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峰:孝道理念与民法典编纂
2019年1月14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编纂   民法规范   基本原则
[ 导语 ]
      孝道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尽管制定法中未明确规定孝道概念,但孝道依然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裁判者的视野,实质性地影响着司法实践。中央财经大学朱晓峰副教授在《孝道理念与民法典编纂》一文中,从孝道的表现形式、适用的法律关系、内涵的主要内容和法律效果等角度出发,全面总结了当代司法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并将其反映到民法典相应的规则设计中,以助于完成立法者提出的法典编纂的历史使命。
一、孝道理念进入民法典

司法实践中孝道的适用现状,在民法典的编纂背景下会产生两个疑问:民法典应否直接规定孝道概念?在民法典不规定这一概念时,孝道理念应如何进入民法典?

从孝道的历史发展与演进来看,其本身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范畴,并且不同历史时期孝的内涵也不一样。而民法典编纂的科学性和体系性要求进入法典的法律概念应具备相对的确定性和周延性。就此而言,孝道概念不宜直接规定在未来的民法典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孝道内涵的就无法被法典编纂所接受和回应。对此,当代司法实践提供了比较理想的规范解释论上的经验。

(一)通过对具体法律条款的规范解释进入制定法

于此主要是通过规范解释将制定法中规定的赡养与孝道的最基础的要求结合起来。将孝道基础层面的要求和法律上的赡养义务合二为一,赡养老人既是道德义务,也是法定义务,具有双重属性。解释论上将孝道内涵的“养”与法定赡养义务结合起来,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二)通过公序良俗原则进入制定法

于此可以考虑通过《民法总则》第8条的公序良俗原则,来涵摄孝道理念内涵中具有较高要求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由法院在具体案件审理中通过公序良俗原则来把握孝道理念的实现尺度,有助于缓解制定法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向社会生活开放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孝道适用的法律关系

(一)当然发生作用的领域

孝道在当代社会背景下主要适用于法律上各种类型的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关系之中。传统社会中的伯叔父母、姑、兄、姊等很少出现在当代司法实践的裁判文书中。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亦应坚持司法实践于此的基本立场,明确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义务主体应主要是“父母子女”和 “其他家庭成员”,如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应在特定情形下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等。

(二)扩展适用的领域

与当前男女平等的社会背景相适应,当前司法实践原则上不再区分男方是否入赘,而是一体承认儿媳、女婿应当对公婆、岳父母尽孝。当代司法实践之所以采此立场,既有男女平等思想深入人心的缘故,也离不开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提高的支持。对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当将姻亲的范围明确规定为配偶的血亲以及血亲的配偶。

(三)类推适用领域

在狭义的家庭关系外,当前司法实践还承认同居生活中的特定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适用孝道来调整,没有父母子女关系但长期共同生活的长幼之间也可以通过内涵孝道理念的公序良俗原则调整。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格独立价值的具体践行。即使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不具体规定因同居生活等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应如《反家庭暴力法》第37条一样,规定概括的参照适用条款,将狭义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形成的关系纳入民法典的涵摄范畴。

(四)例外情形下可予适用的领域

孝道在例外情形下亦可以对特定家庭成员或亲属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效力。 因为当代司法实践在公序良俗的范畴内理解孝道,所以其适用范围并不限于特定的家庭伦理关系中,只要共同体中的行为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并影响他人尽孝,原则上都会受《民法总则》第8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的调整,产生诸如承担或减免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等法律效果。

三、孝道理念与法典具体规则的构建

(一)强化实践中具有较强操作可能性的给付内容

从当前司法实践积累的一般经验来看,对于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给患病老人提供医疗等,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通过法律的强制执行确保实现。对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审慎对待司法实践于此取得的有益经验,在扶养部分规定子女对父母、特定情形下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般赡养、扶助义务,明确扶养协议的主要内容和生效要件,丰富具体的扶养方式类型并做出概括规定,确立以经济供养为主的扶养范围,权衡扶养权利人的需求与扶养义务人的扶养能力之间的关系以明确适当扶养的量化标准,并在条件具备时适当变更扶养费以平衡扶养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等。

(二)淡化实践操作可能性不强的给付内容

现行制定法所强调的赡养义务中的精神赡养,在当代司法实践中面临着无法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予以保障的难题。这也意味着,民法典事实上不宜直接规定精神赡养,而应将之纳入公序良俗的涵摄范畴以作为一种倡导性价值,交由法院在个案中结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以下的具体规则并综合具体情形予以处理。

(三)合理平衡孝道调整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

当前司法实践虽然也强调子女尽孝的无条件性,但此种无条件性当中也要求父母适当的对待给付在内,并非全然的无条件。以此为基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一方面应规定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之间互负扶养义务,互享扶养权利,反映传统孝道观念中的反馈关系;另一方面也应当坚持,扶养义务的承担应以扶养权利人确有实际需要为前提,并且合理考虑义务人的负担能力,实现孝道理念内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的动态平衡。

四、孝道的法律效果

(一)公法领域

适用孝道在公法领域产生的法律效果集中体现在刑法领域。由于刑法关注的焦点是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发生在个人之间因犯罪行为引发的关系在刑法的评价视野里原则上并无不同。如子女杀伤父母与陌生人之间的杀伤,在刑法上的评价或说法律效果原则是一致的。

当然,处于家庭关系内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一般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在伦理道德上有其特殊性。当这种特殊性构成刑法的关注焦点后,家庭内部个人之间的伤害行为所引发的刑法评价便会产生特殊性。例如《刑法》第260条的虐待罪和第261条遗弃罪。

(二)私法领域

私法领域内因违反孝道所产生的消极效果主要集中在法定继承领域。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或公序良俗,情节严重的,或者丧失继承权,或者遗产分割时少分或不分遗产。 除此之外,司法实践还将孝道理念扩展至合同、侵权等其他私法领域,由此导致的私法上的消极效果也显著增多。

对此,民法典应进一步清晰界定继承权丧失、少分或不分遗产的法定情形,从反面减少和防止严重违反孝道理念的不孝行为发生。但对于因违反孝道理念而被司法实践扩展至合同、侵权领域的消极效果,则主要应通过民法典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和总则编的具体规则以及包括公序良俗在内的一般原则涵摄处理,毋需再通过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加以规定。


(责任编辑:呙雨晴,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孝道理念与民法典编纂》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朱晓峰:《孝道理念与民法典编纂》,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朱晓峰: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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