疑难问题。

第三,废除论符合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就技术层面而言,废除论更能体现确认利益在诉之合法性理论体系中的意义,回归了确认之诉的原初目的。在诉讼法的发展史上,确认之诉原本就具有补位性的特质,在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无法发挥作用时方能登场,而不能作为放之四海的广泛性的确权诉讼。就理念层面而言,废除论还反应了法律和司法者在面对权利竞合时的新理念。当债权人可以用确认之诉和撤销权诉讼两种诉讼策略来保全其债权时,这在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权利竞合。诉讼标的理论的旧实体法说,坚持请求权自由竞合的观念,允许原告自由地向法院起诉,但由此可能造成前诉既判力无法遮断原告以其他的请求权再次起诉,导致纠纷无法一次性解决。而新诉讼标的理论,明确主张要通过一次诉讼来解决纠纷,避免权利自由竞合以及因此而来的多次诉讼的发生。

综上所述,废除论其实是在不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前提下,选择了避免竞合,从而更有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节约司法资源,避免重复诉讼和矛盾裁判。在我国司法界广泛存在案多人少矛盾的今天,废除论更易得到实务操作者的支持,也理应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选择。

 

 

(助理编辑:杨欣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确认他人恶意串通合同无效之诉的合法性检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3号的程序法评释》

[ 注释 ]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8&filename=DDFX201802001&uid=WEEvREcwSlJHSldRa1FhcEE0RVVzYTUwbmxIU1d1SHVzTGEvTjNtZnZ2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zAxMDkrUnFGeWpsVjd2TUlTbk5kckc0SDluTXJZOUZaWV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kxLZVo=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刘哲玮:《确认他人恶意串通合同无效之诉的合法性检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3号的程序法评释》,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刘哲玮,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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