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股权出质仅使质权人对股权享有变价权,出质股东仍保留完整的财产权与管理性权利。出质人行使表决权等管理性权利会对股权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也会间接影响质物价值和质权人经济地位。但是一般认为,质权人同意不适用于通过形成法人团体的意愿而产生的权利变更,因为出质股东的行为并非单独且直接对股权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其表决行为也不构成妨害。股东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而质权人原则上不负有此类义务,无权通过同意要求来决定股东的行为。
当事人虽可在质押合同中约定出质人负有维护质权人利益、防止股权贬值的义务,但是当质权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违背时,出质股东仍应以公司利益为重;即便出质人违反约定,至多使其向质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加之股权价值本身具有较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且质权人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获取信息具有延时性。要求出质人提供担保仅为事后救济措施,未必能够及时阻止出质股权贬值的事实发生。
相较而言,股权让与担保的债权人作为公司股东有权介入公司的经营决策,从而监管公司的业务和资金流向,防范公司股东增加风险性投资,以及不当利用公司资产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通说认为股权让与担保权人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股东,既不享有股东的权利也不承担其义务。目前适用于股权让与担保的观点与动产让与担保的担保权构造说更为相似。但是股权不存在占有外观,让与人和受让人也无需借助占有行使股权,因此不会产生动产让与担保中“表见所有权”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股权变动模式,受让人取得的都是与股东资格相关的概括性权利义务。股权让与需完成股权变动登记、股东名册变更等相应程序并告知目标公司,让与人随之丧失股东身份,无权再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仅在债务清偿后才有权向受让人要求回复股东资格,不存在“名实分离”的表见股东问题。
实践中即便出现让与人仍在目标公司行使管理性权利的现象,也不构成对股权让与真意的否定。让与予人的权利来源于受让人的授权,既可以是明示的代理权授予,也可以基于意思表示解释规则认定为默示授权。只要当事人达成转让合意并完成法定公示程序,即便让与人实际控制目标公司或事实上参与公司的决策,也不足以推翻股权让与的真实意思。唯有如此,双方的担保目的才能如期实现。
若当事人暗中转让股权,受让人获得股权未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完成登记(甚至未通知公司),受让人无法向公司行使股权,仅能以受让股权担保其对让与人的债权。这种情形与动产占有改定类似,可例外地适用担保权构造,但因欠缺法定公示,受让人难以依据《担保制度解释》第68条主张优先受偿权。
由于股权让与担保的客体并无占有与所有分离的现象,加之缺乏担保物持续流转的需求,使得类比动产让与担保而限缩受让人地位的解释路径不适用于股权让与担保。所以,意思表示解释仍应回归于通常的文义解释——股权让与。
(一)内部关系
股权让与担保在性质上属于自益型信托,其法律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物权法层面发生完整的股权移转,债法层面存在担保目的的约束。让与担保的设定采用让与权利的方式,所以担保物权与被担保债权之间并无法定从属性关系,两者关系取决于当事人意思。在无条件让与模式中,被担保债权消灭仅使受让人负有返还股权的债法义务,股权并不自动复归于让与人;在附条件让与模式中,被担保债权消灭是股权移转的解除条件,条件成就时股权自动复归于让与人。由于解除条件何时成就通常不明,德国实践中极少采用附条件让与模式,约定不明时通常推定为无条件让与。
担保约定的内容通常包括:一是让与人的权利移转义务;二是受让人就担保物或担保权利的正常对待义务,如股权遭第三人申请强制执行时的通知义务;三是股权变价与清算规则,被担保债权届期后受让人需对股权进行清算,履行“多退少补”的义务,并不直接享有受让股权的完全权利。此外,当事人还可对管理性权利的行使作出约定。
若受让人向公司主张表决权等管理性权利,让与人、公司或其他股东无权以股权让与系担保债权为由否认受让人的表决权。股权让与担保引发股权移转于受让人,受让人同时负担着以担保目的为基础的债法义务,但该义务不能约束公司和其他股东,其无权主张受让人行使股权超过担保目的而无效。
与此同时,受让人需承担完整的股东义务,包括出资义务与忠实义务。就出资义务而言,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本身即足以证成受让人对公司的出资责任,其无权以担保为由否认股东身份,《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9条直接否定受让人出资义务,缺乏正当基础。就忠实义务而言,受让人作为股东需对公司保持忠诚,促进公司利益,不得损害公司与其他股东权益;若受让人取得公司控制权,其滥用权利的行为同样构成忠实义务违反,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甚至可能导致失权后果。
(二)外部关系
股权让与担保的外部关系围绕作为受让人的担保权人展开,遵循物债两分的效力规则。例如,受让人对第三人对股权实施的侵害行为主张侵权责任。再如,受让人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行为系有权处分,即使违背担保约定,也只是向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具体而言:
受让人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股权时,让与人有权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强制执行的外观主义仅基于执行效率考量,并非认可偏离于真实权利的外观状态。股权让与担保中,受让人仅为担保目的临时保有股权,股权并非其责任财产;只要被担保债务尚未到期,让与人享有的返还请求权即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让与人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股权时,受让人应有权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德国通说亦持相同立场。受让人的自主变价权所得通常优于强制执行程序的变价收益,该制度优势属于当事人的特殊交易安排,应予尊重。此外,股权让与担保相对于股权质押的治理优势,出质股东的债权人也无权剥夺。让与人的债权人至多只能查封让与人可能享有的返还请求权,不能直接执行股权本身。
让与人破产时,受让人仅享有别除权,因担保目的使得受让人享有类似担保物权人的法律地位。根据破产法规则,未到期债务在破产程序中视为到期,受让人有权就股权的变价款在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若变价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剩余部分作为普通债权参与破产财产分配。
受让人破产时,让与人在担保目的落空或债权清偿后享有取回权。在被担保债权获得清偿前,受让人的破产管理人有权拒绝让与人的返还请求。在被担保债务清偿之前,担保财产不属于受让人的责任财产,破产债务人的债权人不能从担保财产中获得清算满足。
(一)一般约定
质押合同通常应当在债法上明确质权人的权利和出质股东的义务。质押合同首先应明确质权人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同意权范围,同时设定出质股东的注意义务与报告义务,约定出质人应避免实施损害质押股权价值的行为,及时向质权人通报管理权行使情况、股东会议程与拟决议内容。若出质人违反注意义务,质权人通常有权终止贷款合同或请求追加担保。股东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优先于约定的注意义务,出质人基于忠实义务作出的表决即便损害股权价值,也不构成违反其对质权人的注意义务。
(二)表决权代理
《公司法》第118条仅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表决权代理,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同样存在表决权代理需求,可适用该规则,也可借助《民法典》的代理制度授权第三人参与表决。代理权授予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在质押中,出质人原则上可撤回代理权;当事人亦可约定代理权不可撤回,但该约定仍受基础关系终止、重要原因的例外限制。此外,不可撤回的代理授权不消灭出质人自身的表决权,二者冲突时适用“先表决者优先”的原则。排他性代理权应解释为仅具有债法效力,不足以消灭被代理股东的表决权。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禁止股权分离原则的影响,股东不得在保持原有地位的同时,将表决权让与非股东。同理,第三人即便获得股东的许可,也无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表决权。
(三)表决权拘束协议
由于有限责任公司遵循禁止股权分离原则,因此股东与非股东签订的外部表决权拘束协议原则上无效。但作为第三人的质权人根据其担保物权对出质股权享有变价权,对质押股权享有法律认可的利益,足以避免公司受到一般性的外部影响,司法实践对此种例外情形予以认可。该协议本质为债法约定,不具有组织法效力,违反协议的表决行为本身不影响公司决议的效力,违约股东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损害赔偿救济存在举证难、补偿不足的缺陷,质权人可通过两类路径强化救济:一是提起将来给付之诉,在股东会召开前请求法院判令出质人按约定表决;二是在情况紧急、可能造成难以弥补损害时,申请诉前行为保全,禁止出质人违反约定表决。
主流司法实践将股权让与担保作为担保权对待,机械套用动产担保功能主义的理念,忽视了受让人通过受让股权以行使管理性权利的真意。股权让与担保应当尊重当事人让与股权的意思,采用所有权构造解释股权让与担保的内外部关系。当事人之间股权移转的法律效果原则上应获认可,只在破产和强制执行的例外情形中根据担保目的予以调整。
由于股东义务所伴随的风险可能大于获得股东资格带来的收益,债权人也可在股权质押关系中完善质押合同条款,以加强其对于出质股权中管理性权利的控制力度,以期对公司决策和运营施加更大的影响。
(本文文字编辑李贵柠。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股权让与担保的真意辨析——兼与股权质押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