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课程成果展04 陈笑薇:论产品责任纠纷中的生产者
2022年9月11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产品责任   产品缺陷   侵权责任
[ 导语 ]

在刚结束的中国人民大学春季学期中,张新宝教授在为硕士生开设的侵权责任法课程中对法学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在课堂上,小组推举的代表进行演讲演示,课堂讨论异彩纷呈,张新宝教授的点评使学生受益良多。在得到大部分同学同意的基础上,民商法律网将陆续将各位同学的学习成果发布在青法论坛栏目,展示教与学的成果。本篇是陈笑薇同学就产品责任纠纷中的生产者问题展开学与思的文字成果,分享于各位读者。

[ 内容摘要 ]

生产者主体在产品责任制度中的相关问题长期存在争议,如产品自损是否可由该制度救济、产品缺陷认定应采何种标准、生产者范围涵盖哪些主体、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责任关系何如以及如何理解生产者的特别抗辩事由。要解决产品责任纠纷,必得厘清产品责任之成因,坚守侵权责任之本质与宗旨,合理借鉴缺陷判断之标准。

[ 内容 ]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侵权编第四章规定了“产品责任”,其中第一千二百零二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生产作为产品流通的关键一环,奠定了生产者在产品责任制度中重要主体地位。生产者作为产品责任的赔偿义务主体,在何种情况下承担产品责任、在何种程度上承担产品责任等法律问题曾在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引发多次讨论,且目前来看,热议尚未平息,部分问题仍无定论。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以往产品责任案件中对于生产者概念的解释、责任的认定等相关观点,结合现有立法与学说,梳理并进一步评析历来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标准。本文将以司法裁判为初始视角,观察法院在解释立法文本过程中所进行的限定、拓展乃至改造,并以学说理论为中层衔接,从而对司法实践的法律规范适用进行评析。

首先需明确的是,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其特殊之处体现在,相关规范既包括民法一般法的特别规定,也包括民法特别法的规定,还包括民法之外的其他特别法的规定。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与《民法典》两部法律中的规范共同构成。法律针对这类责任规定了特别的法律要件、法律效果以及免责事由等,其有别于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有时会给规则的阐明带来一定的困扰。前述两部法律在相互补充的同时,也因为一些规则用语上的差异产生了各自的解释路径,形成了迥异的理论观点。因此,在对生产者的产品责任展开剖析前,需明确两部法律的适用问题。《产品质量法》与《民法典》的关系既非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也非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两者并未对对方形成优先适用的地位。但《民法典》在出台时间上晚于《产品质量法》,所以对于这两部涉及产品责任的法律的适用问题,应首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无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则适用《产品质量法》。

一、产品自损救济中违约与侵权的混淆

早期法院判决中曾出现过无法正确区分产品“瑕疵”与“缺陷”,将纯粹因产品质量发生的价值减少及附带损失纠纷也看作侵权纠纷的问题,体现在生产者部分即在产品具有瑕疵的情况下,错判与受害人没有合同关系的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不能正确区分不符合某种物所应具备的通常性质及客观上应有的特征的“瑕疵”与某种物对使用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的危害性的“缺陷”,使与受害人没有合同关系的产品生产者承担责任,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在我国产品质量法律责任体系中,产品责任和产品瑕疵担保责任都属于产品质量民事责任的范畴,且二者常常会发生竞合,但仍需强调二者在请求权行使、管辖及赔偿等方面的差异。

现今来看,违约与侵权的混淆往往并不发生在产品责任性质的界定上。“产品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不包括合同责任”已在现代各国得到普遍承认。这一混淆更多间接由产品自损是否可通过产品责任制度救济这一问题反映。部分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对于《产品质量法》有关“损害”用语的改动,实际上修改并且扩充了损害的概念,即认为损害也包括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这一扩大解释的合理性在于减少请求权竞合,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实现完全赔偿,并且便利救济,减少诉讼成本。也有立法者表示认同这一观点,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及时、便捷地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践中不少法院判决也是如此,将缺陷产品自身损失与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人身、财产损害视为一个整体,适用从产品侵权责任的规范予以判决,直接将产品损害一并纳入赔偿计算。然而,无论是立法理由或是学者论述、司法判决,在这一问题上所持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产品自损不应纳入产品责任损害中,以维持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二元救济体系。首先,在产品责任制度的本质层面上,从缺陷的判断标准我们即可得知产品责任制度的宗旨是为防止不特定的受害人陷于不合理的危险,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失。这与保护交易可期待利益为宗旨的合同法具有本质区别。合同法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此处指产品未达到一方的预期所产生的损失)进行妥善分配,符合意思自治原则。侵权法强行纳入此类损失,反而会破坏当事人自主确立的风险分配机制。试举一例,在肯定说的观点下,当一被盗窃产品因缺陷导致窃贼遭受人身财产损失,产品生产者还需向窃贼赔付产品自身的损失,实在荒谬。其次,从比较法层面上看,世界主要国家的产品责任法在此立场上一致,均认为缺陷产品的自身损失不应当受到产品责任法的保护。比如《欧盟产品责任指令》限定“产品所致损害包括:…(2)具有缺陷商品以外之物的毁损灭失。”美国在《侵权法第三次重述》中也规定对缺陷产品本身不予保护。产品自损救济问题不可为诉讼便利让步,作为产品责任纠纷的一角,看似简单其实质上却反映出合同法与侵权法的规范功能,以及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协调程度。坚守由合同法救济产品自损的立场,是侵权法与合同法体系维持之必要。 

二、产品缺陷标准的多元扩展

“缺陷”是产品责任制度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是确认产品责任的基本依据。对此《民法典》并未作出规定,需要适用《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另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对特定产品的缺陷下了更为细致的定义。

从立法定义来看,条文对缺陷的判断规定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这两条标准的适用已基本达成共识:无论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都是根本性、最终性的判断关键。争论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不合理危险”这一标准适用于各类产品的缺陷判断中。部分法院在说理上存在用词含糊、逻辑不清的问题,例如略带过产品存在的问题就直接适用《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多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将“不合理危险”这一抽象用词转化为了“消费者期待标准”(或称“合理期待标准”),即产品不符合消费者期待的即存在不合理危险,而在用词上则各有不同。有法院使用“善良人”,有法院使用“普通消费者”,有法院使用“一般人”,有法院使用“受害人”。笔者认为合理期待标准适用应当以“产品使用者”的视角作为主体标准。只有当产品不满足其针对的受众的合理期待标准,才可认定产品存在缺陷。例如,有的产品只有该行业内专业人士方可获取,产品说明书上的内容不写一些专业人士必然知晓的注意事项可能就不能认定为产品缺陷。且如若受害人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却遭受了人身财产损害,法院在认定损害赔偿时可以适用过失相抵规则适当减少生产者的赔偿金额。除了延伸“不合理危险”的内涵,在不同的缺陷类型上,实务界也将缺陷细分为制造缺陷、设计缺陷及警示缺陷并按类别广泛借鉴学者观点、域外相关规则,丰富了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提高了标准的精细程度和可操作性。

(一)制造缺陷

对于制造缺陷,曾有法院在判决中借鉴美国产品责任法上的“既定设计标准”与“故障理论”去进行判断。例如,产品存在设计图纸,被告制造出的实际产品与设计图纸不符的情况下,法院判定被告的产品存在制造缺陷。这类情形的判断相对容易。现实中可能更多的情形是产品已经严重受损甚至灭失,或是产品存在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证明,在这类情形下法院创造性地引入了美国法上的“故障理论”,允许原告通过间接证据证明产品缺陷。例如,在“邵阳市红日烟花爆竹公司与肖松春等产品责任案”中,发生故障的产品是烟花且已经完全燃尽,原告既不清楚烟花质量是否存在问题,也无法查明烟花内部哪个部分发生了故障。但通过受害人在烟花燃放时与其保持了安全距离、烟花发生了致人损伤的事实,可证明产品发生故障或事故且这一发生不是由于非正常使用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故而可以推定烟花存在缺陷。

(二)设计缺陷

设计缺陷是指产品结构设计上存在缺陷、缺乏保护装置或缺乏足够的适应性。由于涉及专业知识盲区,消费者很难在产品设计上形成可预见或是合理的期待。因此在判断产品是否具有设计缺陷的问题上,我国的司法实践主要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标准或是不合理危险标准作为依据,由此也出现了在判断上语焉不详、说辞含糊的问题。有学者建议,设计缺陷的探讨应当引入“业内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准,以产品设计是否能够体现业内目前针对该类产品的现有技术水平作为判断是否存在设计缺陷的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以产品生产者的主观判断为依据,如若生产者能够预见产品具有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危险且有能力避免而未修改设计消除危险,则成立设计缺陷。美国法上以“风险-效用”标准作为产品设计缺陷的认定标准,这一标准也被我国部分法官所借鉴。例如,在“杭州肯德基有限公司等与李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中,肯德基出售的热果珍饮料造成了受害人双大腿前侧烫伤的严重后果,国家、行业对热饮没有规定任何温度的要求。法院认为,肯德基的冲调温度过高,在出售时适当调低热果珍饮料的温度,就完全可以避免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且降低一定的温度也能够达到使粉料充分溶解的目的,这种做法也符合快餐行业热饮“即买即饮”的特征。因此该产品的温度设计并不合理,存在着设计上的缺陷。这一标准的科学之处在于以成本、收益的经济衡量达到生产者的设计风险与消费者的合理保护之间相对的平衡。

(三)警示缺陷

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运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消费者期待标准作为认定产品是否存在警示缺陷的依据。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自不待言,在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下,法院依据消费者期待判断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危险,进而得出是否有缺陷的结论。例如,在“李华林与楚雄昇源农机制造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上诉案”中,法院指出,因为旋耕机的说明书未对在安装过程中若不安装防护罩就与拖拉机连动,可能产生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结果以中文做出警示说明,但这一说明对受害人这样没有旋耕机使用经验、也不具备旋耕机操作技能的普通消费者而言是必要的。由此得出结论,旋耕机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存在警示缺陷。警示缺陷的认定实际上需要考虑的是生产者是否有对产品某些特性做出说明或警示的义务。因为任何一件产品都可能因使用不当而存在某些危险,但这不意味着生产者都需要对其作出提示。对于任何普通消费者依照生活经验足以知晓的产品危险性,立法或司法并未对生产者施加必须警示的义务。因此对于警示缺陷的考察应当是多方面的,比如产品面向人群的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区域、使用语言等等,这也与前文所提到的“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的论述相统一。

三、不同类型主体的生产者认定

生产者的定义在我国法律《民法典》、《产品质量法》中均无详细规定,产品的制造、加工者无疑可以被认定为生产者。但是在科学技术、工艺水平的发展与全球生产协作的背景下,现代产品制造方式及其过程的技术化、专业化和系统化给生产者认定带来了一定的争论。

(一)原材料、零部件或半成品的制造者

司法实践中认为这类主体可以认定为产品责任的主体,如在“张国新诉闫玉军、河南省新轮贸易有限公司、江苏韩泰轮胎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以轮胎存在制造缺陷为由,判决轮胎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但通过分析这类案件的事实可知,法院认定原材料、零部件或半成品的制造者作为生产者承担责任多发生在更换、单独购买产品的情形(如轮胎之于汽车)下,也就是说,这一认定是存在前提的。在原材料、零部件或半成品不单独成为最终产品的情况下,不宜将其生产者纳入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范畴。这主要是因为只有成品生产者才对产品的质量有最终的和最重要的控制力。且在产品责任案件中,因为产品大都受损严重,探究是否存在产品缺陷、产品缺陷与损害之间有无因果关系都尚且困难,更遑论细化到产品某一部分,这会加重受害人举证的负担。在现代专业分工逐渐细化、全球生产线合作日渐紧密的情况下,将这类制造者排除在生产者之外,一则有利于鞭策成品生产者监督各个生产环节、保证成品质量,二则也最大程度保证受害人维权、起诉的便利性。

(二)标示生产者

标示生产者是指将其名字、商标或者其他识别特征标示于产品之上,表明其是该产品的生产者的任何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中明确,“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这一规定具有很强的保护消费者倾向,在一般的社会信赖下,将标示生产者划归生产者范畴,既减少了消费者查询实际生产者的压力,也能够以此避免产品生产者标识不清以及发生产品责任纠纷时标示生产者以非实际生产者为由推卸责任。与标识生产者对应的实际生产者是否认定为“生产者”的问题也需要进行讨论,因为现实中标示生产者一般作为品牌方,其一般会委托多个代工方进行产品生产,代工方作为接受他人委托生产制造产品的实际生产主体,实践中对此是否纳入“生产者”范围存在争议。有法院认为,在涉案产品标识有被告的商标及名称的情况下,即使被告主张该产品系其委托案外人代工生产,也会因为产品上的标识直接认定被告为生产者,而代工方非产品责任项下的“生产者”。但是也有法院不认可这一观点,例如在“饶士龙与沈阳双喜压力锅制造总公司、玉环县压力锅厂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中,法院要求商标权人双喜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以商标权人是否实质性参与被许可人的产品设计、制造或销售为判断标准的。换言之,商标权人许可制造商在产品上附加商标进行生产销售,在产品缺陷导致他人损害的情形下,商标权人并不直接被认定为生产者,承担严格的产品责任。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考察商标权人的参与程度标准过于模糊且容易存在争议,而且整体上不利于受害人权益保护。

(三)允许实际生产者表示其名称或姓名的名义生产者

该类型生产者与前者的区别是,名义生产者并不以产品上的外在的可识别性标记展示自身的身份。实践中构成名义生产者的情形如允许他人使用自己名下的营业执照持有人,在这种情形下,名义生产者应当与实际生产者承担连带责任。这类情形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找到法律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可以向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营业执照的持有人要求赔偿。”法院在类似情形如“广州市得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檀国平产品责任纠纷”中也持相同观点,针对名义生产者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二审法院表示涉案店铺对外经营使用的是该名义生产者的营业执照,因此名义生产者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产品的进口商

产品的进口商,视为产品的生产者。我国法院的判决也遵循了这一观点,产品责任纠纷中,进口商被视为生产者承担产品侵权责任。部分法院未直接回应这一问题,而是直接将进口商置于生产者的地位。部分法院通过引用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有关生产者的界定作为界定承担民事责任中产品侵权责任的“生产者”的法律依据,如《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已失效)等,明确进口商的性质。这类关于产品召回的规范均将“进口商”视为“生产者”,对产品负有召回管理的义务。因此,将进口商解释为包含在生产者内涵之中较为妥当,如果纳入销售者范畴,进口商可举证证明自己就产品责任存在缺陷无过错而免责,也可通过指明产品生产者、供货者而免责,如此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进口商也不宜纳入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范畴,因为“进口”这一行为与运输、仓储并不具备相同的特质。

(五)产品监制者

为提高产品质量,产品监制模式逐步推广,产品上除实际生产者信息外,也会注明产品监制方的名称及相关信息。如何认定“监制”这一行为与“监制方”这一主体,法院对此的态度是以监制方参与生产的程度判定其是否承担责任。这一程度应结合监制方和被监制方之间的具体商业合作模式、合同约定、技术方案、生产能力等因素综合判定。如果经综合考量可以认定被监制方在涉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体现了监制方的技术方案、技术要求等,则可以认定两方共同实施了制造涉案产品的行为,即监制方为实质意义上的生产者。当监制方被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生产者后,若被监制方实施了侵权行为,则应认定监制方与之构成共同侵权,监制方应就被监制方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有法院在个案中判决监制单位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是在存在生产者的情形下,生产者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责任,受害人无证据证明监制单位存在过错,因此不支持其要求监制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这类观点错误地将监制方划归为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而未考虑到这一主体的特殊性质,监制并不具备与运输、仓储行为相同或类似的特点,但却介入产品生产过程、与产品质量相关,这一主体类似生产者的性质完全符合作为生产者主体承担产品责任的原理。

四、生产者、销售者责任关系的争议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规定了被侵权人可以选择赔偿主体以及赔偿后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追偿权。《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也有相同内容。但产品责任纠纷中生产者、销售者如何承担责任这一问题无法在法条中找到明确答案,因此该焦点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诸多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连带责任说、不真正连带责任说与代付责任关系说。连带责任说显然有些难以立足,虽然生产者、销售者对外各负全部的给付责任,但对内的追偿并非生产者和销售者基于各自责任大小的内部分担关系。生产者、销售者之所以有对彼此的追偿权,是因为产品缺陷是由某一方的独立行为导致的,生产者、销售者需各自对自身的独立行为负责,从而使赔偿责任终局落定到某一方。但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不少法院在判决中支持连带责任说。例如,在“胡卫国等与广州万宝集团小天使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中,法院认为“只要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不能证明产品是合格产品,就应当对该产品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并且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就产品质量承担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说在学界得到更多的支持,代表学者有杨立新教授、高圣平教授以及冉克平教授等等。因为在生产者、销售者双方的关系中,双方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对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前者基于对产品缺陷的控制力,后者基于买卖合同中的瑕疵担保责任,而允许被侵权人自由选择,主要是基于对受害人的权益和诉讼便利保护。而追偿权的存在则使中间责任人代人受过后可以要求终局债务人终局性地承担赔偿责任,“追偿”二字正是在强调终局责任人的确认基础上,明确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与公平价值所在。该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广泛的适用,如在“张仪与浏阳市九鼎出口花炮厂等产品责任纠纷”中,法官认为受害人对于生产者、销售者是选择关系,生产者、销售者之间是不真正连带关系。在生产者、销售者均被列为被告的情况下,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对销售者的诉讼请求。

但由于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责任性质并不完全与不真正连带责任契合,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更为缓和和折中的观点。例如高圣平教授指出,我国产品责任制度中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是立法者有意选择的价值调整工具,具有不同于传统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新特质。追偿的发生则是为了避免不公平责任的产生,使得受害人权益受到损害的结果均由某一方主体导致,而承担责任的债务人并非该主体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求偿。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价值还体现在受害人具有选择权的情形中,更有助于其开展诉讼、减轻证明责任、减小某一方主体赔偿不能的风险等。张新宝教授则认为,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均是对二者关系的误读,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双方之间构成的是代付责任关系。代付责任与前述责任形态的区分在于,在这一关系中生产者、销售者双方的责任各自独立并且成对立关系,在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下另一方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五、生产者特别抗辩事由的适用困境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生产者的三项抗辩事由,即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的缺陷尚不存在以及发展风险抗辩。笔者在北大法宝以三项抗辩的内容、适用法条等关键词检索相关裁判文书发现,生产者更倾向于主张产品不存在缺陷或者受害人存在过错,而极少在产品责任纠纷中主张该抗辩,相关结果仅为法院在论证某案符合产品责任构成要件后的惯常说理。例如在“内蒙古昭华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回民区腾峰建筑设备销售部等产品责任纠纷”中,法院提及该条文时表示:本案中的安装缺陷在当时科学技术水平是可以发现并避免的,所以生产者法定免责事由不符合本案案情。法院并未对此作出详细的说明,可见法律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实施标准也是这一条文司法适用面临的难题。因此,这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较少乃至沉寂,甚至有学者评价三项之一的发展风险抗辩实质上是“一个‘沉睡’条款”。

明确特别抗辩事由的适用,可从法条出发作出合理解释。首先,在第一项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中,“投入流通”的界定是任何形式的出售、出租、租赁、租卖以及抵押、质押、典当。而产品处于生产阶段或者是生产后的仓储阶段,不应界定为“投入流通”。其次,在第二项的规定中,若产品缺陷是由运输者、仓储者或销售者的过错导致,缺陷产品致人损害,受害人向生产者主张赔偿时生产者仍需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不得以该项抗辩主张免责,司法实践中也秉持这一观点。因为这里的“免责”是最终责任的免除而非直接责任的免除。在我国产品责任立法框架下,生产者在这种情形下也必须对受害人进行赔付。第三项发展风险抗辩则面临更多的理论争议,如何界定“科学技术水平”便是关键所在,亟需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产品质量法》立法释义将“科学技术水平”界定为整个社会所具有的的科学技术水平,对此可以理解为是现有的技术水平而非某特定生产者所能够达到的技术水平。有学者将其诠释为“可合理获得的最佳技术”,由法官结合具体案件,考量科技知识的最新发展及其可获得性、同业竞争者产品设计和制造时的通常标准、替代设计的可行性及成本效益等因素自由裁量。在地域范围上,立法并未明确技术水平是以国内还是国际水平为准。笔者认为,随着全球的产品大范围流通、信息多渠道畅通,以“国际性的科学最新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标准更为科学。对这一标准的学理探讨有助于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的横向比较标准,也能够敦促生产者不断改善工艺,保持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步伐。

结语

我国产品责任制度已在修法过程中从粗糙到详细走向完善,但目前仍面临着较多需要回应的问题。加之产品责任领域问题事关重大、不容小觑,因此从法律文本出发,总结裁判经验,探求如何正确地适用法律规范,科学地构建理论体系十分必要。本文对司法裁判之评述及相关理论之考察,希冀能为更好解决产品责任纠纷略尽薄力。

 


(本文文字编辑潘婕宁。本文系陈笑薇同学原创作品,民商法律网仅对文字、格式进行轻微删改。限于篇幅原因,原文注解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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