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根:物权公示原则的理论构成
2019年4月2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物权   公示公信原则   物权变动
[ 导语 ]
      物权公示原则是物权法上一项基本的结构性原则,直接决定相关条文的设计。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双根副教授在《物权公示原则的理论构成——以制度正当性为重心》一文中,着眼于物权公示原则的理论构成,对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以推进相关条文的正确理解与适用。
一、物权公示原则的正当性基础考察

为把握物权公示的逻辑,可以从权利的一般理论出发逐步观察:首先,物权的绝对性效力需要公示要素,而这并不能从权利概念构成的内在逻辑进行推导,只能从物权概念的外部找寻。其次,物权最本质的特点在于物权的客体为有体物,有体物又可为人所感知,这一点暗合了上述物权公示为外置性要素的思路。最后,物权变动规范即法定的物权变动和基于法律行为方式的物权变动都需要公示制度支撑,以保障交易安全。

上述法政策考量下所推导出的法律制度成效如何,能否贯彻到底,取决于立法者采取的法技术措施:第一,选择或设计合适的公示手段。倘若不存在合适的公示手段,或者所设计公示手段的制度成本过高,则物权公示也就止于思想层面,难以付诸实施。第二,既然物权公示最直接的效用存在于物权交易领域,那么在物权变动的制度构成上如何嵌入公示要素,同样成为公示思想能否实现的关键。

二、物权公示手段的选择与设计

(一)物权公示手段所应具有的品质

公示手段担负着公示要素的功能,在理论上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具有外部可认知性,即应能为外界所感知,否则就丧失其作为公示工具的价值;第二,具有较精确的表达能力,即通过其对外的表达,能清晰且准确地使其他主体掌握该物上全部的物权关系信息。

此外,物权的公示手段还必须满足一项要求,即该公示手段须指向特定的有体物,如此才能使特定的物权和特定的客体物一一对应,符合物权客体特定性原则。揭示物权公示手段的这一要求,意义在于对公示手段设计思路及其要求的启示:(1)鉴于物权区别于其他绝对性支配权的特点在于以有体物为客体,从而就存在利用有体物自身所具有的外部可认知性特征设计其公示手段的可能性。(2)在不以占有为公示手段的场合,也就是在登记公示情形,此时的登记设置虽然已脱离物的本体,但必须指称所公示的物;同时又因便利于登记程序操作以及公众查阅等要求,故在设计该登记设置时,须能够比较便利地指称所公示的物。

(二)占有作为公示手段及其缺陷

占有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外部可认知性,故可满足充当公示手段的第一项品质要求。但在另一方面,占有又仅是一项不会说话的事实,通过某人对某物的占有,只能得出该人对该物有事实上控制的结论,并不能进一步告诉人们,该人对该物的占有是有权占有还是无权占有,其占有是基于所有权抑或基于质权甚至基于借用、租赁等关系。

(三)登记作为公示手段

以登记作为物权尤其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可以说是完美的技术设计。因为登记形诸文字,表达力之精确不成问题;登记须有载体(纸质版或电子版),又可满足外部可认知性的要求;在不动产领域,登记机关的设置与登记管辖基本采属地原则,更是有助于登记程序的操作与登记公示功能的发挥。而在动产物权领域采行登记公示方法至少需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立法应明确规定哪些动产可以实行登记制;第二,须选择适宜的动产登记机关。

(四)一物之上不可并行两种公示手段

一物之上并行两种公示手段,所产生的并非互补效应,而可能彼此矛盾,使公示呈递减效应。因此同一个物权只能采一个公示手段,即公示手段唯一性原则;一物之上若允许成立两种以不同手段公示的物权,则立法者应尽可能明确可登记动产的种类与范围,以此可提示物权取得人,就该动产的物权取得除占有公示外,还应查阅相应的登记,以避免可能存在的物权交易风险。

三、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的构成

(一)公示要素如何嵌入物权变动构成

物权变动依转让人是否拥有相应的物权,可区分为有权处分与无权处分两大类情形。若以物权取得结果为原点,逆向回溯其取得权源,亦可对应地区分为“自权利人处之取得”与“自无权利人处之取得”。

1. 对“自权利人处之取得”的考察

无论是物权转让,还是他物权设立,一旦取得人所采取的行动仅止于双方合意的完成,而将外在的公示要素仍留存于转让人处,则必定会给转让人留下实施二次处分行为的机会。这种二次处分行为虽然属于无权处分,仅此行为尚不足以损害取得人已取得的物权,但恰因留存于转让人(此时已构成无权处分人)处公示要素的配合作用,才会引发善意第三人保护制度的产生,从而在结果上挫败取得人原有的取得预期。因此,任何一个稍具风险意识的取得人不会再满足于物权取得合意的达成,而会使公示要素发生相应的变动,即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使得转让人处不再留存相应的公示要素。如此一来,公示要素自然也就需要嵌入物权变动的构成之中。

2. 对“自无权利人处之取得”的考察

善意取得制度的构造逻辑,是以取得人主观上值得保护的善意信赖弥补转让人客观上所欠缺的“有权地位”要件,故取得人的善意信赖在何时并在满足哪些要件时方值得立法者保护,就成为善意取得制度构造的核心。对此,立法者需要将具体的行为标准明确化,即只要取得人按照立法者所提供的行为标准实现其全部行为要件的要求,就可以判断自己所建立的“确信”已达到受立法者保护的程度。而这种行为标准必定是合意之外的客观要件,在整个物权变动构成中,合意之外的客观要件除公示要素外,别无其他的可能选项。因此,只要取得人在物权变动的合意要件之外进一步完成物权公示要件的变动,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确信”:不仅自己已取得所计划的物权,而且再无其他主体会经由公示要素而染指自己所取得的物权。

(二)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公示原则

占有为“不说话的事实”,故即使在最简单的以直接交付转让动产所有权的情形,显现于外部的也仅是占有的移转,即物由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但这一位置的移动并不能明确地告知外部第三人此时正发生一项所有权的转让。直接交付尚且如此,观念交付更没有公示的气息,因此可以“交付原则”替代“公示原则”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阐释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为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动产担保交易制度在各国的发展极为迅猛,甚至有国际化的趋势,构成未来物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动产担保制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随着科技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动产担保制度的统一登记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尽管在具体的技术设计方面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随着登记手段对占有的替代,物权公示思想在动产物权领域,至少在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方面有渐渐收复其失地的势头。



(责任编辑:张译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物权公示原则的理论构成——以制度正当性为重心》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张双根:《物权公示原则的理论构成——以制度正当性为重心》,载《法学》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双根,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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