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
2021年6月9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社会   编纂技术   编纂争议
[ 导语 ]
       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均将社会信用法列入三类立法规划,但立法条件尚不完 全具备,仍需要继续研究论证。与当前轰轰烈烈的社会信用实践和社会各界对信用立法的热切期待相比,这部立法的进程显得比较缓慢。同时,社会各方对于制定一部什么样的社会信用法仍然未能达成一致共识,对于立法方案还有较多争议,私权利主体和公权力主体的信用问题如何在立法中摆布以及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信用和中国本土创新的公共信用之间关系如何处理,成了立法推进的难题。对此,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王伟教授在《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一文中,以信用主体、客体关系的细分和解构为基础,就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问题展开探讨。
一、社会信用法:超越政策主导和地方试验的法治工程

从当前社会信用建设的实践来看,制定社会信用法是超越政策主导和“地方试验”,构建信用立法体系的重大法治工程。其一,社会信用法旨在超越现行“政策推动、行政主导”的信用建设实践,确立社会信用实践的合法性根据。其二,社会信用法旨在统一信用法制,突破“地方试验”的局限性。目前,部分地方通过制定地方信用立法,开展了信用立法的“地方试验”。制定社会信用法,是将地方信用立法经验凝练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必由之路。

二、解构社会信用法:信用法律关系与立法模式之辨识

(一)社会信用法的两种立法方案:基于信用主客体的解构

信用法律关系中主体和客体的界定是解构社会信用法的基础和前提。依照经典的法律关系理论,信用法律关系主体就是信用关系的直接参与者,而信用法律关系的客体为体现特定主体信用利益的行为。基于信用主客体的解构,社会信用法的立法进路可以概括为两种立法方案。

第一种,“分别调整”立法方案。在信用主体方面应当区分私权利主体和公权力主体,在信用客体方面区分经济信用和公共信用,分别进行立法调整。本文所论述的“小法”模式、“中法”模式属于此种方案。

第二种,“整体调整”立法方案。以当前的四大诚信体系建设为基础,将其整体纳入社会信用法中,确立基本规则体系。包括本文所论证的“折中”立法模式,以及主张全面规定私权利主体信用、公权力主体信用的立法设计的“大法”模式。

(二)社会信用法的四类立法模式:基于主客体组合的辨识

按照信用主体、信用客体的形式与实质结合程度,可以将以上两种立法方案细分为小法、中法、大法、折中法四种立法模式。

“小法”模式对信用采狭义界定,强调信用的可量化性,仅规制私权利主体履约方面的经济信用,即:经济信用=私权利主体+履约状态。“中法”模式对“信用”采中义界定,认为信用主体是指私权利主体,但客体则包括履约状、守法状态,即:信用=私权利主体+履约状态+守法状态。“大法”模式对“信用”采广义界定。在主体上,包括私权利主体和公权力主体;在客体上,包括履约状态和守法状态,即:信用=私权利主体信用+公权力主体信用。由此,社会信用法应当对私权利主体和公权力主体的信用进行全面规定。“折中”模式是取乎于“大法”和“中法”模式之间的一种立法选择。即:重点调整私权利主体的信用问题,对公权力主体的诚信问题主要是基于价值观层面的要求而仅作原则性规定。

三、信用客体范围的界定:公共信用缘何应当纳入社会信用法调整

第一,经济信用是衡量信用状况的经典维度。在社会信用立法的过程中,可以将经济信用中形成的重要规则提升到社会信用法中去进行立法规制,形成经济信用的法律规则体系。

第二,公共信用是衡量信用状况的新维度。基于我国社会信用的法治现实,将守法状态视为信用客体,并运用法治手段加以规制,已经具有了充分的法律正当性。

第三,制定社会信用法是规制“泛信用化”的根本路径。我们应当首先厘清社会信用法与一般法的法律分工。基本法治逻辑应当是社会信用法规定失信惩戒的法治原则和规则,而一般法则根据社会信用法的要求明确特定范围的违法行为可以适用信用惩戒。

一方面,失信惩戒的运用实际上取决于一般法的调整结果。一般法需要对是否构成违约或违法进行认定,可谓是一次调整;而专门的社会信用法对那些需要纳入信用管理或信用惩戒的行为进行规制,并产生信用法上的法律后果,可谓是二次调整,但二次调整不能简单等同于二次处罚。

另一方面,社会信用法为失信惩戒提供立法指引。一般法设定失信惩戒措施应符合社会信用法,社会信用法应当明确相应的法治原则和法律规则,从而为失信惩戒机制提供合法性根据。

四、信用主体范围的界定:公权力主体信用问题纳入立法的正当性

第一,诚信价值观对公私主体的内在一致性要求。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具有公私一体遵循的观念基础。关于公权力主体信用建设的理念、原则和基本规则,应当由社会信用法进行规定,真正将诚信价值观融入法律体系,从而向社会传递这种公私一体的诚信价值观。

第二,公权力的管理已经实质性渗透到社会信用领域。从社会信用建设的实践来看,政府与市场、官与民的关系已经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信用问题并非仅仅依靠私法就可以解决,且信用信息具有公私交融的特点。

第三,“对事调整”综合立法的发展趋势。在立法层面,“对事调整”的综合性立法大量存在,它可以通过综合立法兼容私权利主体和公权力主体以及公法性质的条款和私法性质的条款,这为制定公私融合的社会信用法提供了现实基础。

五、立法方案选择的“立”与“破”

(一)本文选择的立法方案:适度整体化“折中”立法模式

基于当前诚信价值观的公私一体要求以及当前社会信用建设的现实实践,整体立法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立法模式。整体立法方案可以概括为“大法”和“折中法”两类立法模式。其中,在学理层面提出的社会信用法“大法”模式,尚不具备丰富的法治实践基础,更多还是一种学术理想,缺乏转变为现实立法的必要条件。因此,未来的社会信用法应当将适度整体化的“折中”立法模式作为优先考虑的方案。

第一,针对信用客体进行规制的立法进路,形成类型化的立法规制逻辑。社会信用法在形式上可以同时包容经济信用和公共信用两类制度,在立法结构上可以按照“整体立法、分章规制”的思路,在社会信用法中分设“经济信用制度”“公共信用制度”两章,从而体现两类制度各自的运行逻辑和法治要求。确立信用信息传递和利用的基础性地位。社会信用法应当以信用信息规制为切入点,以促进信用信息的传递和利用为重点,形成信用信息采集、归集、共享、披露(公开或查询)等重要规则体系。对公共信用制度中的失信惩戒机制进行重点规制。与失信惩戒措施前后相续的信用修复机制,也同样是立法的重点。

第二,针对信用主体进行规制的立法进路。社会信用法对公权力主体信用问题进行法律调整,其基本定位是:其一,对公权力主体诚信价值观进行宣示性、原则性规定,阐明公权力主体诚实守信的基本法律价值观。其二,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包括信用信息传递机制、失信惩戒机制、信用评价和监督机制等。在社会信用法中专设“政务诚信与司法公信”一章,对公权力主体的信用建设进行规则配置,使之成为调整公权力主体信用问题的顶层法律依据。

(二)分别立法模式的缺陷与不足评析

从社会信用立法的发展方向来看,“中法”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不能很好地反映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小法”模式主张在立法中切割开信用的两个衡量维度,甚至将信用等同于狭义上的金融或经济信用,不符合我国社会信用建设实践和信用立法趋势,将导致社会信用立法的高度“碎片化”。

六、结论

社会信用法的目的是将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对于诚实守信价值观的要求予以法律化,其立法方案乃至于制度构建,也必须回归到现实的经济社会变迁背景中,寻求最为妥当的解决方案。当前社会信用法立法之难,并不在于立法技术的匮乏或构建具体规则的困难,而在于法律如何在抽象理念与现实场景之间寻求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社会信用立法亟需通过对现实场景的定位探寻更多的法治共识,“折中”立法模式是对当今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现实场景的真实回应,也有着更强的表达力。



(本文文字编辑萨日娜。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王伟:《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载《中国法学》2021第1期。
【作者简介】王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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