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律的理性选择理论释读——关于霍布斯《利维坦》的札记
2020年12月12日      ( 正文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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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
霍布斯于1637年看到英国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后,分析了当时动荡局面下的国家规则,他开始反对君权神授的理论以及国会议员的行为准则。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致力于创建一门政治科学,最终在1651年出版了《利维坦》一书。该书主要论述了霍布斯的国家起源学说和社会政治思想,他认为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但在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中不能够实现,人们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便订立契约,国家由此产生。对此,中山大学法学院陈择涵博士和丁利研究员在阅读《利维坦》这一著作后,从自然律的理性选择理论角度进行释读。
[ 内容摘要 ]
囚徒困境的合作结果并非纳什均衡。十九条自然律的内容涵盖了作为互惠互利的交换正义与作为不偏不倚的分配正义两方面。而自然律的实施即合作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通常需要一个外在的强制性的力量即主权者。这就是一个通过对自然律的认识和理性地运用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建立“利维坦”的过程。
[ 内容 ]

  一、霍布斯与理性选择理论

作为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霍布斯第一个感觉到,必须探寻一个关于人和国家的新的科学,他也第一个找到了这个新的科学。此后所有人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明确地或缄默不宣地建立在这个新学说的基础上”。霍布斯,还有更早一些的马基雅维利,可谓是最早将政治理论建立在“个人追求自我利益实现而做出理性选择”基础上的先驱性学者。并且,霍布斯“依照这个被称为‘分解-综合’的方法,既定的政治事实(任何特殊行为正义与否,或现行的一般正义观念,或作为典型政治现实及正义首要条件的国家本身)接受分析,被化约成各种要素(‘个人意志’),然后反过来,从这些要素着手,一种‘集体意志’的必然性及可能性,通过清晰明澈的演绎法,得以最为确凿连贯的阐发。于是,原先是‘非理性’的一团蒙昧浑沌,遂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霍布斯所使用的“综合—分析”方法,如其所言,就是将政治社会视为一台机器,解构之并分析其最基本的零件组成,也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人,而后再讨论由这些人组成的国家的相关制度规则。霍布斯的这种研究方法,应被认为是经验主义的方法,也是现代经济学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先声。

(一)理性选择理论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应该具备以下三要素:解释实然的行为理论,对各种结果进行合理性评价的应然规范理论,以及各种制度层面的操作理论。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理性选择理论,也是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个体理性决策理论及其推广即博弈论;社会选择理论及其特殊的用于进行社会评价的各种具体准则,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所强调的帕累托效率与公平正义;以及,建立在前两者思想的结合上,讨论如何合理地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设立组织规则的机制设计理论。

按照个体理性决策理论,一个人会权衡自己行为相关结果各方面的得失利弊,这些要素通过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综合地决定了他对结果的效用和偏好,由此指引其行为选择。自然,这种思想可以推广到多个人策略互动的局面,也就是博弈论的范畴。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所指出,“所有解释都必须以个人之间的行动和对行动的回应的方式进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当代形式是博弈论”。博弈论强调了一个复杂互动的社会运行模式,它是研究理性而又智能的决策者在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场景中如何做出行为选择的分析工具。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曼所总结的,“大致上,博弈论和经济理论关注于理性人(Homorationalis)的互动行为。理性人是这样的一种人,总是有目的地和逻辑一贯地采取行动,他有明确的目标,只受尽可能接近地达致这些目标的欲望驱使,并具有这样做所需要的计算能力”。博弈论作为个体理性决策的延伸,有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每个博弈者是理性的,在考虑到自然和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的基础上,通常按照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做出行动决策;二是每个博弈者在决策时要基于他们对其对手行为的认识和预期以及对预期的预期等,也就是说他们是智能且策略性地思考问题,这种思考使得博弈参与者的合理行为模式构成纳什均衡或者其精炼。

笼统地讲,人类社会和组织各种制度设计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巴里在《正义诸理论》中总结讨论了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正义观点,并给出两种重要的区分:作为互惠互利(mutualadvantage)的正义与作为不偏不倚(impartiality)的正义。按照前者,“正义只不过是我们在他人的合作(至少是容忍)乃能够实现我们之所欲的必要条件的那些场合所奉行的理性的审慎”,其代表人物有霍布斯和休谟;而按照后者,“一个事物的正义状态就是人们能够接受的那种,不仅在他们不能理性地期望得到更多的意义上,而且在他们不能合理地诉求更多的意义上”,其代表人物有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和康德。巴里本人更赞成的是不偏不倚的正义,或者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流行的基于“中立观察者”(impartialobserver)立场的正义。通常但并非绝对,基于互惠互利的正义更容易得到规则功利主义,而不偏不倚的正义更容易倾向于罗尔斯的最大最小规则。霍布斯的作品所表露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立场。

博弈论与社会选择理论的结合,就产生了机制设计理论。如果我们根据博弈论,知道各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与博弈规则为人们所提供的行为激励,以及人们基于认知、偏好而做出的均衡策略行动的结果如何,那么根据社会选择理论尤其是公平正义标准对这些结果给出合理的排序,反推回来就知道应该选择何种制度设计。这也正是各种政治法律制度被设计和实施背后的基本原理。

(二)作为理性选择理论先驱的霍布斯

霍布斯赞同“人类根据天性会‘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条真理”。他在《论公民》开篇即写道:“人的自然天赋可以归结为四类:体力、经验、理性和激情”。这也是霍布斯为何要在讨论理性之前,首先探讨认识论,进而讨论人性的普遍本质的缘故。当代博弈论大家宾默尔对此评论道:“对于经济人,体力可以解释为他能做的事,它决定了他可以选择的可行集。经验解释为他对于自己环境的信念,情感对应的是他的偏好。理智就是他用来从可行集中选择行动以在其信念给定的情况下产生其最大偏好结果的东西”。

有些人可能会疑惑,理性选择理论中对人们行为及其动机的刻画过于简单,忽视了情感乃至人天性中的道德对于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但实际上,如霍布斯所认为,人性中既包含了人的理性,又包含了人的种种激情。人的理性代表着人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它本身并不具有能动性,人性之中的能动性来自于人的激情。而在人的诸多激情之中,最有力的激情就是恐惧,它最能遏止人的行为,也最能催促人展开行动。“恐惧也由此成为一种需要。政治秩序也因此成为了以恶治恶的炼丹术”;“托马斯·霍布斯在马基雅维利充满喜剧化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到了一系列行动和情感中蕴藏的人类秩序的逻辑。霍布斯所刻画的‘利维坦’,或称绝对君主制,就是切塞纳广场上切萨雷·博尔贾行为的制度化形式。”

某种程度上,霍布斯和其后的休谟,可以看作是博弈论思想的先驱性人物。霍布斯没有寻找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来解释社会制度的目的。或者说,如果霍布斯为社会制度寻找了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也是源自人自身的,确切说是源于人的本质的。霍布斯试图说明,人类社会中各个基本元素,即每个个人之间的功能性联系。个人与个人之间并非孤立的,其中一些个人的行为对其他人最终结果所造成的影响,恰恰会成为其他人判断自己行为的依据。当然,在判定个人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影响时,只能依靠过去的直接或间接经验加上一定的想象力。

本文正是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尤其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试图对霍布斯在其名作《利维坦》中所提出的十几项“自然律”给出一个理性释读。克罗齐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一切思想史都是当代思想史”。这种理性的重新阐释,也许是我们以一种“六经皆我注”的方式,对政治法律思想史当代眼光的梳理与建构。


二、自然状态与“囚徒困境”

(一)本性自利

霍布斯对人性本质的判断,与马基雅维利是类似的。但马基雅维利是从狭义上的君主或其廷臣的视角看待事物,而霍布斯站在比马基雅维利更“高”的位置去观察人的行为。霍布斯发现,如果去掉了国家社会所赋予的一切差异以及规则约束,个人之间的生理差异都可以被忽略不计,以至于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完全平等的,不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如此。既然每个人都被视为平等的,那么,就自然会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其他人不应该获得比自己更多的利益。如果同时有两个人对一份利益展开争夺,那么在他们之间就会发生战争,而在自然状态下,这种战争是稀疏平常的,这是由于人的自利与自我保存的天性所决定的。“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这样就出现一种情形:当侵犯者所引为畏惧的只是另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力量时,如果有一个人培植、建立或具有一个方便的地位,其他人就可能会准备好联合力量前来,不但要剥夺他的劳动成果,而且要剥夺他的生命或自由。而侵犯者本人也面临着来自别人的同样的危险”。于是,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形: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性,以及自然状态下生活的经验,就会产生恐惧,害怕自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他们提防比自己弱的人联合起来对抗自己,也害怕比自己强的人侵害自己。这样,每个人都陷入了对他人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本质是“所有人天生彼此平等”的自然规律所带来的。

对于霍布斯而言,每个人都有按照正确的个体理性去运用他的自然能力的自由,包括在自然状态下进攻和防护的自由。“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故此,在这种平等者之间的战争随处可能爆发的社会里,最可能的博弈策略就是,主动的攻击或者控制一切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人。既然所有个人都能威胁其他个人,因此,在自然状态的社会里,所有人都理应追求控制或消灭其他人,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即使有一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希望过上安逸的生活而不愿意这么做。

(二)两输的结局

最终,由于竞争、猜疑和荣誉所导致的,“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弥漫整个社会的战争,会让每一个人的利益,以及自然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在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时期所产生的一切,也会在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与创造能力来保障生活的时期中产生。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霍布斯的上述论断,可以通过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或者更一般的包括“公地悲剧”在内的社会困境来说明。图一的博弈是缪勒在《公共选择》第一部分“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第一节中,所引用的温斯顿布什所研究过的一个翻版:甲乙二人,如果各自种玉米而不偷对方的,则分别可得到10和9个单位的好处;但不管对方如何,每个人都有激励偷窃,(偷窃,偷窃)构成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是双方各自得到8个单位。显然,相互不偷窃的合作结果(10,9)帕累托优超(3)于(8,8),但却难以实现,除非改变博弈的激励结构。

(三)自然律的必要和可能

虽然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糟糕的社会状态,但他依然认为,借助着人们通过经验学习所逐渐进化出的理性,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能意识到,他们的生存状态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以上所说的就是单纯的天性使人实际处在的恶劣状况,然而这种状况却有可能超脱。这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所有人生存状态的改善,就成了这个社会中每个人所期盼的价值目标,而这种价值目标的实现途径就是自然律。“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条件在其他场合下也称为自然律”。霍布斯略去了人们如何通过经验习得获悉自然律的过程,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社会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国家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做到的。


三、自然律:合作与途径

博弈的世界里,人们的行动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即一个人在博弈中所得到的,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还有赖于他的伙伴和对手如何选择。通过描述各种博弈结构,我们能够发现,这也是后面要阐释的霍布斯所做的,那些对双方和社会有利的结果,往往只有经过少数途径才能实现。当然,这些途径一方面只是实现合作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通常如囚徒困境博弈所揭示的那样,并非一次性博弈中的均衡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其实现需要以一定的方式改变博弈结构才能做到。在这些“信守和平、实现合作”的行为中,有一部分属于提升效率的合作问题,另一部分是间接为前者服务的分配问题。

这种区分,也为霍布斯所认识到:“著作家们把行为的正义分成两种,一种是交换的,另一种是分配的。他们说前者成算术比例,而后者则成几何比例。因此,他们便认为交换的正义在于立约的东西价值相等,而分配的正义则在于对条件相等的人分配相等的利益”。“交换的正义是立约者的正义,也就是在买卖、雇佣、借贷、交换、物物交易以及其他契约行为中履行契约”;“分配的正义则是公断人的正义,也就是确定“什么合乎正义”的行为。在这种事情中,一个人受到人们推为公断人的信托后,如果履行了他的信托事项,就谓之将各人的本分额分配给了每一个人。这的确是一种合乎正义的分配,可以称之为分配的正义,更确切的说法是公道。这也是一种自然法”。

霍布斯的“自然律”分别处理了这两类问题。第一至第三自然律是总括性的,强调了合作取决于人们放弃某些行为权利的可能性及其通过契约的实现;第四至第十自然律细化了实现“交换”中的合作结果所应遵循的各种“社会规范”,可看作是作为互惠互利范畴的正义;第十一至十九自然律把这些规范推广到了存在公断者或“仲裁者”(arbiter)、“调停者”(mediator)的“分配”的情形,还包含着作为不偏不倚色彩的正义。

(一)自然律的总要

自然律的目标就在于保障每一个个人的安全,这是所有法律与道德的起点。霍布斯对于国家社会的要求,仅仅只是避免人们因自然状态下的混乱而失去人身安全:“理性的诫条或一般法则: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助力。……这条法则的第一部分包含着第一个同时也是基本的自然律——寻求和平,信守和平。第二部分则是自然权利的概括——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

1.黄金法则

第一自然律,只是一切制度的目标,而若想实现这种目标,其关键就在于它对于每一个人的约束力,建立在每个人相信其他人也会受到相同约束的基础之上:“这条基本自然律规定人们力求和平,从这里又引伸出以下的第二自然律: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这就是福音书上那条诫律‘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也就是那条一切人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霍布斯最后总结所言,第二自然律正是十九条自然律的核心。前述囚徒困境博弈中,要摆脱双方不利的局面,非如此不可。它应该是对一切人都生效的准则,是几乎所有制度和社会规范的源泉。其余自然律得以落实的基础和前提,就在于第二条的实现;而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正是为了给第二条自然律的落实赋予强制力的后盾。

从第三条自然律开始,霍布斯开始论述人的行为准则以及社会契约的内涵。首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放弃一部分的自由,而“自由结束的地方就是义务出现的地方”。“所有人必定无法维持他们对所有东西的权利,必须转让或放弃某些权利”。人们放弃了的权利中,包含了相关的行为自由。“一个人停使对任何事物的权利,便是捐弃自己妨碍他人对同一事物享有权益的自由”。这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正义的基础,“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由此引出“第三自然法——所订信约必须履行……这一自然法中,就包含着正义的泉源”。

2.信守约定

对于同意社会契约的人而言,“一个人不论在哪一种方式之下捐弃或让出其权利之后,就谓之有义务或受约束不得妨害接受他所捐弃或允诺让出的权利的人享有该项权益”。“他应当不使自己出于自愿的行为归于无效,这是他的责任。由于权利事先已经放弃或转让,所以这种妨碍便由于不具有权利而成为不公正或损害”。但霍布斯也正如后世的博弈论学者所同样强调的,遵守契约并非易事,“使人们受约束或担负义务的契约……这种契约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质,(因为最容易破坏的莫过于人们的言词)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而来的”。

实现利益合作的契约中,包含了人们对未来各种行动机会处做或不做某些行动的承诺。契约能否达成并执行,本质上就取决于将来这些承诺能否兑现及其实现所带来的好处。这也是机制设计理论中最基本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的内容。

如图二的博弈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甲乙就某项交易进行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各自得到保留价值(3,3)。如果达成协议,甲签约并履约,乙遵守承诺,双方获得(5,4),显然比达不成协议都获得提升;但如果乙违约,(在没有第三方主持公道的时候),结果为(2,6),甲受损而乙斩获更多。当然,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普遍性,甲乙会在不同的类似交易中互换角色与地位。

此类签约博弈中有一个逆向递推的简单道理,即我现在选择何种行动,依赖于我认为将来人们会如何行动导致何种结果发生。据此,甲预见到乙将来的理性选择是违约而非遵守承诺(因为6>4),所以他的选择应该是退出。这就是博弈的均衡分析的结论。

所以,契约的达成,一定依赖于某种力量,不管是心理的或是外部强加的,改变了结果中的激励结构。譬如对乙违约的行为进行3个单位的惩罚;或者更一般地,我们可合理地假设违约有一定的概率p被发现并受到惩罚c,那么只要6-cp<4,即cp>2,即可使得“甲签约并履约,乙遵守承诺”成为新的激励结构下的博弈均衡(1)。这个简单的签约博弈中的核心思想,在后面关于其它自然律及其实施的讨论中也都存在。

(二)关于“交换”与社会交往的自然律

通过理性所能理解到的自然律,每个人所能获得的好处,无疑取决于他人的行动,即他人是否会信守第一至第三自然律,相互尊重对方的生存权利。也许从途径上讲更重要的是,第四到第十自然律。这些自然律的内容都是关乎社会交往中的美德,它们包括感恩,对他人的体谅与宽恕,不残酷地对待他人,不侮辱他人,也不应妄自尊大等等。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霍布斯对人性复杂性和影响效用函数因素的多样性的认识。

霍布斯是以维系契约与合作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美德的。对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霍布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思考着,如何为他们确定一套制度伦理,既符合他们的行为偏好,又最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即实现互惠互利的合作。霍布斯显然不仅仅关心社会中个人的生命安全,他只是认为,只有在维系第一至第三自然律的基础之上,道德才有生存的空间。人们在满足自我保存的基础上,遵守契约的要求,承认他人对其利益和自然权利的保有。而它们对于人们的行为约束,又反过来减少了社会中人与人的摩擦,社会中就产生了实现美德的基础。

1.善意维系长期交往

例如在描述第四自然法时,霍布斯指出:“正义取决于事先存在的契约,感恩则取决于事先存在的恩惠,也就是取决于事先存在的自由赠与。这就是第四自然法,可以用下面的方式加以表述:接受他人单纯根据恩惠施与的利益时,应努力使施惠者没有合理的原因对自己的善意感到后悔。”其道理是这样的:“赠与是自愿的,而一切自愿行为,对每一个人说来,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人们如果看到自己将在这方面吃亏,恩惠或信任也就不会开始了,从而互助和人们之间相互的协调也就不会开始了”。

第五条自然法要求与第八条自然律的目标是类似的,即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共通属性以外的差异造成的纷争,破坏契约下的和平。“第五自然法是顺应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当力图使自己适应其余的人”“作为自然法的第八条:任何人都不得以行为、言语、表情、姿态表现仇恨或蔑视他人”。

第六和第七自然法要求出现冲突并以某种方式解决以后,人们应尽可能地宽恕他人,若要展开报复,须考虑到“将来的益处”而非一味的寻求复仇。“第六自然法是:当悔过的人保证将来不再重犯,并要求恕宥时,就应当恕宥他们过去的罪过”。“第七自然法是:在报复中,也就是在以怨报怨的过程中,人们所应当看到的不是过去的恶大,而是将来的益处多”。但此问题并不简单,从博弈论角度看,若对不合作的惩罚总是受到“再磋商(renegotiation)”的阻挠,那么不合作就有继续的可能性。所以必要的惩罚几乎不可避免,只有这样才会保障实现将来更大的益处。

2.自我克制

第九和第十自然法如下:“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准则的就是自傲。……下一自然法是根据上一自然法而来的:进入和平状态时,任何人都不应要求为自己保留任何他不赞成其余每一个人要为自己保留的权利。正如所有寻求和平的人都必需放弃某些自然权利,也就是不具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人们也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保留某些权利,如支配自己的身体的权利,享受……一切……缺了就不能生活或生活不好的东西的权利”。这两条自然律强调了,人们互惠互利的对称性和平等性。

自然律旨在保护所有个人的生存权利。对于那些承认了自然律有效性的个人而言,任何不能脱离该社会的个人都应该和其他个人一样遵守契约,并履行由契约所生成的那些义务,所谓的“与人方便,于己方便”;一旦有人没有信守自己的承诺,获得了他人所不应保留的权利,即为所欲为,那么别人也会行使那些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保留的权利而针锋相对地回击,社会就可能复返自然状态。第十条自然律实质上呼应了总要中的第二和第三条。

(三)关于“公断者”的自然律

在论述了自然律对社会中每个个人的行为约束之后,霍布斯开始讨论对于“公断者”(也许是未来的政府及其官员等)的行为约束。霍布斯在上面的第十自然律指出,不容许签约以后任何的不平等,但冲突的可能性却是实实在在的,有些利益冲突下的调停和分配只能由公断者来完成。十五到第十九条自然律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被放在十一至十四之前,因为前者是关于公断者的身份和资格问题,后者是关于公断者在分配中如何实现公正的方法。

1.寻求结果公平

霍布斯首先在十一和十二自然律中要求公断者应该是公正无偏的并以实现平等为第一要务,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使公断者失去公信力,其职能就无从发挥:“一个人如果受人信托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裁断时,那么自然法就有一条诫条要求他秉公处理。……这一自然法是根据将按理应属于各人的东西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法则而来的。遵守这一自然法就谓之公道……,这也称为分配的正义。违犯这一自然法就称为偏袒。……根据这一法则又可以推论出另一法则——不能分割之物如能共享,就应当共享,数量允许时,应不加限制;否则就应当根据有权分享的人数按比例分享。”

结果的平等并非总是能够实现,那么在不平等中如何尽量实现人们对结果的事前期望效用评价接近于平等?十三和十四自然律描述了打破僵局的方法——自然赋予同等的随机概率的抽签:“但有些东西既不能分割,又不能共享。那么规定公道之理的自然法便要求全部权利以抽签方式决定。要不然就轮流使用,让第一次占有权以抽签方式决定”。“抽签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凭人意决断的,另一种是自然的。前者是由竞争者协议同意。后者要不是根据嫡长继承权决定(希腊人称之为按命运应得之分给与),便是以原占有权决定”。

2.公断者的资格

利益冲突中的仲裁者或调停者,无论如何公道,其分配方案都可能引起冲突中的一方或双方的不满。如果其自身的安全没有保障,则调停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故十五条,如同古人所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保护调停者的:“凡斡旋和平的人都应当给予安全通行的保证。”

由于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第三方作为公断者是实现公道的必要。这也是第十六和十七自然律的内容:“争议各方应将其权利交付公断人裁断。……我们既然假设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任何人在自己的争讼案件中充当公断人都不相宜。”

十八自然律要求公断者必须如蒙眼的正义女神那样,作为不偏不倚的中立者,与争议双方的利益毫不相干:“任何人如果在一方胜诉时所获利益、荣誉或快乐显然比另一方获胜时大,那么他在任何争讼案件中便都不应当被接受为公断人。”

十九自然律指出,当公断者的知识不足以决断时,证人、陪审团等其他人的意见也是必要的补充:“在有关事实的争执中,裁断者由于对一方的信任不能比另一方大,如果他没有其他证据时,就必须信任第三方面,或第三与第四方面,或者是更多的人,否则问题就会悬而未决,并将听任以武力解决。”

(四)自然律并非自然实现

虽然,“以上各条都是规定人们以和平为手段在社群中保全自己的自然法,它只是与文明社会有关的原理”,但这些原理,应该被恰当地理解为是一种规范性或应然的观念,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这是因为,虽然合作是对双方或公众最好的结果,但如囚徒困境以及签约博弈所揭示的,某一方却有可能通过破坏性的机会主义行为获取对自己更有利的结果。如何避免这种一次性博弈中并不合理但却几乎是定能发生的均衡结果?无限重复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或有限重复博弈中的声誉效应,都启发我们,长期互动交往所形成的社会规范,有可能走出困境实现合作。但前者中除了触发策略构成的纳什均衡,还有太多的均衡存在,而后者依赖于存在“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类型的特殊博弈者;并且,从演化的角度看,发现能够实现合作的均衡行为模式需要太长的试错和学习过程。


四、主权者与利维坦:自然律的实施

前节所讨论的各种自然律,霍布斯做了如下的总结:“这些法则已被精简为一条简易的总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总则说明,认识自然法时所要办到的只是以下一点:当一个人把他人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放在天平里加以权衡,发现他人的行为总显得太重时,就要把他人的行为换到另一边,再把自己的行为换到他人行为的位置上去,以便使自己的激情与自重感不在里面增加重量,这时所有的自然法在他看来就是十分合理的了。”

“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推理,所得到的是实现互惠互利的正当性。表面看来,自然律仅仅因为其合理,就获得了由每个个人认可所具备的合法性,所有的个人都应当服从它,使其他人预想中的安全保障得以落实。但是,应当服从并不意味着行动上就会服从。“自然法在内心范畴中是有约束力的。也就是说,它们只要出现时便对一种欲望有约束力。但在外部范畴中,也就是把他们付诸行动时,就不永远如此”。

(一)作为契约保障的利维坦

霍布斯早就洞察到,“如果信约订立之后双方都不立即履行,而是互相信赖,那么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也就是在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下),只要出现任何合理的怀疑,这契约就成为无效。但如果在双方之上有一个共同的并具有强制履行契约的充分权利与力量时,这契约便不是无效的”,所以他特别指出:“不以强力防卫强力的信约永远是无效的”。用博弈论的术语,如果不是(环境、技术和制度等所决定的博弈规则之下)人们的均衡策略行为的结果,它就不会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

在论述第三自然律时,霍布斯也曾强调:“没有所有(即没有所有权)的地方就没有不义存在;而强制权力没有建立的地方(也就是没有国家的地方)就没有所有权存在;在那种地方所有的人对一切的东西部具有权利。因之,没有国家存在的地方就没有不义的事情存在。由此看来,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个人愿意承担出自自然法的社会责任,它“只能在容许深思熟虑的行动的基础上达成,因为协议要求立约者的意志,而意志则是深思熟虑之举”。霍布斯强调自然律之下,个人的意愿作为社会契约的基础,这出自他自己的逻辑推理。自然律当中所包含契约的成立,需要所有受自然法约束的个人的自愿同意。当所有个人都表示了自愿同意以后,它在此社会中就具有了正当性。通过它,可以认为任何违反其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

然而霍布斯似乎也意识到了,在现实中,这种结果未必是每一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场景中真正想要的。对于许多人而言,放弃某些权利只是权宜之计,而非全然出自个人意愿的结果。当然,在脱离自然状态以后,个人已经放弃了的权利是无法被收回的。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何个人不能出于自身的理性判断,对自己之前同意的契约反悔,并且不兑现自己在契约中做出的承诺呢?不管在社会契约层面还是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合约层面,前述签约博弈的问题都会存在。

我们考察个人会出于何种原因对这份契约反悔。首先是因为,承认并尊重该契约,自己将与他人在以后的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他期望自己若不承认此契约的有效性,将可以拥有相较于他人而言更多的权利和暂时的好处。其次,有人声称自己之前对于契约的认可并非出自自己意愿,而是出于外力的强迫,由此他便可以脱离出自此契约的任何规则的约束,从而不能期待契约的有效性了。

的确,在历史上我们很少能看到,某个社会内所有个人都一致同意某份社会契约。通过经验可知,我们可以认为,同意某项规则或已签订的契约,未必就需要本人的意思表示。在历史上,遵守居住地的法律被视为一种常规,当地民众并不会因为某个来到此地的异乡人对本地法律颇有微词,便同意此人脱离本地法律的管辖(即使该地法律的生效也根本不曾经过这些本地人的同意)。但社会契约对所有人的生效,并不需要每个人由衷的赞同,它只需要大多数人相信,社会中愿意签订该契约的人是主流。“如果代表者是许多人组成的,那就必需把多数人的意见当作全体的意见”。契约在生效以后,自然地会对那些不太愿意的人形成了足够的压迫力,迫使其不得不承认该契约的有效性。因为,宣示自己与大众分道扬镳的个人,会被其余人排除在秩序的保护之外,最后成为众人欺凌的对象。所以,即使该契约的全体一致通过中包含了某种强迫,但此契约仍然可以被视为全社会集体一致同意的有效契约。

并且,在社会进入国家时代以后,人们“做正义的事情是因为法律是这样教诲他的”,违背者将会遭到法律的处罚。霍布斯并不在乎人们是否真心地遵循契约,因为他认定,在法律的威慑下出于对违约后果的恐惧,人人遵循契约这一建设性结果是必然会实现的。正如在各式各样的宣誓活动中所发生的那样,总会有人言不由衷地念出自己的誓言。霍布斯直截了当地指出,真正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他们不得不遵守自己的誓言、履行契约义务的,是对不履行契约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恐惧:“那些发誓者有更多的理由害怕去违背誓言。”同样的道理,前面所提及的异乡人,若也赞同霍布斯的这种判断,那么他非但不应该脱离该地区法律的管辖,反倒应该明智地放弃表达自己异议的举动,也许这种结果不那么符合正义的要求,但这是个人充分运用理性权衡利弊的结果。

是故,“如果在信约之外还需要某种其他东西来使他们的协议巩固而持久便不足为奇了,这种东西便是使大家畏服、并指导其行动以谋求共同利益的共同权力”。“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

(二)国家和权力的界限

但是,这样的利维坦并非事无巨细、一应包揽的国家,霍布斯依然强调了个人自由的可贵及其保存。“自由一词就其本义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在国家建立之前和之后,“所有的人都同样地是生而自由的”。国家建立之后,虽然个人让渡了许多如果个人继续持有便难以走出自然状态的权利,但“每一个臣民对于权利不能根据信约予以转让的一切事物都具有自由”。这本质上是源于,从立法技术上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订出足够的法规来规定人们的一切言论和行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这样就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说:在法律未加规定的一切行为中,人们有自由去做自己的理性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正如波普尔所言,所有科学的基础原理都是以否命题出现的,告诉人们什么事是做不到的。认识到法律的局限性而慎用法律的手段,恰恰是法治的精髓。

另外,按照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观点,人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控制或消灭他人。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当某个人或某些人在国家建立以后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权力或力量,他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将之变现为自己的利益,使之更有可能损害他人的基本权利。因此,霍布斯留下了“谁来监护护国者”的问题,这是后来的社会契约论者如洛克尤其是孟德斯鸠和联邦党人用分权与制衡来解决的。


结语

诺齐克曾言,“并不存在拥有利益的社会实体,存在的只是个体的人”。霍布斯同样假定社会中的人,在给定能力的基础上,其行为目标都在于尽可能地扩大自我的利益。但为了个体及其种族的生存繁衍,人类必须按照类似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行一定的合作,相应地必须有一些能够达成共识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当社会的基本价值被确定以后,只需给定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它平等地囊括了它所约束的所有个人,对于任何个人都有着符合自然的公平性,为每个个人提供了安全保障的预期,并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自由,就能使得人们在给定框架之内理性博弈的结果不至于超出基本价值所允许的范围。这就是通过对自然律的认识和理性地运用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建立“利维坦”的过程。



本文作者:陈择涵、丁利

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朱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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