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开鑫: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的制度重构
2020年1月4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行为特征的新变化,引发了传统直接侵权理论的适用困境,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应运而生。但我国现有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体系在科学性和完整性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朱开鑫博士在《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的制度重构》一文中,阐释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的独特价值,并剖析了我国现有法律规则不足,从理论角度上对该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制度重构。
一、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的价值定位与现状反思

“间接侵权”规则起源于美国的专利法领域,后来为回应网络著作权侵权实践的发展,弥合直接侵权规则在网络环境下的适用局限,被类推适用于著作权领域并逐渐体系化。其主要是向著作权直接侵权人提供技术或服务等辅助行为,或与著作权直接侵权人存在特定的管理控制关系。我国现行的相关侵权规则在借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修改,存在着归责规则和免责规则重合、帮助侵权规则和教唆侵权规则混同以及侵权替代责任规则缺位等问题。

二、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体系的建构路径选择

(一)对美国“避风港规则”的解读

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构成了“避风港规则”的核心内容,并在该条后两款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豁免相应间接侵权责任应满足的条件。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豁免条件的内容与帮助和替代责任规则高度一致。美国判例法中由帮助、教唆侵权规则和侵权替代责任规则组成的著作权间接侵权归责体系,与成文法中的“避风港规则”存在实质上的重合。二者的区分实际上是美国判例法和成文法二元法律体系所造成的结果,而非国内理论界长期认为的归责规则和免责规则的区别。

(二)一元化路径选择:对既有免责规则的摒弃

在我国,不论是《侵权责任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若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是提供技术服务、不明知或应知直接侵权事实,则不构成共同侵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至23条仿照“避风港规则”规定了免责规则。但问题在于,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符合这些免责条件时,若因不满足“知道要件”而不构成共同侵权,则没有责任免除一说。此外,我国司法机关优先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倾向,导致间接侵权责任从过错责任向过错推定原则偏离。因此,宜摒弃对免责规则的适用,采纳归责的一元化体系建构路径。

三、网络著作权帮助侵权规则和教唆侵权规则的关系厘定

(一)网络著作权帮助侵权规则和教唆侵权规则的区别

网络著作权帮助侵权规则和教唆侵权规则存在区别。首先,二者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理论立基不同。在帮助侵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直接侵权人之间只存在客观上的行为关联,因而认定标准为“客观说”。而在教唆侵权中,认定标准为“主观说”。其次,二者规则创立的初衷存在显著差异。面对日益严重的网络著作权侵权,美国法院创立了帮助侵权规则。但为防止该规则产生过分抑制网络服务行业发展的溢出效应而引入了专利法领域的“通用商品原则”,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通用商品原则通过技术手段规避“知道要件”的现象,美国法院又引入教唆侵权规则。

我国现行法存在将帮助和教唆侵权规则模糊化处理的倾向,对二者认定的核心均是对“知道要件”的判断。但教唆侵权规则自身的独立制度价值没有充分发挥。在重构我国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体系时,应当明确帮助和教唆侵权的不同责任构成,以充分发挥二者的互补作用。

(二)帮助侵权规则下“知道要件”的再认定

判断帮助侵权责任成立与否,“知道要件”居于关键地位。首先,其应由“明知”和“应知”两部分组成,且“应知”并不代表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主动审查义务。其次,“应知”的内涵为“有理由知道”和“根据环境情形可知道”,应被细化为一系列的客观标准。最后,“知道”必须是对于具体、可识别的侵权事实的知道,否则将缺乏现实操作层面的意义。

(三)教唆侵权规则下“可归责侵权目的”的新建构

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教唆侵权,首先需要判断行为是否满足“通用商品原则”的要求。若不满足,直接推定可归责侵权目的成立。若满足,则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可归责的侵权目的”,要求著作权人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明确的教唆他人侵权的表达或积极帮助他人侵权的行为。

四、网络著作权侵权替代责任的体系价值与规则建构

(一)著作权侵权替代责任的制度缘起与缺位反思

替代责任具有较强的涵摄性,两大法系国家都将其限缩于雇主责任领域。美国法院首先将其扩大适用于独立缔约方领域,并以“控制力”和“直接获益”作为构成要件。我国现行法没有与之对应的规则。在最高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实际上将上述两个构成要件作为了认定帮助、教唆型侵权中“知道要件”的判定因素。这间接否定了侵权替代责任的独立适用价值。

(二)网络著作权侵权替代责任的独立价值体现

网络著作权侵权替代责任的独立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不作为侵权行为的规制。在侵权替代责任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为侵权活动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责任基础在于其有权利和能力阻止,但却未阻止同自身具有控制或管理关系的第三方实施直接侵权行为。其次,是对关系进路的责任认定方式。帮助、教唆型侵权规则从行为进路,即技术支持行为对直接侵权事实的影响来进行责任认定;而侵权替代责任规则从关系进路,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直接侵权人的控制关系和对侵权事实的获益关系角度进行责任认定。因此,替代责任中不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满足严格的“知道要件”和存在可归责目的,以扩展间接侵权规则体系的涵盖性。

(三)作为制度接口与适用依据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侵权替代责任具备独立适用价值而又存在规则缺位的情况下,可以借助《侵权责任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则作为各种责任融入我国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体系的制度接口和适用依据。二者在规制不作为侵权和关系进路的认定方式上均高度一致。而且在义务来源方面,安全保障义务人因存在对危险来源的控制力并从此危险中获得了经济收益而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与侵权替代责任构成要件相符合。

(四)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替代责任的新建构

在我国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体系中,应从理论角度肯定侵权替代责任的独立地位,并进一步明确其由“控制力要件”和“直接获益要件”两部分组成。其中,“控制力要件”由法律上的控制权利和事实上的控制能力组成;“直接获益”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依赖著作权侵权事实所获得的直接利益,不包含其正常服务行为所获得的一次性或定期收益。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规则的立法展望

全国人大法工委迄今公布的三稿《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规则进行了专门规定,但仍存在不足:首先,帮助侵权责任项下的“通知规则”被人为割裂在第970条和第971条两处;其次,帮助侵权规则由“明知要件”中的“通知规则”和“应知要件”中的“红旗规则”组成,现有法条着重规定了前者的具体流程和法律效果,而对后者仅有原则性规定;最为重要的是,“草案”仍将教唆侵权责任和侵权替代责任都排除在外。

在《侵权责任编》中,可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规则一条中设置四款,第1款保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责任的规定,第2-4款则分别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教唆侵权责任以及侵权替代责任进行原则性规定。



(本文文字编辑杨润琦。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的制度重构》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朱开鑫:《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的制度重构》,载《法学家》2019年第6期。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
【作者简介】朱开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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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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