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利而斗争
2015年6月5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的本质   法的价值   法律文化
[ 导语 ]
《为权利而斗争》是耶林在1872年春天在维也纳那场获得满堂喝彩的告别中出现的。在耶林个人的法律理论发展过程中,《为权利而斗争》处在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的中间位置。本书中耶林指出,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深刻影响。
[ 内容摘要 ]
本书指出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人的生存不应该只是肉体的存在,同时还是精神的生存,为权利而斗争正是通过保护自己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精神的生存条件。
[ 内容 ]

【内容简介】

在这本书中耶林指出,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所以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耶林在文中雄辩地批评了萨维尼所认为的“法的形成同语言的形成一样,是在无意识之中,自发自然形成的,既无任何角逐,亦无任何斗争”这一观点。耶林的文字提醒我们,不要安稳地沉浸于所谓的“自生自发演进秩序”的幻景之中,而要去靠斗争去争取权利,去呼唤法律,在一个迷雾般的恐惧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斗争的行列将是拯救自己从而也拯救他人的唯一途径。“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天平与宝剑相互依存,正义女神挥舞宝剑的力量与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处,恰恰是健全的法律状态之所在。”耶林认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制造的”因此从国家的角度,国家权力应当确实地保障权利的实现,包括为权利创造长远存在的良好环境以及为受损的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

在耶林看来,为权利而斗争不仅仅是主张自己利益的任何一位市民的权利,他同时认为这是旨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市民的一项义务。他认为人的生存不应该只是肉体的存在,还必须同时是精神的生存。为为权利而斗争正是通过保护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保护自己的精神的生存条件。“主张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

耶林对诉讼癖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在他看来,一个农民为了主张哪怕是一寸土地的所有权而进行烦琐的诉讼,哪怕是得不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取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法感情是书中多次使用的一个词语,意指权利的心理泉源)这一目的,与这一目的相比,诉讼带来的一切牺牲和劳神对权利人而言,通通无足挂齿--目的补偿了手段。就连夏洛克也因为喊出了一句“我要法律”而成为一个“力量强大,威风凛凛”的男子汉“夏洛克主张个人权利急转为涉及到了威尼斯的法律”。

耶林认为,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从法律本身的规定来说并无不可。因为权利只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是为和平而放弃权利还是为权利而牺牲和平。但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考察其社会影响,放弃权利的行为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的时候,无疑是对非法行为的纵容和鼓励,法律自身的权威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法律的功能将得不到发挥,社会秩序也就很难得到有力维护了。

 

【作者简介】

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 生于德意志北部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一位执业律师。耶林以其不朽成就,得以与萨维尼、祁克并列,成为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也是新功利主义(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不仅对西欧,而且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目录】

第一章 法的起源

第二章 斗争是法的生命

第三章 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

第四章 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

第五章 为国民生活权利而斗争的重要性

第六章 现代罗马法与为权利而斗争

 

【内容节选】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乞求回到早已消逝的状态,以从中获得对它的解释,尽管在今天形式趋向另外的样子,但事情却完全如昨。瞥一眼我们当今生活的诸种表象和心理的自我观察,对我们整体仍有益处。

由于权利受到侵害,就向每一个权利人提出了那个问题:他应主张权利,抵抗侵权者,也即进行斗争,还是应为逃避侵权者而置权利于不顾,无人能替他做出决断。无论他做出何种决断,在这两种情况中,他与牺牲相连,在一种情况中,权利将牺牲和平,在另一种情况中,和平将牺牲权利。因此,这个问题似乎尖锐化为:根据事情与个人的个别关系,哪一种牺牲是更可忍受的。为了和平,富人将支付对他而言不重要的争议金额,之于穷人,这笔争议金额相当要紧,为此,他将舍弃和平。这样一来,为权利而斗争的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纯计算题,在那里,将相互权衡双方的得失,然后再形成决断。

实际上这绝不是那么回事,谁都清楚这一点。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在诉讼中,争议标的之价值,与推测到的所耗费的辛苦、不安和成本不成比例。没有人为其掉入水中的一个塔勒而付出两个塔勒以重新得到它——他应为此花费多少的问题,在此是一个纯计算题。但他为何不在其诉讼中开始做这道计算题?人们不会说:他计算自己的所得并期待成本将落在其对手头上。他们之中每个人知道,必须为胜诉付出高昂代价,这一肯定的预见本身却并不妨碍有些诉讼当事人;正如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必定得知这样的回答,作为对他们有关当事人的观念的回应:他愿打这场官司,耗费多少也心甘情愿。如何来说明这种固执呢?人们习惯听到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诉讼癖。如何从理智的利益计算角度而不是通过争执狂来说明这种荒唐的行为方式呢?这是好争执,有不可抗拒的渴望使对手痛苦,即使明白这样做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许比对手的还要高。

(责任编辑 雷昀 实习编辑 史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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