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2020年4月30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情势变更   民法典   合同履行   不可抗力
[ 导语 ]
      妥当分配新冠肺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是合同法当下必须面对且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合同法领域的诸多制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轶教授在《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一文中,采用类型化的方法进行思考与分析,就其中最为关键的不可抗力与争议最大的情势变更的适用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不可抗力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以下简称“疫情及其防控”)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讨论疫情形势下,合同法所面对的其他关涉损失分配问题的法律基础和逻辑起点。不可抗力包括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规则和当事人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不可抗力规则是指法律为确定不可抗力的范围,针对不可抗力事项作出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80条第2款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关于这一规则的理解,我国民法学界一向有以下三种学说,并以折中说为通说。

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不能预见或者当事人虽能预见但预见不充分不全面,又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当事人能够预见或者已经知晓,但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属于不可抗力。

疫情防控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有关法律问题答记者问时,将疫情及其防控,一并认定为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与疫情及其防控有关的司法政策,同样明确疫情及其防控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以上认定,既符合学界通说,也符合实务界共识。

二、不可抗力条款

不可抗力条款并非基于法律规定产生,而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出现,属于合同条款,是当事人为明确特定交易中不可抗力的范围,就不可抗力事项作出的约定。实践中可能出现四种类型的不可抗力条款。第一种是在合同中重申了不可抗力规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不可抗力条款。真正意义上的不可抗力条款包括扩张型、排除型、限缩型三类(见下表)。不可抗力条款在订入合同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效力判断问题,此时应当适用法律关于合同条款的控制规则。

如果属于格式条款,依据《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存在《合同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情形的,或者属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不可抗力条款无论是扩张型、排除型抑或限缩型,一概无效。

如果不属于格式条款,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的效力需要进一步区分类型来做出判断。由于不可抗力规则协调事件引起的利益关系,只会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约定排除其适用的对象,不会成为当事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属于简单规范,不存在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是否为强制性规定类型区分的问题。以这一认识为前提,就排除型不可抗力条款与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不可抗力规则属于混合性规范,其效力判断也要区分而论。


三、不可抗力规则与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

疫情及其防控作为不可抗力规则包含的事项,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这是当前争议最大的问题。

比较不可抗力规则与情势变更制度,就是在驱使“关公”去战“秦琼”,二者不是一个维度上的问题。不可抗力是一个原因,是一项条件,就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而言,不可抗力事项的发生,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得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得适用法定解除制度;致使当事人一方违约的,得适用违约责任中的法定免责事由制度;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发挥作用,致使无人承担责任,因而无法借助违约责任制度分配损失的,得发生风险负担规则的适用;致使当事人无法及时行使请求权的,得发生诉讼时效中止制度的适用。可见,不可抗力为因,情势变更制度、法定解除制度、违约责任制度、风险负担规则、诉讼时效中止制度等皆可为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合同编第533条第1款确认,“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2款确认,“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至此,不可抗力被民法典草案中的情势变更制度“请回家中”。截止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就此次疫情及其防控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明确表态,但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与疫情及其防控有关的司法政策,均表明了如下司法态度:疫情及其防控仅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是否予以变更或者解除。这一司法态度与民法典草案确立的情势变更制度,乃是异曲同工。

四、不可抗力条款与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

不可抗力条款与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以不可抗力条款有效为前提。

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增加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不得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若当事人在约定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的同时,还约定该条款增加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也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这一约定只对双方当事人有效,一方当事人可以基于该约定与对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增加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当事人也不能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1项,主张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取得。因为该项所谓不可抗力,仅限于不可抗力规则所包含的事项。如果增加的不可抗力事项确实导致一方当事人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4项,主张法定解除权的取得。由于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同时扩张了违约方免除违约责任承担的范围,因而风险负担规则就也会随之扩大自身发挥作用的领域。就诉讼时效中止制度而言,不可抗力规则包含的事项发生,自可主张其适用,但必须注意《民法总则》第197条第1款的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可见,诉讼时效中止事由的规定,属于不得约定排除其适用的强制性规定,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增加的事项发生,不得主张诉讼时效中止制度的适用。

排除型不可抗力条款既排除了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也排除了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还会排除《合同法》第94条第1项法定解除权产生规则的适用可能。如果因不可抗力规则范围内的事项导致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4项取得法定解除权;此类条款也排除了不可抗力规则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免除违约责任承担的可能。在发生不可抗力规则确认事项的背景下,如果违约的一方当事人仍需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没有了风险负担规则的用武之地。由于《民法总则》第197条第1款的规定,排除型不可抗力条款不得发生约定排除法定诉讼时效中止事由适用的法律效果,不可抗力规则确定的事项发生,致使当事人无法及时行使请求权的,发生诉讼时效中止制度的适用。

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保留的事项属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项,就这些事项的发生,应当得出与不可抗力规则相同的结论。但不可抗力规则中部分排除的事项一旦发生,应当得出和排除型不可抗力条款相似的分析结论。

五、结论

疫情及其防控属于不可抗力规则范围内的事项,由于疫情及其防控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理应认可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疫情及其防控被排除型或者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排除在不可抗力范围之外,即使导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也不得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



(本文文字编辑熊超成。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注”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王轶:《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载《法学》2020年第3期。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
【作者简介】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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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熊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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