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土地的“三权分置”政策施行的实然性并不意味着法理上的应然性，既有“三权分置”的政策制度缺乏演变为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理论上也没有达成“三权分置”权能配置的基本共识。究其根源，乃在于“三权分置”存在政策上与法律上不同的解读路径。事实上，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为了避免“三权分置”政策在路径依赖中形成“路径封锁”，我们不应当企图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展开有关承包权和经营权的立法设计，而要从法律自身逻辑体系之中寻求适当的路径。遵循民商合一的基本理念、团体主义的方法论以及“所有权-用益物权”的物权体系，再解读“三权分置”政策，“三权”应为所有权、成员权、用益物权。就法律结构而言， “三权”在民法典中应表达为财产权，在物权编之中则表达为“所有权(成员权)——用益物权”。现行《物权法》中有少许成员权的规则，但仅关注到成员权的一般规则并存在权利错位与缺失。因此，法律上还应当重点确定承包权等特殊成员权的基本规则。同时，承包权回归为成员权，也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原为经营权。基于经营权客体的特殊性，经营权的法律制度设置应当遵循集体经济组织监控的前提，反映到经营权基本规则的设计上，即表现为经营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需要取得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或备案)，方能依法登记产生物权效力。

“三权分置”；“两权分离”；政策；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