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炳斌:论《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蕴含的权利
2021年7月19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民事权利   个人信息
[ 导语 ]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新兴的重大问题。我国学界在个人信息权利能否成立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一方面,《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民事权利章”或“人格权编”,另一方面,其又没有明确地在个人信息后面加上一个“权”字。在《民法典》所确立的通常情况下信息处理者征得信息主体同意的义务下,是否存在对应的权利?若可以从义务中反推出权利,那么《民法典》通过义务性规则间接赋予自然人权利与授权性规则的直接赋权模式有何区别?个人信息的权利化保护除公认公知的保护自然人人格尊严和自由发展的意义之外,还存在什么社会意义?对此,南京大学法学院吕炳斌教授在《论〈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蕴含的权利——以分析法学的权利理论为视角》一文中,探讨了《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蕴含的权利及其内涵,进一步为承认个人信息权提供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
一、“征得同意”义务所对应的权利

《民法典》第1035条第1款第1项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这一“义务性规则”的表达下,是否存在对应的权利?对此,有必要从法理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一般原理说起。

(一)分析法学权利理论中权利和义务的关联性原理

边沁认为,除了“无益的”和“利己的”义务之外,所有民事义务都有与之相应的权利。他认为,权利主体未必是具体的个人,可以是社会公众或由部分人组成的群体,其关键在于权利人从义务人的行为中受益。即权利和义务通常具有相关性,只要这种义务的履行可以产生利益,并且这种利益将被他人获得。

奥斯丁将义务分为“绝对义务”和“相对义务”。“绝对义务”等同于“没有对应权利的义务”,而权利和相对义务具有关联性和相对性。作为权利和义务相对性的例外情形的绝对义务依据直接或最近的目的可分为自我关怀的义务、对整个社会或全人类的义务以及不针对任何一个人或一些人的义务。

霍菲尔德将严格意义上的权利与特权、权力、豁免权这三者进行了区分:权利是针对他人的肯定性主张权,特权是一个人免受他人主张权约束的自由,权力是针对他人对特定法律关系的肯定行控制力,豁免权是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免受权力约束的自由。在其区分之下,权利和义务、特权和无权利、权利和责任、豁免权和无资格分别构成对应关系。

凯尔森认为权利是相对方义务的体现,并将之称为“反射权利”(权利是义务的反射)。同时,他也指出,有些义务不存在对应的“反射权利”,如人类对动植物所承担的一些义务。简言之,权利和义务具有通常意义上的对称性、关联性,而对非人的义务、对世义务属于关联性原则的例外。

哈特也承认一般意义上权利和义务的关联性,但两者相关的关键特征在于权利人对相应义务的全部或部分的法律控制力而非福利或利益。他还指出,义务性规则是初级规则,在原始社会、初级社会就可以存在,具有不确定性、静态性和无效性的不足,需要授权性规则的补充。义务得以履行的社会压力在民法领域由私人掌控,源于“私人拥有与义务相关的权利”。

拉兹将权利定义为“当且仅当X可以享有权利,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X 的福祉(他的利益)是使某些其他人有义务的足够的理由时,‘X 才具有权利’。”“可以享有权利”提出了对权利主体的资格要求,将人之外的动物排除在外;后句则表明,在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拉兹认为权利和义务之间构成正当性的证明关系。

(二)权利和义务关联性的原则和例外之归纳和澄清

1.权利和义务的关联性原则

权利和义务的关联性大致可理解为:第一,权利是义务的反射。第二,权利和义务在结论上存在对应关系。第三,权利和义务还构成正当性证明关系。第四,从正当性证明关系中,也可进一步挖掘出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目的和手段关系,即“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第五,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义务,义务履行的压力也源于私人的可执行的相应权利。

2.权利和义务关联性的例外情形

将不对应于权利的义务类型称为“对世义务”是最为恰当的。对世义务是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或社会群体承担的义务,这是一种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义务,这种义务旨在保护群体的利益,而抽象意义上的群体并不能作为权利的主体。

(三)《民法典》第1035条第1款第1项下义务对应的权利

《民法典》第1035条第1款第1项要求处理个人信息的“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当然,法律、行政法规可以基于特殊的正当性理由豁免这种义务。此处所确定的义务具有明确的相对人(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从而不属于“对世义务”,应该存在对应的权利,即自然人同意与否的“决定权”。

无论在利益论、意志论或复合论下,都可以理解个人信息上的决定权。决定权意味着权利主体有选择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这在意志论下是一种权利毫无问题。在利益论下,决定权是在保护个人信息中的人格利益。复合论下,权利可以理解为特定主体对某种利益的控制之力,而决定权正是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及其利益的控制。

二、义务性规则与授权性规则的区别

(一)《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性规则和授权性规则

《民法典》第1035条第1款第1项是义务性规则。与此相反,第1037条采取的是授权性规则的表达:该条第1款后半句和第2款明确采取了自然人“有权”的表述,赋予了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更正权和删除权;该条第1款前半句虽然未使用“有权”字样,但使用了“可以”一词,授予了自然人访问权。

(二)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性规则与授权性规则的区别及意义

第一,从规则本身的特点来看,义务性规则需要授权性规则的弥补。但一个新权利的诞生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和时间的酝酿。在《民法典》立法之时,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自决权存在较大争议,立法者选择了先行确立对义务人的行为规范指引。随着未来对个人信息利用的决定权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才有可能形成授权性规则。

第二,授权性规则下,权利对应的义务是动态、开放的;义务性规则将这种义务予以封闭和固定。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意规则采取具有封闭和固定特征的义务性规则,可能是为了限制义务更新、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扩张性,一定程度上是对决定权的弱化保护。这对处于发展初期的个人信息收集和加工产业较为有利,体现了一种立法上的博弈结果。

第三,二者对行为指引和行为限制的确定程度上存在差异。“义务性规则是对行为的确定性限制,而授权性规则是对人的行为的相对宽松一些的限制”。同意规则采义务性规则,表达出来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为确定,对行为的指引和限制程度也更为明确。

第四,二者在作为行为规范的强制程度上也存在差异。一般认为,授权性规则具有任意性,而义务性规则具有强制性。《民法典》通过直接施加义务的方式,更为确定和强制地保障了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被收集和加工的知情同意权;而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则具有任意性,行使与否取决于权利人的意志。

第五,二者体现了秩序导向和自由导向的差异。义务通过直接且明确的行为约束,体现着秩序导向;权利则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功能体现了自由导向。为克服个人信息利用的秩序混乱,知情同意规则以义务性规则的形式呈现。

第六,二者在主体预设上存在差异。一方面,知情同意规则的预设主体是个人信息处理者,这更符合个人信息处理的实践。而访问、更正、删除的权利需要个人信息主体发起,相关规范也以个人信息主体为立场。另一方面,征得自然人同意这一义务是否履行、是否被违反是立足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立场进行违法性判断,能推动行业惯例的形成。有关个人信息的访问、更正、删除的权利是否被侵害的判断关注权利本身,对方行为违法性只是判断侵权的一个方面。

第七,义务性规则体现的“义务法定”是一种比“权利法定”更为严格的法定主义立场。权利的法定主义下,相对方的义务仍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义务性规则下相对方的义务是固定的,权利人丝毫没有自行设定权利或为相对方设定义务的空间。发掘义务性规则中蕴含的权利,并不违反人格权法定主义。

三、承认个人信息权的社会意义

除现有文献公认公知的个人信息权利化保护对于自然人的人格保护的意义外,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私权保护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首先,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将激励公民的社会参与,促进个人信息的供给。其次,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公共活动空间,保障社会公众的行为自由。再次,公民参与、互相尊重对于市民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个人信息的权利化保护有利于构建基于个人自治能力的社会秩序。最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会促进保护个人信息的技术措施的研发,促进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结论

《民法典》虽未使用“个人信息权”一词,但基于权利和义务的关联性原理,可以推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决定权。《民法典》第1037条更是直接通过授权性规则赋予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个人信息权是绝对权。同意权、访问权具有绝对排他的效力,具有明确的内涵和界限;更正权、删除权是人格权请求权,虽然具有相对性,但本质上附属于其旨在保护的本权。未来,我国相关法律可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权利的内涵和外延。



(本文文字编辑潘宇。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蕴含的权利——以分析法学的权利理论为视角》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吕炳斌:《论〈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蕴含的权利——以分析法学的权利理论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吕炳斌,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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