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合理期间”之路——基于“慷慨的一个月”大致基准和有关“不利益”的政策根据- 论文集萃

2016年5月4日第29868篇《现代法学》　2014年第1期

通往“合理期间”之路——基于“慷慨的一个月”大致基准和有关“不利益”的政策根据

作者：武腾　中央财经大学　

内容摘要

为标的物的不适约确定一个合理通知期间，德语区近年来兴起的经验是以“慷慨的一个月”为大致平均基准，美国法上则是以出卖人是否可能遭受“不利益”为政策指引。前者着眼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但也因过于固定而受到批评；后者具有较强的个案适应性，不过对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影响较差。应承认通知期间规则背后有多元的制度目标，包括保障出卖人及时补救、搜集有利自身的证据和减少违约损失等。这些政策根据主要可归结为保护出卖人免受不合理的实质不利益。我国适宜构建以有关“不利益”的政策为根本指引，以相对固定的起始范围为辅助工具的合理期间确定模式。《买卖合同法解释》罗列了诸多确定合理期间的考量因素，其中的位阶和内容值得厘清。

关键词

合理期间；慷慨的一个月；有关“不利益”的政策根据；

结构框架

一、“慷慨的一个月”基准的兴起
（一）德国法的严格规则及与相关国际公约的关系
（二）“慷慨的一个月”基准的形成和发展
二、有关“不利益”的政策根据的发展
（一）现行美国违约通知规则及其早期根由
（二）有关“不利益”政策的成熟与UCC第二编的修正
（三）围绕 CISG 第39 条的美国学者立场
三、我国“合理期间”确定的政策指引和操作方法
（一）有关“不利益”的政策根据作为根本指引
（二）检验、通知期间之和长于“慷慨的一个月”
（三）为合理期间提供有一定“宽裕度”的“起始范围”
（四）《买卖合同法解释》中罗列因素的位阶与内容澄清
四、结论

（实习编辑：王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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