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181:鲜活的原始人与生动的人类学——读《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
发布日期:2021/10/23      正文字号:
文章标签: 法学   法人类学   法哲学
[ 导语 ]

作者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原始社会生活,用整体的视角探求各种现象的本质,进而发现原始人并不如许多人设想的一样麻木无知,只要有群体精神、宗教图腾就形成了紧密无间的集体。事实上,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权利与义务,长期互惠关系及公开仪式提供了足够的约束性,这完全符合理性考量和人性本能。即便是最严厉的禁忌也存在大量的突破空间,对规则的违反可以通过巫术仪式进行补救,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 内容 ]

一、原始法律与秩序

原始社会中确实存在着民法,其并不靠宗教制裁力,偶尔违反并不会带来惩罚或舆论谴责。然而长期持久的合作互惠、公平交换存在于原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仪式迎合人们虚荣与逐利的本性。“在所有的社会中必定有一组规则因为过于实用从而无法获得宗教制裁的支持,太过于压抑以至于远离了善意,太过于注重人格的需要致使个人反而被抽象的力量制约,这就是法律的领域”。第一部分的各节作者大都在以具体事实为论据说明民法的存在及其约束性来源。

(一)人类学与原始法律

人类学具有科学性,可以拓展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原始法律这一学科应当研究形成原始部落秩序、一致性和凝聚力的各种力量,而并非当时主流观点认为的原始人类对于秩序和规则的服从是“无拘无束的激情和自由放纵的结果”,既有学说基于朴素的科学兴趣将目光集中于猎奇而不是探求普遍原则,主要依据来自于道听途说而不是深入观察分析。几乎全部既有学说都是“以原始人缺乏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条款来扩展他们的法律建构”,并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原始社会中个人完全受集体支配,奴隶般被动地服从于群体命令、传统、公共舆论和公告。

应该探讨的不是原始社会的准则有多么严重地违反现代价值观念,而是:是什么力量形塑了原始社会的法律和秩序。质言之,不能把疑问变成现实,并因其现实性而论证合理性,而是探究构成原始法律强制力的因素,即便这可能与现代法律强制力构成有很大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立法机关,强制力可能分散且复杂。

(二)互惠与公开仪式赋予规则约束力

美拉尼西亚是一个沿海岛屿,他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了独木舟所有制,其中包含着船主与船员之间的协作关系,也存在着土著居民捕鱼时复杂的经济协作关系。这些都只能根据具体事实描述原始社会的法律状态,而不是简单地用“共产主义”、“个人主义”、“股份公司”、“私人企业”这样的现代概念来界定。

回到岛屿之后,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只有少数村民分得了鱼,另一内陆社区的村民却可以拿到很多。实际上,这正是基于具有法律性质的交换行为而产生的,两村之间存在长期协作,内陆村民供给蔬菜而沿海村民负责供给鱼,双向义务迫使渔民无论何时收到他的内陆伙伴的礼物都必须予以相应的回报。这样的义务背后的驱动力量与各自需求、习俗密不可分,但还有两地区所形成的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基于此,“每个社区都有实现自己权利的武器——互惠”。

此书之前便有德国人类学家图恩瓦尔德教授指出“社会结构的对称性”和相应“行为的对称性”,本书中作者进一步阐述分析,认为正是这种对称性在维护双向服务的连续性和恰当性。无论是船主与船员还是沿海社区与内陆社区,在每一个行动中都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二元性:提供服务和负有交换责任的双方都在密切注视着对方履行义务的程度和行为的公正性。在涉及经济秩序的各种活动中,土著居民的社会行为是基于准确估量而形成的交换原则,有着“原始人强烈的自利心态和围绕着权利的精心算计”。

另一种增加义务拘束力的力量与交易中的仪式密切相关:盛大的礼节、与食物和财富的炫耀相伴而生的抱负和虚荣使得拉美尼西亚人感受到实力的表达和人格的提升。交换从不是顺畅无碍的,原始人也是十分鲜活的,他们“存在着抱怨和相互责备”、“极少有人对他的伙伴完全满意”、“渴望着逃避义务,但在履行了他的职责后便盛气凌人并夸夸其谈”。但这种规则与法律或宗教戒律也有所不同,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几串鱼、一堆甘薯或芋头,只能粗略估算,自然交易的数量就只能随着是否是捕鱼季节或收成是否丰厚而增减”。有效的社会强制力主要来自于互惠,在每次提供服务后便很快能获得回报,而实现这种交易的公共性、礼仪又与美拉尼西亚人的远大抱负和虚荣心结合,便形成对规则的保护。

(三)原始社会中的民法性规则

带有宗教特征的丧葬仪式也包含着义务性规则和背后的互惠原理,寡妇在仪式中的悲伤程度直接影响着死者的兄弟和母系亲属的满意程度,而她将在丈夫去世后的仪式中获得丰厚的礼仪性报酬。

在该社群中,女子从夫居,但却因特殊的亲属观念而依赖自己的兄弟给养家庭,这种长期协作关系也与互惠及仪式相关。女子的兄弟需要整理出最好的甘薯,经过两轮仪式性展示送到她家,在这个过程中,“食物的展示、比较和公众的评说对食物贡献者施加了明显的压力”。而互惠的力量则更为深远,女子的丈夫需要定期献上礼物作为回报,她的孩子也要尽力帮助舅舅。

大部分经济交易行为是建立在互惠礼物和对等礼物锁链基础上的,基于亲属观念,丈夫一方与妻子、子女和妻子的兄弟一方之间会进行交换。巫术和宗教仪式也是如此,“除了它的最初动机和效果外,几乎每项行为,都被视为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义务,无论何时,或迟或早都会获得由习俗约定的对等回报或对应的服务”。巫师有义务施展如捕鱼、战争等作为公共制度的巫术,他会获得特权地位。而在一年一度的迎接魂灵返回村寨的宗教仪式中,送祭品给已死亲属的魂灵一方面能够抒发情感,另一方面,“剩余食品在实现了它的精神的抽象作用之后,其普通消费品的价值依然如故”。

互惠和公平交换的原则是无处不在的,即便是宗教色彩浓厚、手握大权的首领,在重大事务如宣战时,也要按照正式的仪式“接受他的属民提供的财务、劳役和支持,最后按一定的比例回报”。近亲团体也是一样,单纯的群体情感并不能持续维护和谐,“在最亲近的亲属群体中一旦发生争执和产生纠纷,极端的利己主义就将盛行并且必然控制着亲属关系的整体趋势”。

(四)法律性规则只是总体规则的一部分

法律规则不过是总体习俗中一个确定的形式,将所有规则不加区分地混杂在一起是无法分析的。习俗的约束力来源与法律规则有很大差异,“习惯的力量,对于传统要求的敬畏和对情感的传统依附以及满足公众舆论的需要——这一切的结合,使得习俗由于自身的缘故而被遵行”。具体而言,对于传统贸易规则的遵守实际上非常合乎理性考量,并且得到了实践的充分验证;而人际关系中的规则,面临较强的舆论压力;娱乐活动中想要获得竞技的快乐就必须遵守规则;巫术仪式等神圣事务有着强烈的对超自然的制裁和神圣事物不可亵渎的情感支持......这些都证明“在原始社会中除了法律规则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主要是由心理动机或力量来支持的规范和传统戒律,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具有法律特征的规则迥然不同”。

法律与其他规则不同之处在于其强制力主要由互惠服务的长期合作形成,配合公开形式予以约束。作者主要驳斥了群体情感解决一切服从性问题的观点,并指出正是由于缺少对原始民法的注意而将所有的处罚归于刑罚,认为原始社会中“法律的核心是一系列的禁忌”的错误观点才导致这样的武断结论。事实上,实质性戒律的强制处罚并非单纯的刑法或民法所能概括。实质性民法统治着部落生活,其中权利与义务相对应,通过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互惠与公开性保证其效力。

二、原始犯罪及其惩罚

作者认为众多人类学家正是因为受到朴素的“科学兴趣”的支配才会过分专注其中具有戏剧色彩的事件并得出偏颇的结论,通过对报复性巫术、乱伦、通奸、谋杀、部落血仇等的描述而论证原始社群是能够排除自利因素,严格遵从秩序的存在。但科学的本质本非如此,“从长远看,科学所建立的是一个基于普遍有效的法则、被确定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所驱动、并遵循着几条基本原则规范因而井然有序的世界”。因此,作者用第一部分“原始法律与秩序”试图描绘原始法律的普遍现象,认为众多事件体现出民法(或民法在原始社会中的对应物)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法律原则之下,还有许多具体制度,其运作也需要给予关注,包括制度间的协调、冲突。

以禁止氏族内部联婚和交合的规则为例,作为图腾制度、母权制和亲等划分制度基石,这一禁令在道德和观念中被人们视为几乎最重要、最严厉的规则,“他们相信疼痛、疾病甚至死亡,都会与氏族乱伦相伴而来”。然而事实上,违反外族通婚的交合频繁发生,舆论和超自然的制裁都并不会主动出击,“一旦事情隐秘而又得体,甚至无人诚心制造麻烦——‘公众舆论’就成了闲谈,从而给予任何严厉惩罚的禁令就更无从谈起”。而且违反这一规则还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只要施展一系列特定巫术典礼,就能剔除恶果。这种矫正措施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超自然的制裁连同适当的矫正方法,就显示了相当的灵活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氏族内部亲密性也存在差别,“在一个男子看来,他与同氏族的女性并非是一个没有差别的团体,也非一个同质的‘氏族’,而是一个彼此相互区别的个体的集合”,罪行随着亲等递减而减轻。

三、结语

只要深入观察并且做整体认识就会发现,原始社会的人们并不像当时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麻木无知,有着不违反规则的本能,无意识地服从规则并且遏制自己天生的惰性。习俗本身并不足以抵抗本性,“法律最基本的作用就在于约束人类某些自然的癖好,限制和制约人类的本能,强化一种非出自于本能的义务性行为——换句话说,就是保证人类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建立一个互相让步和互相奉献的合作基础”。消极的法律规则、部落禁律具有同样的灵活性和适应力,基本原则之间以及其下的各种具体制度间具有很大的张力,它们必然产生冲突而又一定有途径予以解决。



作者:王滢

本文系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参考文献 ]

[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法律出版社200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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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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