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学,什么是你的贡献?
发布日期:2016/4/3      正文字号:
文章标签: 环境法制
[ 导语 ]

自从苏力写了《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个问题就成了许多中国法律人常常萦绕于心的自我考问。那么,环境法学,什么是你的贡献?传统观念面临危机,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新近发生的问题,也需要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阐释新的历史体验,当代法学正在经历一场“范式转换”,具体而言就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换”。笔者认为,那些“现代”与“后现代”融汇、交杂之处,那些“新”与“旧”两种势力相互角逐之所,就是我们研究后现代转向的切入口和着眼点。由于“环境法学革命”理论的研究正好聚焦于环境法学之“新”与传统法学之“旧”的对立与协调、断裂与连续关系,因此当研究环境法学对当代法学后现代转向所具有的价值时,“环境法学革命”理论就成为理想的关注对象。

[ 内容 ]

自从苏力写了《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个问题就成了许多中国法律人常常萦绕于心的自我考问。那么,环境法学,什么是你的贡献?


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我们正步入一个“后之时代”,一个位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基本上未知的领地。在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充满“现代”与“后现代”的纠缠、论辩和势力角逐:传统观念面临危机,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新近发生的问题,也需要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阐释新的历史体验,这导致我们的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以及其他理论领域都开始出现一种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剧烈变化,进而导致我们考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范式转换”。

法学领域也不例外。德国的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在《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中宣告:“现代已经终结,差不多是无可反驳的”;当代法学正在经历一场“范式转换”,具体而言就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换”。国内许多学者对此也充满忧虑,如邓正来就曾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疑问恰好说明今日的中国法学也正处于一种发展困境和理论危机之中。他提出中国法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变化的时代以及新的时代背景、知识背景下重新书写我们的中国法学”,这一问题也直接指向法学范式转换。

我们追问环境法学对当代法学的贡献,就应驻足于这样一个历史空间,驻足于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路口”和节点。环境法学的兴起应被视为当代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而“事件”一词的基本涵义,“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可以恰当地说明,我们要在历史的某些重要节点、路口去寻找环境法学兴起对当代法学所具有的“不平常”贡献。

那些“现代”与“后现代”融汇、交杂之处,那些“新”与“旧”两种势力相互角逐之所,就是我们研究后现代转向的切入口和着眼点。由于“环境法学革命”理论的研究正好聚焦于环境法学之“新”与传统法学之“旧”的对立与协调、断裂与连续关系,因此当我们研究环境法学对当代法学后现代转向所具有的价值时,“环境法学革命”理论就成为理想的关注对象。 


作为一种理论现象,“环境法学革命”理论的发展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紧密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研究倾向:(1)第一个阶段,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标准,对传统法学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进行检讨,既为自身理论建构清理根基,又为传统部门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绿化”建议;(2)第二个阶段,关注环境法学兴起对一般法理学的影响,对构成传统法学基础的“前提假设”、“前见”和“前理解”进行批判,并尝试对影响这些“前见”、“前理解”的基本信条、知识体系进行解构和重建;(3)最近的一种“环境法学革命”研究倾向,明确提出要“致力于一场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论的全方位改写”,致力于“法学研究范式的革命”。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环境法学革命”理论正是以批判和解构传统法学为基本理论取向,并在批判性地审视传统法学理论的同时,凸现传统法学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和预设观念,以此来实现对传统法学范式的超越和重构,同时也逐渐把自身纳入新的、正在生成的理论范式之中:一方面,“环境法学革命”理论聚焦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矛盾与不和谐之处,着力厘清环境法学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与传统法学的隔阂与勾连,对立与协调,断裂与连续;另一方面,“环境法学革命”理论突破传统部门法学的疆域划分,在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勾连之处展开“跨界”研究,积极与其他法学学科展开学术对话。这两种做法,能够促使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清楚认识各自的立场、观念,清楚了解各自的根基和处境,从而在一个更为全面、宏观的视域中,实现各自的思路转换、价值重构和思维方法更新,从而为最终的法学范式转换奠定基础。


借助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论辩和理论话语,我们目睹了,在法学的后现代转向之背景下,传统法学帝国的瓦解、重构以及新兴法学世界逐渐浮现出来的新景象。环境法学的兴起让我们更清楚地体会到“后之时代”的传统法学所面临的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处境:原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无法充分回应新的实践发展,造成“后之时代”的法律世界满是凌乱无序的场景,满是破碎割裂的片段,让人困惑不解,让人焦虑不安。按照传统的理论范畴——无论是部门法学划分理论还是公法、私法划分理论——来界定环境法学的地位,都无法为其找到确切、适当的定位。就其根本原因而论,是因为部门法学划分理论来自于前苏联法学理论界,这种理论自身就极不完善,针对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曾经存在“一标准说”、“二标准说”、“三标准说”和“主要标准加辅助标准说”,这种理论一直存在争议且对现实缺乏基本的解释能力;公法、私法划分理论的意义和定位也一直在历史中流变,其主要价值并不在于为部门法学作定位;而新生的“社会法”概念含纳了既有的公法、私法理论划分的疑点和难点,却不能为其提供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在原有的理论范畴下,新兴的环境法学被排斥、被驱逐,而原有的法律体系图景,也只能是芜杂混乱的堆积物──由所谓的“部门法学”堆成一片。

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现实根由,而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传统法学理论的不足。实际上,这种“碎片”现象是一种典型的“后之现代”的法律现象,或者说是“后之时代”的特有现象和普遍现象。信息爆炸是“后之时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而信息爆炸的结果之一就是会瓦解原有的分类概念和原则,导致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之间的划分日益模糊。信息爆炸同样会导致原有的知识体系崩溃,造成“整体的支离破碎”。环境法学并不是造成当代法律体系瓦解、“碎片化”的根由,但它的兴起却是揭开这一事实的最佳媒介。可以说,环境法学是当代法学发生后现代转向的生动例证。


借助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论辩,“环境法学革命”理论反思传统法律所隐含的基本信条、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揭示传统法律如何调整和影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探讨原有的法学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如何导致今日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这同时也为环境法学自身理论的建构清理根基、奠定基础。具体而言,“环境法学革命”理论在世界图景、价值取向和方法选择三个维度上检讨传统法学理论的前提预设:环境法学修正了传统法学视野中人与自然对峙的图景,崇奉与自然和谐相处;环境法学修正了传统法学将人视为经济动物、唯理性怪物的假设,通过树立“生态人”观念来修正传统法学的“经济人”观念,使人的形象日趋完整和丰满;环境法学的兴起还改变了传统法学视野中的动物图像,并区分资源与财产两种法律领域,发展“动物权利”理论和自然资源立法。顺应这种世界图景的转变,“环境法学革命”理论影响了传统法学在审视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所持有的价值选择和在解决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的思维方法,为当代法学带来了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整体主义等新的价值、理念和方法。

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假定的“格局”,任何范式的建构和转换都始于这种范式在有关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假设前提的变化。理论家能够对一个范式的认可形成共识,但在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充分成型前,却不可能对它做出完整的描述。而通过环境法学对构成传统法学基础的前提假设和基本观念予以解构和重构,同时实现环境法学自身的地基清理和根基建构,实际上也在为当代法学范式的后现代转向勾勒轮廓,为一种新范式的生成和确立勾勒剪影。环境法学对当代法学范式的后现代转向之价值在于,在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论辩话语中,我们能够捕捉到这一后现代转向的精神、气质和意蕴;环境法学在解构传统法学和建构自身的同时,直接参与当代法学范式的后现代转向这一历史进程。换言之,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论辩和理论话语,正是这种法学范式转换的证据,这些话语本身也实际地参与到这种法学范式的转向过程之中。探讨和分析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在世界图景、价值取向、思维方法等方面的断裂与连续、冲突与协调、差异与一致,有助于我们洞察当代法学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通道、路径;把对传统法学的解构和对环境法学的建构结合起来,不但是在书写“当下的历史”,也是在见证和记录一种新法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之时代”。不知不觉中,我们所熟悉的许多事物已经变化,已经有了“后现代”的影子。可能我们还没有觉察,但也仅仅是没有觉察而已,而变化确已发生。从后现代理论的眼光来看,环境法学颇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或者说可以被视为一种“后现代”的法律现象。实际上,并不是环境法学给我们带来了“后现代”挑战,而是“后现代”在传统法学中已经发生。打个比方,不是环境法学这条“鱼”腥了法学这锅“汤”,事实是法学这锅“汤”自身已经变成了“鱼汤”。

那么,什么是环境法学对当代法学的贡献?──它站在当代法学范式转往“后现代”的路口,捕捉到了时代转变的风向并将其传播给整个法学领域。事实上,它将继续引领当代法学向后现代转向这一历史进程,从工业文明时代的法律,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法律。

环境法学在今日中国法学领域的处境,很容易让人想起“鲶鱼效应”的故事。在当今法学中,环境法学就扮演了鱼群中那条“鲶鱼”的角色。它以其活跃、激进、革命的理论搅动了孤立、割裂甚至沉闷的传统法学界,因此饱遭非议和责难;但在另一个层面,它刺激了当代法学对现实、对时代的触觉,从而使中国法学的发展快速通往转向的路口,尽管道路坎坷,却有着正确的方向和广阔的前景。环境法学就是福柯所说的那种“正在开始的新事物”,“我们所瞥见的仅仅是这个事物呈现在地平线上的一束细小光亮……,但这些也许正在打开未来思想之路。”

  

(本文发表于《清华法治评论》2010年第1卷)

责任编辑:史海潮 助理编辑:孙家艺 实习编辑:谢吕玮,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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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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