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现代性”——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2020年4月6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理学   普法
[ 导语 ]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提倡将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使它彻底地展现于中国人的面前,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发言,使得国人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
[ 内容摘要 ]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作者对中国法学的发展问题做了深层次的思考。作者认为,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中国不仅必须是一个“主权的中国”,而且还必须是一个“主体性的中国”。这一探寻中国主体性的努力,可以说是中国当下思想的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中国当下思想的全新的使命之一。
[ 内容 ]

世纪之初,邓正来撰写了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体现出他对中国法学(1978至2004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自觉与智性努力。本文试图在理解此文本的基础上与之展开对话并就相关的问题进行商榷。就论述结构而言,我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脉络,厘清其主旨与核心论辩;第二部分,展开具体的评论,并就相关问题与邓正来商榷,指出邓正来在福柯所诠释的“现代”意义上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讨论,穿过文本的背后,指出邓正来在哈贝马斯理解的“现代性”意义上依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主旨与核心论辩

就相关的文献看,文本的写作主要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结构,但问题是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结构?概括的讲,邓正来认为,1、中国参与其间的虽说是一种所谓“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世界结构,但这种结构却是以一种强制性的不平等支配关系为支撑的。这意味着在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关系中,仅依凭传统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能够救济中国在其间所处的不平等的被支配地位。2、罗尔斯所谓的“虚拟对话的普遍主义”,实质上意味着当下世界结构的规则是由自由主义社会或西方社会制定的,中国不能就这些规则的修改或重新制定的问题进行发言而只能遵守;哈贝马斯“商谈理论”所主张的平等主义的“对话的普遍主义”,在一般意义上意味着,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中国不仅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也应当享有修改或重新制定规则的权利。但问题是要真正享有这种实质性的权利而不停留在形式上,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1]

邓正来的一个基本判断:1978至2004年的中国法学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理想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目的就是要探讨“中国法学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具体的讲,文本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得出结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他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2]换言之,尽管邓正来所称文本中存在两条一以贯之的红线:一条是将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问题开放出来;另一条是揭示和批判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这一知识系统所具有的“正当性赋予”力量。[3]但是,就已经成文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内容看,我认为该文的主旨是:1、认为中国法学受到了“现代化范式”的支配;2、与之相关的是分析和批判了“现代化范式”,并认为这种“现代化范式”出现了“范式”危机。因此,核心论辩在于如何把“现代化范式”与四种理论模式勾连起来和对“现代化范式”进行分析与批判。

文本中将“范式”定义为彼此不同的理论模式或彼此冲突的理论模式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经质疑的一整套或某种规范性信念[4]。所谓的“现代化范式”是以“传统—现代”两分观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为基本思想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原本是西方论者对西方社会主要从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至今的发展情形所做的理论思考。但当被用以解释和认识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问题并为西方论者所接受的时候,这种思想和理论也就摆脱了其发生学意义上的限度,进而转换成一种较为普适的关于各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规范性观念。[5]

(一)文本选取了中国法学中较有影响的四种理论模式:“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

1、“现代化范式”对“权利本位论”与“法条主义”的支配[6]

“权利本位论”等观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只是一场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义务本位”观的束缚与“阶级斗争范式”的宰制谋求“解放”的运动,并不意图对设定这场运动之政治性的或意识形态性的“边界”做任何前提性的追问或质疑。其关于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效率居先、人文主义等内容都是以西方社会从身份向契约、从义务向权利、从人治向法治等可以被概括为“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为经验支撑的。

“法条主义”所关注的基本上是既有法律条文中的具体概念、具体规定和具体制度这样一些技术性颇高的专门问题。它以一种有关法律/部门法有着一种先验的、固有的逻辑结构或逻辑方案的前设为依凭。“法条主义”论者的前提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法的结构安排。

由此,邓正来认为,“法条主义”信奉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方式乃是通过不加质疑地把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法的既有制度性安排视作自己逻辑分析工作的前提这种间接的方式实现的。然而,“权利本位论”所采取的则是一种更为直接且明确的方式,因为它认为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发展乃是一种“进步”和“正当”,因而中国的法制必须否弃传统法制、实现现代法制。

2、“现代化范式”对“本土资源论”的支配[7]。“本土资源论”强调要注重中国的传统资源,邓正来通过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内在逻辑的重构与分析指出:1、“本土资源论”在根本上是一种受“现代化范式”之“传统-现代”二元框架和“传统”向“现代”单一进步观支配的理论模式。尽管“本土资源论”主要采用“国家制定法”或“民间法”这样的术语,但这无力掩盖它在实质上所设定的视“国家制定法”为“现代法”和视“民间法”为“传统法”的基本框架。尽管“本土资源论”主张用进化观去反对“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所强调的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变法模式”,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却只是另一种伪装得更好的主张走西方从传统社会自发演化至现代社会之道路的观点,因为它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坚决反对考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结构的示范下国家驱动本身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因此这无异于对西方实现现代法治国的自生自发道路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的认定。2、“本土资源论”是一种试图以“有效”或“可行”来取代“善”和“正当”的理论模式。3、“本土资源论”在根本上是一种否弃或拒绝任何有关理想图景之思考的唯物主义理论模式,因为它认为法律本身乃是反映的或被决定的。

3、“现代化范式”对“法律文化论”的支配[8]。文本中的“法律文化论”指梁治平在1980年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对辨异为基本路径的“文化类型学”的研究。它注重法律的文化意义,追问法律安排后面的文化“根据”。这个时期的梁治平通过研究,以西方的概念或观念为标准批判和否定了辨异出来的中国法律及其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邓正来认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方式一种比较典型的方式。是直接把经验层面的西方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或价值转换成具有评价中国法律制度功效及其道德优劣之判准意义的理想图景。不仅如此,甚至主张把西方的文化都移植到中国来。

(二)对于“现代化范式”的分析与批判。文本主要依据的是西方论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所做的批判以及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种种观点,在此不赘述[9]。因为就文本来看,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揭示“现代化范式”本身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应该对之进行质疑和批判,至于其相关的内涵只是服务于这个目的,而并不是文本探究的重点。

简而言之,《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主旨在于论证了这样的判断:“现代化范式”支配了1978至2004年的中国法学,从而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认为这种“现代化范式”出现了范式危机,我们应该对之进行质疑和批判。

二、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具体评价

就论题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时代纲领性的题目,自然需要极大的驾驭能力。文本所透射出来的作者极大的阅读量与广博的知识面以及深厚的分析、反思与批判的能力令人折服。文本最精彩的分析在于对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的创新性应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学四种理论模式的勾连。邓正来在厘清苏力、梁治平、张文显所界定的“范式”具有的意义与限度的基础上,界定“范式”为不同的理论模式或彼此冲突的理论模式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经质疑的一整套或某种规范性信念。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界定“范式”受到了黄宗智的影响[10],但将之用于对中国法学的“总体性”的反思与批判还是第一次。至于将“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学四种理论模式的勾连更是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力。作者通过条分细缕式的梳理、概括,穿过文本的背后,揭示了四种理论模式所共同信奉的规范性信念。当然,对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的反思与批判,不但不是否定中国法学所具有的意义,而且从学术所具有的品格来看乃是对学术传统的敬重,更重要的文本的根本目的是指向未来的。换言之,文本的关键不在于我们了解过去有什么,而是让我们知道怎么过来的,然后应该怎么走,人对历史的好奇心,正是为了当下和未来的关切。

下面着重就几个问题与邓正来商榷,当然,这并不能掩盖此文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所谓瑕不掩瑜。

(一)邓正来称本文的目的是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显然,这里的一个前提性判断是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我看来,要论证这个判断至少要回答三个基本的问题。1、理想图景的正当性;2、1978至2004年的中国法学所提供的是“西方法律理想图景”;3、这“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与中国的现实世界不相关(自然,这关涉到什么是中国的现实?)。从文本的内容来看,主要论证了第二个问题,其间关系,一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而对于第一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的论述我认为是不充分的。

就理想图景的正当性而言,尽管我也赞同,但我不能赞同文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论证。尽管邓正来称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明已经隐含在文中以及他后来撰写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一文中了。[11]文中主要是以西方社会17和18世纪大规模立法中自然法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作为参照性背景[12],但这是不充分的,因为这样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能直接转化成对中国的判准。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以从生存论角度来进行论证。只要我们要生存下去,就会提出“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长远的善”这样的伦理、政治问题。否则,不谈此问题或者使生存向恶的方向,这绝不是我们的理论关怀,更是与哲学这门爱智慧的学问的初衷相悖。关于这方面的论证,中西哲学史上论述颇多,在此仅仅是评价文本并提供一种论证的进路以便与邓正来商榷,因此不做内容上的细致探究。

就什么是中国的现实以及“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与中国现实不相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来看,显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现实?邓正来提出了中国的界定的重要性,并转化成两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13]但是从文本来看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充分的论证。文中对现实的界定仅仅认为不同于庸俗的唯物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与价值无涉的纯粹客观的实证意义的经验上的现实,而是经过人们的主观建构而形成的[14]。由此,对于当下的中国,邓正来认为至少有三个限定:第一是城乡的二元结构;第二是贫富悬殊的结构问题;第三是世界结构的问题[15]。但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界定?文本中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证,就作为一个判断变成了判定“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与中国现实不相关的前提。尽管文本中以一个法学界关于消费者研究的个案来进行阐释中国法律学者不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但在我看来,这是不够的,因为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和界定“中国的现实”的前提下,很难就“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与中国的现实不相关进行论证。当然,由于文本仅仅是一个论纲,形成的文字还只是暂时性的结语,在此这样进行评价或许对作者不公平,因此,我只是将问题提出,期待着看到作者下一步的论述。

(二)就文本的主旨看,邓正来认为“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与“本土资源论”都受到了“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对于前三种理论模式的论证,我认为是到位的,充分的,其间关系,一如我在第一部分的概括。但就“本土资源论”受到了“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我持异议态度。在对待西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上,我认为苏力与邓正来的理论自觉是一致的,即他们对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都持质疑与批判态度,尽管他们在对于中国现实问题或中国法律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由此,这也将是我在本文中着重阐释的对象。

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从文本的主旨出发,我着重关注的是“现代化范式”对“本土资源论”是如何支配的;至于理想图景的正当性以及什么是中国的现实这样的问题则在其次,或者说是另外的问题,并不是在本文中我所关注的。

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得知邓正来强调了“本土资源论”具有这样几个要点:1、“本土资源论”在根本上是一种受“现代化范式”之“传统-现代”二元框架和“传统”向“现代”单一进步观支配的理论模式。尽管“本土资源论”主要采用“国家制定法”或“民间法”这样的术语,但这无力掩盖它在实质上所设定的视“国家制定法”为“现代法”和视“民间法”为“传统法”的基本框架。尽管“本土资源论”主张用进化观去反对“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所强调的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变法模式”,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却只是另一种伪装得更好的主张走西方从传统社会自发演化至现代社会之道路的观点,因为它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坚决反对考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结构的示范下国家驱动本身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因此这无异于对西方实现现代法治国的自生自发道路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的认定。2、“本土资源论”是一种试图以“有效”或“可行”来取代“善”和“正当”的理论模式。3、“本土资源论”在根本上是一种否弃或拒绝任何有关理想图景之思考的唯物主义理论模式,因为它认为法律本身乃是反映的或被决定的。

就这几个要点而言,关涉“现代化范式”对“本土资源论”支配的是第一点,至于第二、三点则是与理想图景的正当性与否以及什么是中国的现实这个问题相关的。从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对“本土资源论”的解读,认为实质上“本土资源论”主张的“国家制定法”为“现代法”,“民间法”为“传统法”,因此,认为“本土资源论”设定了“传统—现代”两分观,且由于其拒绝考虑国家驱动所可能具有的意义,无异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从而西方实现现代法治国的自生自发道路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的认定。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认为“现代化范式”支配了“本土资源论”。

在我看来,邓正来与苏力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们对“现代”或“现代性”术语采取了不同的界定方式。换言之,由于邓正来没有看到苏力所采取的界定,而用自己所诠释的“现代”或“现代性”来分析苏力的观点自然就会得出上面的结论。

邓正来认为整个西方现代化理论架构以两项假设为基本支撑1、当下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根据西方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界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而这便是人所熟知的“传统-现代”两分观;2不仅人类历史注定沿着一条单一的预设轨线发展,而且每个社会的历史也都必然遵循一条由较低社会向较高级社会之预定路线向前发展。依据“传统-现代”两分观,这种所谓历史的必然发展也就自然表现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必然进化。[16]

而苏力秉承的是福柯的诠释:福柯就曾指出,“我们不应当将现代性仅仅视为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一种与今日现实相关的态度,是一些人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一种活动和行为的方式。”[17]“福柯就以大量的著作表明近代以来的那个‘历史’是一种虚构,因此,他反对传统的那种基于因果论的历史学,认为那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构造;他把他自己的著作称为‘考古学’,不试图构造世界发展的总体因果关系,而是努力展现历史的谱系,其中充满了断裂、错位、变异、偶然性,充满了一种知识型对其他知识的权力征服。”[18]“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学科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使现代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可以是后现代的。”[19]苏力认为尽管在时间和地域上,所有这些人似乎是处在同一个“时代”,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现代主义者轻易抹杀这种实际生活世界的非齐一,将这种状态解释为人们启蒙程度的不同,进化程度或文化程度不同;表面似乎认可多元,实际隐含了单一的框架和对自己思维方式的过分自信。[20]

如果我们按照苏力理解的“现代”来审视“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我们也就很难将他们分别等同于“现代法”和“传统法”,自然也就无法得出“传统必然向现代进化”的判断。因为,无论在“国家制定法”还是在“民间法”中都充满了错位、变异、偶然性,即如果在邓正来在文中所使用的“传统”,“现代”的意义上来看,则苏力会认为它们之中在某些地方是传统的,在某些地方可以是现代的或是后现代的,二者并不存在等级秩序,更谈不上一种向另一种的必然进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邓正来对于他所诠释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苏力同样认识到西方现代主义者所存在的问题,对于“现代法制”的“普适性”进行了质疑与批判并认为“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21]他们尽管存在分歧(在我看来主要的分歧在于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理解),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理论自觉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说“现代化范式”支配了“本土资源论”。当然,这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大大削弱了文本所具有的意义。在我看来,由于文本的切入点是对1978至2004年的中国法学进行“总体性”的反思与批判,自然就较苏力分散的议论具有了某种更加深刻的批判力。

综上所述,从文本的论证中可以看出,1978至2004年的中国法学确实走过了一段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在延续。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样的“总体性”背景下依然存在着不同学者对对现代化进行重新界定,对“现代化范式”进行质疑的努力。正如同文本依然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结构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而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一种与”“今日现实相关的态度”[22],“一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23],因此,在福柯所诠释的“现代”意义上,邓正来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三、论辩理性的“魔戒”

行文至此,一方面上文以进入文本脉络与对作者展开对话这样的内在视角切入,换句话说上文是在遵循邓正来设定的题域与论证方式的前提下与之展开的对话,这自然会引出“什么是邓正来主张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以及如何达致这样的疑问,按照邓正来的解释:这不是谁提供理想图景的问题,而是每个中国人,每个法律人,每个自以为他是关心中国的人应该思考的大问题。至于最后形成什么样的理想图景,所需要的是一种在各种不同的有关“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方案中经由反复讨论而达成某种“重叠共识”的过程——类似于罗尔斯所主张的那种达成普遍正义原则之“重叠共识”的“反思平衡”过程。对于当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关键的问题则是我们必须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24]。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文本本身正是践行着平等对话的理念进行着反思与批判,试图揭示和批判1978至2004年的中国法学这一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并以求把被忽视的、被遮蔽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

由上我们可以得知:文本主张和践行着在什么是正当的等问题产生不确定性和意见分歧的时候,将问题提出并加以讨论的观念;主张有关的各方之间在一个公开的和信息充分的讨论基础上形成自由的共识。这显然是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的主体间的、程序性的合理性一致的:“它是主体间的,因为讨论是关键所在;它是程序性的,因为‘最后的落脚点’并不是特定命题或立场,而是程序本身。这种程序,我们是客观的、怀疑地遵循着的。我们在不同时间认为是真的或正确的特定特点,后来也许会证明是可疑的。这是我们——作为会犯错误的生物——惟一能够支配的进路,那就是承认我们的错误,然后前进。这种程序性的进路因而是根本性的。”[25]

“这个过程是一个可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和讨论来持续地改进我们的意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永远得不到拥有终极真理的担保。”[26]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可错的过程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除此以外的替代方案,要么诉诸基本的形而上学真理,但这种真理我们不再认为是可信的了,要么诉诸没有合理根据的决定。尽管哈贝马斯的理论存在着诸如在实践中能否及如何实现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他的理论力量在于它是难以避免的这一事实:“如果我们不同意,我们就必须用论证来反驳它——但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我们要反对的东西之中。如果我们不反对它,我们就还没有做出任何批评。如果我们确实反对它,我们就处于论辩的情境之中,这就内在地要求相关各方之间开明的讨论和相互的承认。那些不同意的人必须表明,他们比哈贝马斯拥有更好的论据。这就是论辩理性的‘魔戒’。”[27]

论辩理性代表了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哈贝马斯认为在诸多意见分歧的情形下,诉诸程序性的、反思性的合理性,作为终极的上诉法庭,这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特点不仅在于分化和分离,而且在于以围绕着商谈合理性的统一;这种商谈合理性的特点不在于内容,而在于程序。[28]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邓正来依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本文作者:夏继森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责任编辑:向雨心 实习编辑:王倩倩

[ 注释 ]

[1] 邓正来,2006:“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政法论坛》2006年第一期。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
[2]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 摘要部分。
[3]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暂时的结语”部分。
[4]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政法论坛》2005年第一期。
[5] 邓正来,2006:“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政法论坛》2006年第一期。或者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第三部分的论述。
[6]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第二部分的相关论述。
[7]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第五、六部分的相关论述。
[8]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第七部分的相关论述。
[9]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第三部分的相关论述。
[10] 邓正来认为他对范式的界定可以说受到了黄宗智的影响,但所讲的范式危机是在与黄宗智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的。黄宗智主要从实证研究角度,而邓正来对他所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存在质疑与批判。邓正来,2006:“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政法论坛》2006年第一期。
[11] 邓正来,2006:“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政法论坛》2006年第一期。
[12]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第一部分的相关论述。
[13] 邓正来,2006:“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政法论坛》2006年第一期。
[14] 邓正来,2006:“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政法论坛》2006年第一期。
[15]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第四部分的相关论述。
[16]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第三部分的相关论述。
[17]“What is Enlightenment ?”,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 Paul Rabinow, Pantheon Books,1984. 转引自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18]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 Paul Rabinow, Pantheon Books,1984. 转引自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19]D·C· 霍埃:《福柯:现代抑或后现代?》,转引自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转引自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20]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21] 苏力:“什么是你的贡献?”,载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2] “What is Enlightenment ?”,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 Paul Rabinow, Pantheon Books,1984. 转引自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23] “What is Enlightenment?”,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 Paul Rabinow, Pantheon Books,1984. 转引自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24] 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第七部分的相关论述;邓正来,200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forum.asp”,“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
[25] []G· 希尔贝克 N·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骏 郁振华 刘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31页。
[26] []G· 希尔贝克 N·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骏 郁振华 刘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32页。
[27] []G· 希尔贝克 N·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骏 郁振华 刘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32页。
[28] [挪]]G· 希尔贝克 N·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骏 郁振华 刘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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