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
2019年8月15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总则   个人信息   人格权编
[ 导语 ]
      对于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问题,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既有文献主要着眼于微观制度和具体规则的设计,尚未对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深层次机理进行剖析。对此,北京大学王成教授在《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一文中,重申了民法是保护人之主体性的重要手段和基本规范,进而探究了立法设计中的核心问题,反思司法解释中的间接保护模式和《民法总则》中的法益保护模式,探求权利保护模式的解释空间、体系效应和实现方式,并对立法草案提出了改进建议。
一、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法是维护人之主体地位的最重要手段,其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具有基础性地位。第一,无论是从刑法还是行政法的角度保护个人信息,若没有民事基本法对个人信息权利的设权性界定,其规则合法性基础都是不稳固的。第二,围绕个人信息形成的基本法律关系,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个人信息的救济应主要依靠民事机制来实现,行政手段和刑事处罚只具备补充性。

民法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正视个人信息的私法属性,通过界定民事权益的方式赋予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前提性权利,才能使信息主体充分参与信息社会治理,增加技术和商业主体发展的规则确定性,逐渐形成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制度性激励,实现多方合作治理的新格局。

二、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核心问题

(一)确立个人信息的自主控制

个人信息自主控制是指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拥有支配和决定的权利。它既是信息主体拥有个人信息权利的标志和宣示,也是个人信息权的核心和其他权能的基础。信息自主控制的核心和基础是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强调信息主体的同意具备重大的实践价值,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事前预防功能。并且,由于我国目前对信息主体权利保护的不充分,强调信息主体的同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此外,确立信息主体的同意控制规则,通过将信息主体的同意“嵌入”到既有的法律行为规则体系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其他既有民事制度的有效衔接,进而借助成熟的规则体系来确保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实施。

(二)区分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保护

个人信息和数据在范围、属性和存在状态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前者更加关注内容,具备可识别性和主体意义;后者更加关注形式,不具备可识别性和主体意义。二者隶属于不同的权利束,应当分别以人格权和财产权为重点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的间接保护模式

通过其他人身和财产权益来保护个人信息的做法,即为个人信息的间接保护模式。此种模式中,“个人信息”并未成为独立的受保护对象,不能被解释为民事权利或法益,只有在侵害个人信息造成其他权益的不利后果时,行为人才会承担责任。

(一)经由一般人格权实现的间接保护模式

此种模式产生于德国,但并不适用于我国,主要存在两方面的理由:第一,我国法上的“人身自由”或 “人格尊严”能否作为 “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疑问,且“个人信息”无论如何也无法被解释为“人身自由”或“人格尊严”的内容。第二,即使我国将来设立“一般人格权”,它更多地也是对人格法益的抽象保护,本身难以摆脱保护范围高度不确定的特点。而个人信息具备人格区分和识别功能,信息主体既可以进行支配和利用,也可以许可他人进行使用。同时,个人信息也已经从人格整体中实现了彻底分离,具备成为具体权利客体的基础。

(二)经由隐私权实现的间接保护模式

此种模式产生于美国,但由于我国与美国在隐私权制度上的深层次差异,此种模式并不适用于我国。因为在我国,隐私和个人信息并非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关系。并且,按照立法者和司法解释制定者的理解,某些个人信息已经超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此外,我国的隐私权只具备防御他人侵害隐私的消极功能,难以扩展到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和控制,无法满足信息主体积极控制和使用其个人信息的需求,更无法妥当平衡与个人信息有关的复杂利益关系。

(三)我国个人信息间接保护模式的反思

我国的个人信息间接保护模式不存在特定的具体权利依托,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既可能是姓名权,也可能是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或隐私权。这种间接保护模式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但弊端也比较突出。因为个人信息已经超出了既有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如果继续借助既有人格权保护个人信息,信息主体寻求救济时无从依托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基础,法院裁判也面临着巨大困扰。

四、个人信息的法益保护模式

(一)《民法总则》采取的法益保护模式

个人信息的直接保护模式将个人信息作为独立的受保护对象,具体可分为法益保护模式和权利保护模式。在法益保护模式中,个人信息作为法律上受保护的法益,具备法律明文规定或通过法律解释得出的独立地位。《民法总则》第111条则采取了法益保护模式。该条采用的措辞是“个人信息”而非“个人信息权”,根据法律的文义和体系解释,个人信息应当属于法益。

(二)个人信息法益保护模式存在缺陷

将“个人信息”作为法益进行保护,不仅无法回答我国法中“合法利益”所指为何的问题,也难以满足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需求。首先,“合法利益”的范围和内容本身非常模糊,个人信息是否属于“合法利益”也难以言明。其次,我国既有法律体系没有为“合法利益”提供配套的独立保护规范,《民法总则》第120条对民事权益保护的规定也没有任何构成要件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如果仍将个人信息界定为“合法利益”,就意味着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将沦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五、权利保护模式在我国民法上的意义与实现方式

(一)个人信息权的解释证成

按照严格的文义和体系解释,《民法总则》采取了法益保护模式,但仍然存在进行权利解释的空间。《民法总则》第111条既属于第五章“民事权利”的内容,又位于人格权(第110条)和身份权(第112条)之间。因此,根据体系解释,个人信息权应当是具备人身属性的民事权利。

(二)权利保护模式在我国民法上的意义

权利保护模式下,个人信息无需依托其他民事权利,也不以法益的形式存在,而是直接作为具体民事权利的客体。我国民法应当采取权利保护模式。首先,权利保护模式设置了一道“防火墙”,有利于防止科技和商业的非理性发展。其次,权利保护模式能够为个人信息提供确定的权利基础,信息主体能够支配和决定其个人信息的利用和呈现方式,有效地防止他人的非法侵害,进而提升预期的稳定性。再次,从民事权利与利益的关系来看,权利化更有利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权可以纳入到成熟的民事权利体系,适用既有的法律救济规范。最后,权利保护模式有利于人格权编的体系和谐,若将个人信息作为法益规定,会导致“权利规定单薄、法益规定丰满”的失衡现象。

(三)个人信息权的体系效应

有观点主张,个人信息流通具有公共性价值,认可个人信息之上存在独立的民事权利会妨害信息自由,进而对公众知情权和公共事务造成负面影响。此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个人信息流通具有公共性价值并不等于个人信息具有公共性价值,且个人信息确权不等于妨碍信息自由。此外,信息自由不具有当然优先的正当性。在信息主体和技术、商业主体以及公众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不能牺牲信息主体来成就信息自由。

(四)个人信息权的性质

对于个人信息权的性质,具有多种主张。例如,有学者主张应当在个人信息上设立产权;有学者主张个人信息权不具备所有权的权能。此处认为,个人信息应当作为人格权的客体,但是已有的人格权类型难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充分保护,故立法应当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新类型的具体人格权。

(五)对《人格权编(草案)》相关部分的修改建议

首先,《人格权编》应当明确承认“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属性。其次,应当明确信息主体同意的基础地位,妥善设计和详细规定同意权的内容。再次,应当借鉴部门法和域外法的相关规定,对个人信息的类型和权利内容进行更典型和充分的列举。最后,个人信息权应当与隐私权分离,专章加以规定。



(责任编辑:陈晓宇,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王成:《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王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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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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