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夏英:法律行为的体系价值解读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2018年10月26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在我国编纂民法典的背景下,对于法律行为体系价值的理解和定位决定着法律行为的立法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了法律行为对民法行为体系的统领方式和力度,尤其对于合同行为及其效力认定的影响较为显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梅夏英教授在《法律行为的体系价值解读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一文中对法律行为的体系价值进行了多方位解读,分析了法律行为与合同效力的互动关系,并提出较为合理的立法和解释模式。
一、法律行为体系价值的三种理解及其评价

从法律行为的历史发展来看,关于其体系价值存在三种理解模式:行为自由和意思自治的抽象价值表达、作为价值引导工具的意思表示的理想模型和作为规则范本的法律行为作为民法制度的体系价值。这三种对于法律行为体系价值三种层面的理解,反映了德国民法理论对于法律行为从理念、工具到规则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梳理有利于正视目前作为规则体系的法律行为的体系价值及其优劣之处,也使我们了解到目前学术界对于法律行为或者意思表示的理解,经常在这三个层面穿梭来往,并不固定在某一特定层面的意义上进行论述和交流,这无形中增加了学术发展的难度。另外,将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完全作为民法上“行为”的下位概念,并不能解决现今法律行为制度面临的难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法律行为定位于意思表示的“理想模型”更有助于理论问题的解决。

二、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与合同的效力

(一)法律行为合法性问题与法律行为概念存在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法律行为合法性的否定理论都是将法律行为作为合同、遗嘱等具体行为的上位概念,以及民法上“行为”的下位概念上来看待的,在此种意义上否定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法律行为的合法性与否对实证法的操作并无实质影响。从具体法律行为的角度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没有太大意义,但这种状况却严重影响了法律行为的自身价值。

如果没有合法性要件的存在,法律行为仅作为具体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存在,其本身除了意思自由的引领功能外,合法性的引导便荡然无存,就如一个弹簧失效的发条,法律行为对于民法的体系强制功能将大打折扣。随之而来的疑问便是,法律行为概念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作为民法上具体行为的抽象,它只关涉一部分涉及意思表示的民法上的行为,对于事实行为等不作调整,在规则涵摄上并不周全,另外,它的行为规则绝大多数与合同法规则重合,并无理念上的不同,我国现行民法典编纂中,便存在法律行为规则与合同法中的合同订立和效力规则过度重合的问题。除此之外,合法性要求的缺失将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状况。即便如此,民法学者普遍认为,法律行为的核心使命在于倡导私法自治,它的存在就是意思自治存在的证明。这一论点极富理论上的诱惑力,但并不充分。因为意思表示概念除了在规则上追求意思表示自由和真实以外,并不能在规则上体现出其与法律效果之间的直接关系,这是意思表示最核心的内容,因为在实证法上法律效果产生的决定性原都是法律的意志,而非当事人之可欲。对于意思表示概念倡导的自由价值,在不采用法律行为的国家都把追求真意作为合同解释的主要目标,与德国民法并无明显区别,且合同法在局部地区和整个世界日益呈现统一化和趋同化的局面,法律行为制度并不能影响这种趋势。这些关于法律行为在实证法层面的困境揭示了,一旦法律行为陷入了实际行为领域,其所固有的价值引领功能便会丧失,无论赋予其合法性与否。

法律行为作为抽象的私法工具,必然要处理自由和法秩序的整合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我国学者考证,德国民法典以前的民法学主流理论实际上坚持法律行为应具有合法性这一主张。这反映了法律行为概念承载着民法学者对于民法体系自由和秩序价值的追求,以及对于良性自由行为体系的期望。

(二)法律行为合法性的界定及对合同效力的解读

强调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具体法律行为一定是有效的,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也涉及对于法律行为和合同效力之间关系的理解。秉承上文所倡导的意思表示“理想模型”观点,法律行为因与现实行为不构成一般和个别之关系,而构成类似于整体与要素的关系,故导致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判断与合同的效力判断遵循不同的路径。如果仍将法律行为作为合同的上位概念加以理解,则其合法性和效力判断是同步的,不能解决任何理论问题。将法律行为从抽象意思表示理想状态角度进行理解,则应剔除掉法律行为当中意思表示之外的附加部分,如登记、形式要件和审批等,如此方能从具体合同行为现实结构中抽离出来,以免因与现实因素融合使法律行业失却价值指引的纯粹性。那么,在此种语境下如何界定法律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呢? 

从抽象意思表示角度理解法律行为概念,则其因无行为具体内容,其合法性只能体现为大致的行为领域,即依据行为的性质而非行为的具体内容来界定合法性,亦即法律行为只为合同等行为设定了一个可为领域,而非合同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具体而言,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求合同等行为不能逾越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界限,超越此种行为界限即不能进入法律行为的视野。但是,除了上述行为界限外,合同仍在法律行为这一私法工具所及范围之内,至于是否因合同存在瑕疵而不能达到生效的结果则在所不论。

在合同不违反法律行为设定的性质合法的行为范围内,合同可适用法律行为这一私法工具,合同效力的认定则应依照法律行为效力规则。如合同触犯了法律行为对于行为性质合法的这一要求,则合同作为法律事实,不再受法律行为的辖制,但合同本身作为具体行为,仍在法律上依照合同法规则承担无效的民事后果。

三、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区分语境下的无权处分

(一)作为法律行为的无权处分之理论困境

关于无权处分,存在两种理解模式,一是将无权处分作为债权合同对待,二是将无权处分作为物权行为对待。我国物权法没有采取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分离原则,采取了第一种模式,法律上只能将无权处分作为债权合同处理。但无权处分的效力如何,在理解上出现了分歧。通说认为,依据《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为效力待定行为当无疑义。但提倡作为债权合同的无权处分应为有效合同的观点一直存在。

依照《合同法》第51条将债权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则合同效力依赖于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是否取得处分权,就使合同处于效力不定状态,受让人的利益无从得到保护。如果采用德国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原则来理解无权处分行为,则债权合同应为有效合同,无权处分作为物权行为应为效力待定行为。这种理解似乎顺理成章,较债权合同更容易理解。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85 条规定,经权利人允许,无权利人对标的进行的处分亦为有效。该条文是在意思表示部分规定,显然是将无权处分作为法律行为来认定。但根据该条我们很难确定有效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具体而言,这里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认为“有效”针对的是物权行为,即以转移所有权为内容的物权合意;二是认为此条所表述的“有效”是指转让的结果获得了法律的承认,即所有权合法转移。就前一种理解而言,如果物权合意是有效的,那么物权行为就获得了法律约束力,同时需要实际交付来履行该合意(以动产为例)。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此条所涉及的是实际交付行为已发生的情形,若动产尚未交付,此条完全没有必要适用。如果将此条理解为是转让行为本身获得了法律的承认而为有效,则意味着物权行为除了合意以外还应加上交付这一要素,而交付本身算不算得上物权行为本身的组成部分,法律行为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另外,此条“有效”所指的并不是物权合意本身是否有效,而是交付行为本身经权利人追认或承认而获得了正当性,从而使受让人合法取得了标的的所有权。

由此观之,《德国民法典》第185 条并未在法律行为的框架内很好地解决无权处分的理论一致性问题,它混淆了物权行为的有效性和所有权取得的合法性,也混淆了法律行为合意的后果和交付行为的法律后果,这是将无权处分作为法律行为处理必然要出现的理论困境,也是物权行为理论局限性充分体现的领域。

(二)作为事实行为的无权处分之法律解决方案

将以物权转移为目的的处分行为采用合同或法律行为来认定,其原先理论所依赖的样本是极其特殊且不充分的。法律行为对交付行为进行解读的唯一积极面在于,它始终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法律后果的关系,但后来将其无限扩大了,只要涉及权利变动,无论是在怎样的前提或场景下,都将人的行为进行拆分处理。这种做法忽视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它无法将物权行为的意思表示与债权意思表示区分开来,事实上就纯粹合意而言,债权意思和物权合意并没有内容上的不同;二是它无法解释究竟是基于交付或登记的公示方式导致所有权转移,还是物权合意导致该项结果。经公示而致所有权转移是法律强制规定的结果,而不是合意的结果。采用法律行为来规制物权变动,其目的是强调意思自治,相应地其对治的应是当事人不自由之情形,但物权行为迄今为止并没有在当事人不自由的对治上下功夫,而是积极参与到权利转移的领域,这一领域会涉及既有的多项法秩序中的公共因素,非意思自治所能解释和控制。

尝试将无权处分作为事实行为来规制的路径一直为理论界所忽视。依上述分析,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区分并不是完全科学和充分的,故从事实行为角度理解无权处分并非不可行。从事实行为角度理解无权处分,有如下益处:一是无权处分作为一个完整的行为,体现为处分人将他人的财产转移给别人,这可以解决物权行为理论中交付本身是否包含在物权行为之内的理论困境;二是无权处分只能在财产交付完成才构成事实行为,没有交付财产就无从构成一项事实行为,而物权行为只强调合意,对于交付与否并不能做出要求,这与无权处分解决的是交付后的法律后果这一情形是相违的;三是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分是,行为后果是当事人基于自己意思追求的还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法律后果体现在,行为一经完成,其法律后果由法律直接规定,完全不能由自己决定。从无权处分人的初衷来看,其追求的后果因遇违法性的阻碍,原则上不能实现,只有通过权利人的同意或追认才能达到目的,这一点与法律行为根本不同;四是无权处分可以通过权利人的同意或追认来获得法律效力,其中权利人针对的是处分人的处分行为,而非处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意,权利人对合意本身并没有诉求,而是对处分行为对其带来的实际不利作出判断和决定。即使权利人关注交易本身,通常也是将整个交易事实作为整体来衡量,而非仅仅就物权合意做出回应。

从事实行为角度安排无权处分行为,法律上应将其作为侵权行为处理。这种处理既符合侵权法的原理,也跟现实生活经验相符。将他人的财产非法交给第三人,是直接侵害所有权的不法行为。至于权利人的同意或追认,则是所有人行使所有权的方式,是所有权中处分权能的具体体现,只不过经过所有人的同意或追认,无权处分人的侵权行为因所有人的首肯变成了合法行为,阻却了侵权责任的发生。

四、法律行为对合同成立和生效之区分的影响

理论上人为地将一个完整的合同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并无现实经验上的依据。在区分实效上,该划分也无实质意义,因为任何一项合同产生的只有两种结果:有拘束力或无拘束力。对此该划分并不能有所突破。至于未成立或无效的责任承担,则应在无拘束力的前提下交由信赖利益保护制度解决。

合同成立对于效力判断并无实质影响,尤其是当意思表示实际不一致时仍认定合同成立,更使合同成立缺少一个基础标准而变动不居。合同成立观念明显是受到意思表示理论的深刻影响,将意思表示一致视为合同效力判断的首要因素,这种价值观念对民法规则运用的影响方式在民法领域中屡见不鲜。但合同成立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合同成立的表述确定了合同行为完成的时间,对于行为时间的确定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判断。

谈及未生效合同的形式拘束力必然涉及合同成立的拘束力,但这两者并不能划等号。依照通说对于合同成立的理解,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野在于前者以形式上的意思表示一致为标准,后者则以对合同诸要素的合法性判断为标准。现实生活中诸多已成立的合同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生效,而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并不是合同成立的效力,而是合同本身的效力。但这种拘束力并非来源于合同成立的效力,而是建立在对合同条款进行合法性判断的基础上,设若该合同存在其他影响效力的瑕疵,这种拘束力便不一定存在。通常待生效的合同均是在判断诸要素合法的情形下,唯缺一项而已。其他待生效合同如行为能力欠缺亦可作如是理解。未生效合同立足于合同成立,但其具有拘束力与否则依赖于对合同成熟度的综合判断。理论上说越是成熟的合同,拘束力应更强,反之亦然。对于待生效合同和合同成立而言,其拘束力的理论基础是同一的,即遵循信赖利益保护法理。支持合同成立和生效区分的理论认为,合同不成立和因意思存在瑕疵被撤销的合同,其法律后果是不一样的,存在着无效和不成立在后果上的差别,实际不然,不成立和无效依法都可通过缔约过失之信赖保护法理来获得救济,且法律在衡量是否给予救济时,主要考虑是否需要对信赖利益进行保护,而不需要刻意追究合同是不成立还是无效。



参考文献:《法律行为的体系价值解读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责任编辑:蔡蔚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梅夏英:《法律行为的体系价值解读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梅夏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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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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