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相见:死者“人格”的规范本质与体系保护
2021年4月25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人格权   死者人格利益
[ 导语 ]
       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死者并未从法律世界消逝,为认识到死者“人格”保护旨在维护死者生前形象,了解死者“人格”的规范意义,吉林大学法学院曹相见教授在《死者“人格”的规范本质与体系保护》一文中就死亡的意义进行阐述,揭示出死亡具有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双重公益,指出死者“人格”的保护范围应限于维护死者生前形象的“名誉”,请求权基础则可在民法体系内解决,并指出应将具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通过漏洞填补的方式纳入第185条的保护范围。
 一、民事权利的生死机理

(一)权利能力的本质规定

关于权利能力的本质,存在两种意见:第一,权利能力的确定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并随着社会进步、文明提高而变化和改进;可以剥夺和限制;第二,权利能力作为主体资格,其期限规定有自己的法理根据,不能随意为之。  

民事权利和权利能力不可分离。具有生命的存在是法律主体和权利能力的内在规定性。权利能力作为形容主体的伦理概念,必然以自由意志为前提。有权利能力,才可能具有某项权利;没有权利能力,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如果某个主体享有某项权利,必然意味着其具备权利能力。

(二)胎儿保护的民法机理

关于胎儿保护的法理基础,有三种不同学说。一是延伸保护说,认为人在出生前和死亡后仍享有人格利益,法律对人的保护应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二是权利能力说,主张受法律保护者,以具有权利能力为前提,因此胎儿自受侵害或受孕时具有(部分)权利能力。三是特别拟制说,认为胎儿非权利主体,本不具有权利能力,但为未来生活计,当其出生为活体时,有特殊保护之必要,故视为具有权利能力。

延伸保护说看到了胎儿保护的必要性,但未对胎儿保护的机理进行分析,等于未有说明;以胎儿保护类推死者“人格”保护,也忽视了二者的内在区别。认为权利能力始于受孕的观点有“不完全人的成长”的自然法依据,但难以服人:其一,权利能力作为一个伦理概念,但胎儿尚未与母体分离,其作为母体的一部分,不存在独立的伦理需求。其二,权利能力概念的要义,不仅是生命,还在于意志。其三,认为权利能力始于受孕将颠覆现行法秩序。因此,笔者赞同特别拟制说。    

(三)著作人格权批判

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在作者的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之后依然存在。正是因为著作人格权的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著作权具有“人格-财产”一体性。然则,所谓的著作人格权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作品虽然经由作者劳动而形成,凝结了作者的智慧和思想,但劳动过程并不影响权利对象的性质。作品署名的目的在于满足作品公示的需要,即表明作品的归属。作品独立于任何的物质存在。这具有公众审美上的公益属性,与人格权的专属性截然不同。  

(四)财产继承与身后自主

1.财产继承意思说是一种误解。人死之后权利能力消灭,其生前意思对生者不应具有拘束力。但考虑到尊重死者遗愿这一伦理道德及死后亲属的扶养需要,法律才赋予死亡这一事实以物权变动的效果,而不是任由被继承人财产处于无主物状态。因此,虽然被继承人的所有权是继承权的前提,但不能由此认为继承权是被继承人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死者意志无法穿越民法的生死线,身后财产权亦不存在。

2.所谓身后自主权也不足取。身体组成部分的生物存在具有独立性,原本为外在的客观之物,在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后,也具有了伦理、道德属性,因而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在现代科技背景之下,身体组成部分可以脱离母体而存在,亦可与其他任何主体相结合。因此,就身后自主权而言,虽然存在权利主体的遗愿,但在主体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身体组成部分可以具备功能上的一致性。既然存在权利主体的遗愿,即意味着身体组成部分在主体死亡前已获得功能一致性。

二、死者“人格”的利益结构

(一)死者“人格”的意义脉络

死者“人格”即指关于死者的认知符号,其实就是死者生前形象,所以说它根本就不是人格。符号世界既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破坏符号世界就必然影响现世的法律世界。死者“人格”由此存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二元结构。

(二)死者“人格”与公共利益

就认识论而言,真实的符号世界是社会认知的前提,破坏符号世界的真实性构成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法律对死者“人格”的保护,既不是死者生前愿望所决定的,也不取决于任何朋友或亲属的愿望,而是法律秩序的和谐发展所使然。就实践论而言,具有高尚品格、坚韧意志的英雄烈士、历史人物具有道德引领功能。《民法典》185条规定英雄烈士的保护,道理也在于此。

(三)死者“人格”与个人利益

死者生前形象在构成符号世界中的公共利益之外,还存在个人利益。对此,学界的有力学说是近亲属权利保护说,此又分为两种学说:一是近亲属名誉保护说,认为保护死者“人格”实际上是保护近亲属的名誉。二是近亲属祭奠或追思利益保护说,主张近亲属对死者生前形象享有怀念、祭奠、追思或美好情感的法律利益。本文赞同第二种意见,原因如下:其一,人格具有专属性,即人格特定于主体,此种专属性并不因人格具有主观性而丧失。其二,自然人生前表达亲密感情的方式与死后大为不同。

三、死者“人格”的法律救济

(一)救济范围

从解释论上看,死者“人格”的保护范围应以“名誉”为限,保护了死者“名誉”就维护了死者生前形象。

第一,无需考虑荣誉,荣誉的本质是对行为人的社会评价,虽然其与名誉一样都是外部评价,但与行为人的努力、品行直接相关,构成行为人尊严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人的事物。虽然荣誉在授予主体、表征内容上均与名誉不同,但只要它仍系针对行为人的社会评价,此种不同就不具有规范意义。

第二,隐私作为死者“人格”的保护范围不妥当。其一,真实性是符号世界在认识论上的基本要求,禁止对死者“隐私”的探究,将有损于此种真实性,从而有碍于人类认识世界。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3条曾将死者“隐私”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但《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人格权编》没有沿袭立法惯例,《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直到三审稿才予以规定。这表明立法者最初对死者不享有“隐私”有着充分的考量,只是后来才没有坚持住立场。

(二)规范基础

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上看,《民法典》185条为英雄烈士的身后“人格”提供了无期限的保护。本条所规定的公共利益旨在为英雄烈士提供救济机会,而非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当然,本条规定的公共利益应进行目的性限缩:活着的英雄虽然也具有公共利益,但其救济完全可在名誉权项下解决,而不是适用本条;死去的英雄、烈士如果有近亲属的,也不应适用本条,而是按照一般死者“人格”诉讼处理。这就将英雄烈士保护条款置于补充性地位,而赋予《民法典》994条基础性地位。

(三)保护期限

《民法典》994条将死者“人格”保护的请求权主体限定为近亲属。但政策上宜对英雄烈士加强保护,而将一般死者生前形象保护的请求权主体限于近亲属。解释论上宜采漏洞填补的方式,将那些具有重大公益却无近亲属的历史人物纳入《民法典》185条的保护范围。


四、结语

死者不是任何权益的归属主体。但死者并未从法律世界中消逝,其生前形象作为符号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存在认识论、实践论上的双重公益和祭奠、追思的个人利益,不可谓不重大。不过,对死者生前形象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动用刑罚手段,其请求权基础完全可以在民法体系内解决:《民法典》994条具有基础性地位,第185条则起补充作用。但《民法典》在进行体系协调时,如何界定具有重大公益的“历史人物”,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本文文字编辑丁一。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死者“人格”的规范本质与体系保护》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曹相见:《死者“人格”的规范本质与体系保护》,载《法学家》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曹相见,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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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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