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程远:民法上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基础与边界
2019年12月4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我国学界关于目的性限缩的讨论多集中在刑法领域,通过对法条目的的探究实现“出罪”功能,以避免因法条文义过于宽泛而导致刑罚的滥用。与刑法中的目的性限缩相比,民法实践中价值冲突的多元性与动态性对目的性限缩的适用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于程远讲师在《民法上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基础与边界》一文中,通过对目的性限缩的概念流变及其内在正当性的考察,以及对我国当前适用目的性限缩民商事案例类型的归纳与反思,探求目的性限缩这一法律续造方法的适用边界。
一、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探源

目的性限缩作为法律续造方法,是对法条语义核心的击破,即缩小文义可能的最小范围。拉伦茨认为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公平原则“同案同判”要求的另一侧面,即“不同案件不同处理”。若法律虽然包含系争案件的处理规则,但此规则忽略了此类案件重要的特殊性,因而根据其意义和目的不适用于此类案件,则此时需要进行目的性限缩。这一正当性基础可以在积极意义上“授权”目的性限缩方法的介入,却无法在消极意义上防止一些法政策层面的考量假托法律“目的”的名义,强行对其背后的法律规则进行修改。因此,目的性限缩需要更为具体、微观的正当性基础的支撑。

1. 法律文本与法律规则

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成文法的二元效力结构,即文义虽然总是首先产生效力,但却需要内在正当性的支撑,这种内在正当性便源自条文所追求的意义与目的,即法律文本背后真正的法律规则。

规则文本是目的性限缩的出发点,起到证明与边界作用。法官判案的依据始终首先是法律文本的规定,若是在特定情形下需要进行法律续造,则必须严格遵循法学方法论的要求,不能恣意而为。在个案中,法官无须在法条文义的边界内严守立法者作出的指示,而是受到其背后法律规则的约束。

2. 内容与表达的关系

目的性限缩仅是对法条文义的修正,而非对法条内容特别是法条文义所传达的法律规则的改变,它起到的实际上是“阐明”法律规则的作用,一个可以探明的、清晰的法律规则是适用目的性限缩的必然前提。

目的性限缩是对法律规则的再次转化,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法官若严格根据法条文义作出判决,所得结果反而会与规则偏离。目的性限缩是为了维持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对法律条文进行更正,将那些不宜适用此规则的情形排除出去。目的性限缩是对法条内在正当性的表达,在法条文义背离立法者的考量时,对文义进行调整,直接诉诸其背后的正当性。

3. 二元效力结构下法的“目的”

如果从二元效力结构的视角理解成文法,则必须对法政策目的与法条目的进行区分。法政策目的是立法者试图通过制定相应规则实现的效果目的,具有抽象性与方向性的特征;而法条目的指的是立法者试图通过特定法条传达的特定规则。在此意义上,目的得以与动机相区分而落实在具体规则上。目的性限缩依据的是法条目的,因此,在目的性限缩的过程中,立法者与司法者之间的权限泾渭分明。

二、成文法二元效力结构对“动因限缩”的排斥

(一)外部证明过程中对动因的吸纳

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目的性限缩的“目的”使其区别于“造法”;但另一方面,对“法条目的”的论证结果往往是将通常会令人格外警惕的价值衡量内化在其中。在外部证成的过程中,对外在因素的吸纳通常遵循以下步骤:首先,对法条目的进行的历史解释通常只是解释者的“逆向构造”;其次,对法条进行客观目的解释往往须直接借助于法条外部的价值考量。

(二)动因与“目的”之辨

基于上述考量,必须对“目的”与动因加以区分。造成目的性限缩的“原因”不能等同于目的性限缩的“类型”,否则会造成“目的”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目的性限缩中的目的并非基于经验而得出,而必须是能够通过规范性语言加以界定的。

仅具有足够的动因,并不足以引发目的性限缩,唯有当法律适用者能够借助法条目的,透过文义发现其背后清晰的、具体的成文法规则时,目的性限缩才具备正当性基础,否则,对此种法的不合理性只能通过其他方式作出修正,而不能诉诸目的性限缩。

(三)我国司法实践混淆目的性限缩之目的与动因的典型误用

1. 混淆法律目的与立法动因

立法者制定某一法条可能出于多方面原因的考虑,这些原因甚至可能是在个别情况下直接来自于某个影响广泛的热点事件。但是立法者在制定具体规则,特别是制定一条适用于全社会的、具备足够抽象性与稳定性的法律规范时,其所考虑的一定不再是眼前的“个案”。因此,绝不能将激励立法的“动因”简单地等同于法条目的,而将目光局限于诱发立法行为的一两个典型个案中。

2. 混淆法律目的与法的社会效益

法律条文的制定往往伴随其想要实现的社会效应,但最终取得的社会效应未必会如立法者所期待的那样。在此种情形下似乎也会发生现实状况与法条目的之间的偏离。但此时最大的问题在于该语境下的“目的”事实上恰恰是制定该法律时的法政策目的,而非指向法律文本背后法律规则的规范目的,此种考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直接颠覆了立法者所作出的价值判断。

3. 假托目的性限缩之名适用法律原则

诉诸法律基本原则而不适用特定具体规则的做法不是目的性限缩。如果允许假托法条目的之名,行适用法律原则判案之实,那么目的性限缩便会沦为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工具。

三、目的性限缩适用标准的再构造

(一)对目的性限缩概念的再定义

目的性限缩的矫治对象并非法条目的与法律效果的偏离,而是法条文义与法律规则的偏离。法条目的与法律效果本质上都属于法的内在价值判断问题,属于立法者的权限范畴。法条文义与法律规则都是可以确定的具体规则。在推理的过程中,立法动机并非全无作用,它仍是法律适用者探究法律规则的桥梁。

(二)目的性限缩的基础模板

1. 目的违背情形下的限缩

在某些情形下,法官依法条文义适用法律,所得结果与适用其背后的规则所得后果相违背,法条的文义与规则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此时,法官便应当通过目的性限缩排除该法条的适用。

2. 目的缺失情形下的限缩

目的缺失是指有时法条目的已经在其所意图的范围内达成,然而法条文义却将范围外的情形纳入规制范畴,这就造成了“多此一举”的结果。此时,也应当对文义进行限缩,将其适用限制在其背后法律规则的规制范围内。相较于目的违背的情形,目的缺失的情形更多地表现为不同价值冲突衡量之后的结果,也因此更需要警惕法律适用者在价值判断上的恣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适用者对法条进行目的性限缩应当遵循以下流程:首先,明确法条文义边界,以探明依文义适用法条的结果。其次,探寻法条文义背后的抽象规则,以明确法条文义与法律规则之间的背离。最后,为法条添加限制性的语句。

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成文法的二元效力结构,即法条文义与其所意图表达的法律规则之间的平衡结构。质言之,目的性限缩是一种法律续造方法,而非一种法律废止方法,它并非对法条文义背后的法律规则的修改或“废止”,而是对法律规则的阐明,它仅具备削减文义的功能。

 

 

(助理编辑:廖涵,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民法上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基础与边界》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民法上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基础与边界》,载《法学》2019年第8期。
【作者简介】于程远,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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