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爱华:代理人私刻公章,被代理人免责吗?
2020年7月8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代理   代理权   表见代理   可归责性
[ 导语 ]
      代理人私刻公章时,被代理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自《合同法》颁布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裁判实务中,也呈现出肯定被代理人责任说与否定被代理人责任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娄爱华副教授在《私刻公章与被代理人责任》一文中,通过分别研究私刻公章排除与不排除被代理人责任的案型,对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进行了类型化分析,指出了私刻公章这类疑难案件,其本质上反映的是我国代理法理论体系的内在缺陷,并就此提出了具体的解释建议。
一、私刻公章不能排除被代理人责任

对于存有私刻公章情形的案件,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被代理人责任问题的思考是因循表见代理的路径展开。认为私刻公章得以排除被代理人责任的根本理由在于:既然公章属于私刻,则与被代理人无任何关联,据此可认为被代理人无过错、与被代理人行为无关联、非属于被代理人可控制之风险,因而其不承担有权代理法律后果。但是,上述观点在审判实践中并未得到完全认可,情形有二。

第一,在有的案件中,即使判定被代理人不适用表见代理规则而不承担责任,被代理人责任的排除也并非是因私刻公章。例如,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委托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无锡招行主张长春光大行员工张磊私刻公章,虚构委托投资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法院认为,无锡招行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张磊有代理权。也就是说,本案法官所关心的并非私刻公章是否排除被代理人责任,而是是否有其他的要素足以让被代理人承担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第二,在有的案件中,被代理人最终是否承担有权代理责任,取决于按照不同的归责原则,被代理人能否被归责。例如,在“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心支公司与刘雷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中,虽然存在天安保险公司的营销部伪造公章出具虚假保单的行为,但法院认为,作为善意相对人的被保险人,在上诉人的营销部购买第三者综合损害责任险,其有理由相信购买的保险是真实的,保单的内容也并不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即使上诉人不知情,也不能免除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即满足作为相对人的合理信赖、相对人诚信无过错、被代理人能够通过加强监督管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这三个要素的,被代理人仍应承担有权代理的责任。

二、私刻公章中被代理人责任的案型评析

(一)私刻公章构成被代理人责任

前述天安保险股份公司案中的情形属于“表象代理”,即被代理人虽无授权行为,但若已尽到注意义务,则可以避免代理人以其名义行为的代理。表象代理也被称为不知情的表见代理,由于被代理人在不知情的情形下仍要承担责任,因此需要严格适用。应以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之外的其他因素辅助证成其责任的成立,例如相对人的合理信赖等。

另外,“容忍代理”也属于可归责性本身不足以单独使被代理人承担责任的代理类型。容忍代理是指被代理人虽无授权行为,但容忍了代理人以其名义行为的代理。因此,容忍代理可以界定为知情的表见代理。由于容忍代理场合下,被代理人并不存在授权的意思表示,虽具有可归责性,但与表象代理一样,也须在该可归责性与其他要素相结合。在足以证成被代理人应承担责任时,被代理人才承担有权代理的责任。

综上,在“表象代理”与“容忍代理”下,只有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与诚信当事人的合理信赖共同作用,才足以导致被代理人承担有权代理的后果。由于私刻公章有助于促成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因此在表象代理、容忍代理场合具有法律意义。

(二)私刻公章无涉被代理人责任

《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文将代理权的这三种情形总结为“外有内无、外大内小、外存内亡”,三者共性在于外部关系中授权的存在。

“刘汉清与上海玲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属于代理权“外存内亡”的典型案件。其基本案情为:叶强原是上海玲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代理人,但两人在解除基础关系后并未通知相对人,相对人仍然和刘汉清签订了合同。在被代理人通知相对人劳动关系解除前,相对人不知道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内部关系的变动。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真意保留”,即表意人自己虽未向相对人表达其真意,但仍应依其表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本案法官仅依凭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授权关系作出了被代理人应当承担有权代理责任的判决,也即是说,“外存内亡”的代理权构成了被代理人承担责任的唯一理由,法官并没有考虑私刻公章有助于形成授权表象,也没有多多益善地为授权表象寻找支撑要素。

综上,与表象代理与容忍代理不同,最终认定有权代理的各种情形的共同点在于:仅依照“有授权”的单一要素,代理行为的效果就归属于被代理人。此时,无需考虑私刻公章行为对责任归属的影响。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被代理人应当对相对人承担有权代理的责任,并不意味着相对人就一定能获得有权代理的保护,在相对人有恶意的场合,应褫夺相对人本已获得的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

三、私刻公章问题的疑难成因与代理法体系的调适

《民法总则》第171条、第172条规定的代理权“外有内无、外大内小、外存内亡”三种情形究竟属于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理论界见解不一。但可以看到,在实践中,因为将这三种情形认定为无权代理,导致了表见代理的认定规则复杂且不稳定。在无权代理的解释论下,由于表见代理难以认定,有人提出应当在确定是否存在授权表象时考虑尽量多的要素。这一思路固然具有强化“授权表象”论证的效果,但也会导致法官在审理个案时,容易陷入衡量各个要素的繁琐工作中,进入动态体系论的迷途,从而导致表见代理认定的不确定性增强,甚至有被滥用的可能。

因此,将“外有内无、外大内小、外存内亡”三种情形解释为有权代理,构建“大有权代理、小表见代理”的模式,对于体系的清晰明了和融贯一致而言更胜一筹。首先,更加符合意思表示的基本原理,不论被代理人是基于无意的错误、还是故意的真意保留,做出了不符合其本意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都应以相对人收到的为准;其次,理顺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主张这三种情形构成无权代理的观点,认为此时相对人只要证明授权表象的存在即可证立被代理人责任,这与容忍代理和表象代理中的较为严苛的证明责任并不一致,而有权代理的观点为证明责任机制的不协调提供了解释基础。再次,提高了民法体系的融贯性和一致性,这三种情形下的相对人与债权表见让与中的债务人具有相似的地位,在债权表见让与中,债务人依照债权人通知所为的清偿为有效清偿,依照同原理,被代理人也应依照对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即应判定为有权代理。最后,可以避免法律行为制度在代理领域的虚化,如果代理制度中的大部分规定涉及的是无权代理及表见代理,代理制度位列法律行为制度的合理性,法律行为制度在民法总则中的统摄力也会下降,认为三种情形属于有权代理,则能解决这一矛盾。

若将“外有内无、外大内小、外存内亡”三种情形作为有权代理,最大的障碍是《民法总则》第171条将这三种情形作为典型的无权代理,并规定了种情形下的“追认”问题。为了文义的准确,可以考虑将《民法总则》第171条规定精简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直接依无权代理的原理解释该文句,以区别于《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的三种情形。

四、结论

私刻公章的情节不足以排除被代理人的责任,应考虑具体的案件类型。如属于容忍代理和表象代理,则应当考虑私刻公章是否证成了授权表象,并进而证成表见代理的存在;如属于“外有内无、外大内小、外存内亡”三种情形,则不应再考虑私刻公章具有证成表见代理的作用。为建构合理的代理法理论体系,可以考虑将《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的“外有内无、外大内小、外存内亡”三种情形作有权代理的解释,并调适第171条的表述或解释结论。



(本文文字编辑章金。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私刻公章与被代理人责任》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娄爱华:《私刻公章与被代理人责任》,载《法学家》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娄爱华,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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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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