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名怡:“共债共签”原则应写入《民法典》
2019年7月7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夫妻共同债务判定规则是婚姻法核心内容。201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确立的“共债共签”原则受到了社会广泛好评,但仍有一些不同意见。最主要的一项反对理由是:为何夫妻一方获利另一方即共享,而一方负债另一方却不应共担?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叶名怡教授在《“共债共签”原则应写入<民法典>》一文中,通过证伪“因为共财所以共债”的逻辑,论证了“共债共签”的正当性,并对上述解释中“家庭日常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共同受益”等概念进行了阐明。
一、“因为共财所以共债”不能成立

(一)一种流行的观点:因为“共财”所以“共债”
    依据《婚姻法》第17条和第18条,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奉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既然夫妻双方对夫妻任何一方的婚后所得均享有共有权,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那么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负的理念,婚后单方举债也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这种见解不仅实质上将夫妻团体类比经济团体(如合伙),明显忽略了夫妻团体所具有的情感与伦理本质,在法教义学角度也存在谬误。
    (二)比较法:“共财”与“共债”无相关性
    “因为共财所以共债”的逻辑在比较法上其实找不到任何依据。首先,以法国法为例。法国法上实行的是默认的“法定共同财产制”(第1401条),法民第1402条甚至明文规定了“共财推定”。但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上,法国法与我国《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婚后共债推定”立场有所不同。法国法首先区分共同债务和连带债务,只有为维持日常家庭生活需要而发生的债才是连带债务,其范围极小;婚内单方举债的确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债务(第1413条),但此共同财产债务仅能以共同财产清偿。其次,婚内单方担保和借贷是共同债务的法定例外(第1415条)。最后,法国法还设定了追偿权。
    《德国民法典》的夫妻法定财产制是“财产增益共同制”(第1363条),其准确定位是“法律上特殊的财产分别制+经济上共同财产制”。在财产增益共同制之下,债务清偿原则是,夫妻各方仅对自己名下的债务承担责任,并且也仅仅以其个人财产来承担清偿责任。除法定的财产增益共同制外,德国法还规定了约定的“共同财产制”。在无约定时,由夫妻双方共同管理共同财产。关于此种情形下的共同(财产)债务认定,德民第1460条有明确规定:“配偶一方在财产共同制存续期间实施的法律行为而发生的债务,仅在另一方同意或不经其同意为该法律行为也为共同财产的利益而有效力时,共同财产才就该债务负责任。”从该条中很明显能看出“共债共签”和“共同受益”的另样表达。
    由上可见,不论是在法国的共同财产制之下,还是德国的财产增益共同制、共同财产制之下,都不存在类似于我国“第24条”意义上的“共债推定”。
    (三)“婚后共财”之例外的易实现性与易证明性
    我国婚姻法虽然确定了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但既有约定例外,也有法定例外。
    首先,约定财产制的存在可以排除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婚后所得的利益共享。而且无需公示,直接发生物权归属效力。但由于这种约定缺乏法定的公示手段和方法,因此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
    其次,共同财产制也有法定例外,如《婚姻法》第18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等。与此同时,共同债务推定虽然也有例外,但与共同财产推定例外相比,其证明难度有霄壤之别。
    因此,“因为共财所以共债”存在逻辑问题:一方面,它无视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易实现性与债务约定的难实现性(无法公示性)之间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它忽略了“共财例外”的易证明性与“共债推定”的难推翻性之间的重大差异。
    (四)有限“共财”与无限“共债”的不对应性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终其一生,可获取的财富数额总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夫妻一方婚内单方举债,其债务数额理论上却是无限的。
    然而,“第24条”的“共债推定”,却是几乎没有任何配套、没有任何限制的推定,不仅任何一方婚前财产无法豁免,而且任何一方离婚后的个人收入都可被债权人提前冻结并纳入偿还计划。
    (五)加利行为与增负行为在法理上的差异性
    理论上,不论是给别人增加利益的行为,还是给别人增加负担的行为,都需要经过对方同意。男女双方虽经婚姻登记而结合在一起成为夫妻,但还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仍可并且仍应适用。单纯给对方增加利益的行为,由于婚姻共同生活的存在,而无需个案性地考虑对方意志,这是法律对婚姻中一般夫妻关系状态的考量,认为这种单纯加利行为不会有损另一方的意志独立和人格尊严。然而,单纯给对方增加负担的行为则不同,若不考虑对方意志,则可能令对方处于危险境地。
    “第24条”对夫妻连带债务采用一般性的“时间推定规则”,完全违背了平等、自愿等民法基本原则。

二、债务数额不应作为“家庭日常生活”判定的决定性标准

在判断系争债务是否属于日常家事代理时,数额过高的债务通常不大可能是为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发生,但数额不高的债务未必就一定是。债务数额不是决定性标准。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指出,“单笔举债或对同一债权人举债金额在20万元(含本数)以下的”,可以作为各级法院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考量因素。
    上述数额标准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可疑的。首先,日常家事代理所涉债务数额标准设定过高,远超职工年平均工资。而且夫妻一方向多个债权人分别举债,则“共债陷阱”很容易突破百万。其次,从比较法角度看,家事代理权之适用范围均将借贷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婚内一方配偶非善意借贷的道德风险较高。
    综上所述,应将借贷、担保排除在家事代理范围之外,同时,再辅之以较低的数额标准,从而在民法典中规定一个范围较小的家事代理权,有效抑制一方配偶滥用家事代理权损害另一方配偶的道德风险。

三、正确理解“共同受益标准”

(一)“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判定
    最高人民法院“新解释”第三条规定,“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是夫妻共同债务。
    何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首先,生产经营可以拆解为生产和经营。夫妻共同从事农业生产,通常是夫妻两人合成为农村承包经营户而开展生产活动。夫妻共同从事工业生产,有可能注册为公司、合伙企业,或是个体工商户,也可能不进行任何注册而在实质上从事工业生产。
    其次,对于存在公司、合伙企业等形式的生产经营,在判定夫妻是否属于“共同从事”时,应作如下理解:夫妻共同投资或者一方投资而另一方参与经营。至于夫妻双方均为参与经营,但均无投资关系,不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至于夫妻一方作为企业小股东而存在,另一方作为企业雇员而存在,由于两者均对企业的经营发展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力,所以也不构成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最后,较难判断的是在不存在企业或者生产经营实体的场合。此时由于不存在经营实体,共同投资关系失去了外在的可检验标准,只能诉诸“共同经营”的判断。
    (二)“可能共同受益”不等于“确定共同受益”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证明举债人夫妻存在共同生产经营活动,并不等于证明了系争债务一定用于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即“可能共同受益”不等于“确定共同受益”。“只要夫妻二人存在共同生产经营的企业,则夫妻任何一方的婚内个人举债都是夫妻共同债务”,这种观点显然荒谬的。
    其次,在系争债务之前形成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得作为“系争债务令夫妻共同受益”的证据。对于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必须坚持“债务的个别判断原则”。
    最后,《民法总则》第56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据此,非举债一方配偶须证明个案情形属于“个人经营”。该规则与夫妻债务“新解释”第3条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存在一定冲突。对此,应通过如下方法来缓和:其一,严格限定个体工商户的范围,即必须是在工商机关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才可适用《民法总则》第56条;其二,在适用《民法总则》第56条的场合,债权人仍须证明系争债务(利益)事实上用于了个体工商户的经营。



(责任编辑:包丁裕睿,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共债共签”原则应写入<民法典>》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叶名怡:《“共债共签”原则应写入<民法典>》,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叶名怡,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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